姚淦铭：论王国维对程瑶田学术的承继

如果说王国维一生旨在建构一座辉煌的学术殿堂，那末其中的一块基石便是从程瑶田的学术中融铸而来。对于这位乾嘉时代的著名徽州学者、皖派之学的大儒，王国维作出过极深入的研究。其于论著中时有评述，而且又卓越地批判继承，将程氏学说之精蕴在新的学术时代下开拓光大，取得了超迈前哲的成就。这是值得加以探索的，不仅是对王国维的研究，而且对近代学术史的流变、学术研究方法论等探讨，均有其价值。然而鲜见专文阐论，兹为梳理，请读者批评。

一，王氏睿识程氏的学术地位。程瑶田(1725-1814)，一字易畴，清安徽歙县人，乾隆庚寅举人，任太仓州校官，曾与戴震、金榜同学于江永，笃志学问，尤长于名物考证，而于礼制、训诂、象数、水地、声律、谷实之学皆精，著有《通艺录》四十二卷。王国维以整个清代学术史为广阔背景，高度评价了程瑶田的独特的学术地位。在《国学丛刊序》里，王氏称道：学术“天道剥复，钟美本朝，顾阎浚其源，江戴拓其宇，小学之奥启于金坛，名物之赜理于通艺。”他又在《周代金石文韵读序》里热情洋溢地颂扬：“自汉以后学术之盛，莫过于近三百年。此三百年中，经学史学皆足以陵驾前代，然其尤卓绝者则曰小学。小学之中，如高邮王氏、棲霞郝氏之于训故，歙县程氏之于名物，金坛段氏之于《说文》，皆足以上掩前哲。”近世学者中很少有象王国维这样极高评判程氏的学术成就与地位的，王国维则推崇备至。一是，在王氏看来，程氏应属清代最卓越的若干位大学者之一，即可以和顾炎武、阎若璩、江永、戴震、段玉裁、高邮二王等比肩而立，在《王复斋钟鼎款识中晋前尺跋》中王氏就直称程易畴、阮文达等为“国朝诸大家”。海宁王氏视程氏为清代第一流的学者，其学不亚于段王之学，然而即使在今天学者们的有关著作中鲜见象王氏这样去评价程氏的。二是，在王氏看来，程瑶田的学术功绩在于开拓了一个新的学术区域；《说文》研究的拓新是段玉裁，训诂研究的拓新是王念孙，名物研究的拓新则是程瑶田。王国维始终重视为学术开拓新区域者，就象他评论孙诒让的《契文举例》一样，“其所释之字虽多误，考证亦不尽然。然大路椎轮此为其始”，“以其为此学开山更特别重之。”王国维同样于程氏之学多有驳正，但深赏其开发奥窔的业绩。三是，王氏极重程瑶田的《通艺录》，赞扬“名物之赜理于通艺”，充分肯定其学术价值。群书中之名物，所在皆是，由于岁月递更，言语流变，名物异称，制度变迁，名物考证是相当复杂而棘手的，但是程瑶田探赜索隐，对众多的名物确证，读一读四十二卷的《通艺录》即知不仅是博大亦是精深。王国维曾屡屡赞叹“易畴之聪明”、“妙悟”，不为虚美。王国维正是看到了《通艺录》中跃动着一位大师的聪明妙悟的心灵，凝聚着他的杰出的才智。然而王国维对于程氏学术的研究，不仅驻足于这一层面上，而是踵武前修，大畅厥旨，推进到一波澜壮阔的学术境界中去。王氏不仅于程氏之学，余如于清顾炎武之学、段王之学、吴大澂、孙诒让之学等等，都经历了一个由继承批判乃至宏扬光大的逻辑进程。这也正是王国维学术研究中的极其卓绝的地方。

二，王氏将程氏博考名物的区域向更广更宽的新字拓展。《通艺录》显示了程氏涉及了广泛的区域，其中考名物、典章制度，如《释宫小记》、《考工创物小记》、《宗法小记》、《仪礼丧服文足徵记》、《磬折古义》、《沟洫疆理小记》、《禹贡三江考》、《水地小记》、《解字小记》、《声律小记》、《九谷考》、《释草小记》、《数度小记》、《释虫小记》、《乐器三事能言》、《果蠃转语记》、《仪礼经注疑直》等等，内容相当丰富。王国维承其遗绪，广为拓展。从古代建筑言，王氏撰有《明堂庙寝通考》；从古代礼乐言，王氏撰有《释乐次》、《周大武乐章考》、《说勺舞象舞》、《汉以后所传周乐考》等；从古代水地言，王氏撰有《宋刊水经注残本跋》、《永乐大典本水经注跋》、《明钞本水经注跋》、《鬼方昆夷狁考》、《西胡考》、《西域井渠考》等；从古代政治制度言，王氏撰有《殷周制度论》等；从古代度量衡言，王氏撰有《晋前尺跋》、《六唐尺跋》、《宋三司布帛尺跋》、《记现存历代尺度》、《新莽铜西权跋》、《新莽嘉量跋》、《莽量考》等；从古代衣服及绢帛言，王氏撰有《释币》、《胡服考》等；从古代文书言，王氏撰有《简牍检署考》等；从古代金石言，王氏撰有《说斝》、《说觥》、《说盉》、《说彝》、《说俎》、《释觯卮觯》、《魏石经考》等；从古代植、动物言，王氏撰有《尔雅草木虫鱼鸟兽名释例》等。如此者再，不能悉举，但既可以看到王氏与程瑶田之间的联系，又可以看到王氏将名物、典章制度的考证流转到更广阔的领域。王氏比程瑶田看到了更多的文物，这当然是时代使然，如甲骨、新出的铜器碑碣、西北简牍，敦煌文书、内阁大库的书籍档案等。但更重要的是王国维在研究程氏之学中强化了名物考证的意识，练就了对于名物考证的敏锐性，深蓄了名物考证的素养；因此一旦接触到这一“新发现时代，自古以来，未有能比者”（王氏语），便全力研究之，意气风发，成果累累。

三，王氏将程氏阐论精确的方法向更邃密的方向发展。程瑶田持论之精，向为学者所赞赏。王念孙在程氏《果赢转语》跋语中称道：“（与程瑶田）相与商榷古义者四十余年。先生立物之醇，为学之勤，持论之精，所见之卓，一时罕有其匹。”王念孙治学尤以精密著称，他论程瑶田“持论之精”，确为行家之评。如程氏《释宫小记》博考群书，求诸文字声韵之原，确定栋梁本义。栋杗之半在上者，楣杗之半在下者，梁其楣之廇者。以是知今之所谓栋，极之横材。今之所谓梁，拼之正材。以今释古，极有见地。其它如《九谷考》、《释草小记》、《释虫小记》皆阐论精警，其《果赢转语》王念孙更推为“实为训诂家未尝有之书，亦不可无之书也。”程瑶田曾说过：“双声迭韵之不可为典要，而唯变所适也。声随形命，字依声立；屡变其物而不易其名，屡易其文而弗离其声；物不相类也而名或不得不类，形不相似而天下之人皆得以是声形之，变遂靡或弗似也。”斯论诚为卓识。程氏名物探求，能综合形、声关系，观其变与不变关系，睹其会通，穷其变化，一声之转，触类旁通，则王国维继承发挥在他的名物典章制度的考证之中。王国维的《尔雅草木虫鱼鸟兽名释例》即与此旨契合。“雅俗古今之名，凡同类之异名，与异类之同名，往往于其音义相关”，从而多发前哲之未发，被许多学者亟称赞之，杨树达在《积微居小学述林》中说：“海宁王国维撰《草木虫鱼释例》，于声义相通之故，摘发无遗，又其至精者也。”同时王国维不仅继承程氏考证中博贯群籍求其精密的方法，而且进一步发展至著名的二重证据法，不仅用群籍而且用出土文物加以交互验证，其许多名篇均是这一方面的运用结果，如《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简牍检署考》等等。不仅于此，王国维自觉地融汇西方学术方法，更趋邃密。在《毛公鼎铭考释自序》中，他就论方法有：“考之史事与制度文物，以知其时代之情状”；“本之诗书，以求其文之义例”；“考之古音，以通其文化之假借”；“参之彝器，以验其文字之变化”；反复推求，从而织成一严密的逻辑推理的网络，这可见王氏邃密考证之情状。因此，王氏《观堂集林》出版“六十年来”，“凡读通《集林》的，莫不交口称赞他的学精识绝。”

四，王氏治学象程氏一样注重“妙悟”，得其理。《礼记·学记》：“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治学历来推重焐解。王国维天禀极聪明，罗振玉在《松翁自叙》中赞云：“忠悫资禀敏异，所学恒兼人。”而聪明人尤识聪明人，王国维亟称程瑶田之“聪明”、“妙悟”。如在《古磬跋》、《汉南吕编磬跋》以及在致罗振玉的信中，王国维数次说到：“余谓程君磬折之说，诚妙焐绝人，磬氏、车人之制至是始得确解”；“程君磬折节之解，诚妙悟绝人。”程氏著《磬折古义》云：“磬折之，义明于天下也久矣。磬折之不明由倨句之义不明也。”《周礼》中：车人为耒，曰倨句磬折；人为皋鼓，曰倨句磬折；匠人行奠水，曰磬折以参伍；而磬氏为磬，倨句一矩有半。郑玄所注未能解决“磬折”古义，程瑶田则反复寻绎，反复推算，从而妙悟通达，磬折者即为一矩有半。程氏发现不是从长度去考察之，而是从“矩”去审谛（用今天几何原理去看，则所谓一矩有半，即是角度为 90°+45°=135°，当然程氏没有用角度去说明，而是从矩去推算），从而解决自郑玄几千年未决之疑迷。程氏批评郑玄：“总之，郑君于车人一记，囫囵看去，未能分别其起例有二道：起例于半矩者，为凡造物发敛不同形，是为倨句之例；起例于半柯者，为凡造物修短无定数，是为尺寸之例。是故倨句之例，不可以尺寸言，故以半矩一矩加半而数之，尺寸之例则必纪之以数，故曰柯长三尺，以为半柯一柯三柯之定限。呜呼！差之毫厘，缪以千里，更何论凿枘方圆之不相入耶？尝试论之，古人文章密緻，节次分明，而脉络连属，如‘车人’全经，须划开作三段看……。”王国维之所以连连称其“妙悟绝人”，是因东汉儒学大师未悟而程氏悟之，千年来学者未能悟而程氏悟之，因此此“悟”，乃为“妙”，乃为“绝人”。而程氏之“妙语”又从何处而来？王念孙跋衙中有一段话值得玩味：“其所著《丧服文足征记》、《考工创物小记》、《沟洫疆理小记》及《磬折古义》、《九谷考》、《乐器三事能言》皆足正汉以来相承之误，其它说经诸条载在《通艺录》者，皆熟读古书而得之，一字一句不肯漏略，故每立一说辄与原文若合符节，不爽毫厘，说之精皆出于心之细也。”（重点号为引者所加）可以说王国维于此道是于程氏有过之无不及，其心细如发，熟读古书典籍而能目光透过纸背，且勤加思考，每每妙悟，别出手眼。他的许多名篇，往往是从别人习而不察的地方，从读书寻间中辟出新天地出业来，《尔雅草木虫鱼鸟兽名释例》如此，《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如此，《胡服考》如此，不胜枚举。治学中的悟是极其重要的一环节，我们可以从程瑶田、王国维处多多借鉴之。熟读深思──悟通──妙悟，只要方向对头，坚持不渝，虽愚也必能历此三阶，进入“妙语”的境界的

五，王氏发扬程氏治学中的“目验”方法，注重调查研究。程瑶田治学能持论精确的又一途径是特重目验、实验。其撰《释草小记》，重实验、目验则“为近世注疏家不及”（胡朴安语），其中十余篇，皆取证于目验，如黎取证山西农人之说等等。其撰《释虫小记》，就说过“陈言相因，不如目验。物类感化，诚亦有然”。程瑶田因螟蛉蜾赢之义和陶弘景、范处义研究的结果以及汉魏诸儒之说完全不同，为一个螟蛉长期反复多次观察，不厌烦难，有见必录。其撰《九谷考》也常询问农民，调查研究。这一方法亦为王国维继承发扬。王国维发现程瑶田“磬折之说，诚妙悟绝人”，但“由人之磬折以推磬之直悬，则恐不然”，为证实自己的观点，王氏“用磬氏股二鼓三之比补之（指“汉南吕编磬”，引者注），试作一木磬悬之，则其鼓向外，不能直悬”。关于这一试验，王氏记载在1918年10月12日致罗振玉的信中，同时又写入《古磬跋》与《汉南吕编磬跋》中。又如王国维早存考证《散氏盘》之愿望，但也非常谨慎、久未下笔，因为他认为“非知此器出土之地，则其中土地名无从臆说也”，然此盘“出世已逾百年，世绝无知其渊源者。”但王氏发现《克鼎》与《散氏盘》中地名彼此有关，若能知《克鼎》出土地，亦可推知《散氏盘》。为调查《克鼎》出土地点，王国维前后曾经过十多年的努力。他自况道：“《克鼎》出较后，器较钜，世当有知之者，访之十余年，莫能答。庚申冬日，华阳王君文涛言，顷闻之陕人言，《克鼎》出处在宝鸡县南之渭水南岸。”从而王氏成功地考证了《散氏盘》，而这正有赖其十余年的访问调查。又如王国维撰《肃霜涤场说》，认为“肃霜”、“涤场”皆互为双声，乃古之联绵字，不容分别释之，因考得《诗》之“涤场”则为肃清之义，“九月肃霜”，谓九月之气清高颢白而已。至十月则万物摇落无余矣，与蹙发、栗烈由风寒而进于气寒者，遣词正同。王国维又以亲身体验证明之：“癸亥之岁，余再来京师，离南方之卑湿，乐北土之爽塏。九、十月之交，天高日晶，木叶尽脱，因会得肃霜、涤场二语之妙，因为之说云。”这又是一种实际验证。又如王国维撰《说环玦》，既考证环非一玉所成，玦则环缺其一，又目验罗振玉所藏古玉，共三片，每片上侈下敛，合三而成规，片之两边各有一孔，古盖以物系之。王氏认为正合古之环之情况。诸如此类，王国维的目的正为了学术研究的正确与实事求是，这是值得学者效法的。

六，王氏发扬程氏治学中敢于批判权威的精神，有胆有识。程瑶田是位颇具胆识的学者，不为经传注疏所束缚，而旁搜曲证，多方确考。程氏撰《仪礼丧服文足征记》纠正东汉郑玄注《礼》之失；撰《磬折古文》批评郑氏读书囫囵未明；撰《禹贡三江考》谓《禹贡》扬州的三江实只一江，以订正郦道元《水经注》，如此等等。在《通艺录》中闪烁着程瑶田的批判精神，而程氏是在卓识的基础上去批判，因此以其真知灼见显示其价值。王国维则站在一新的历史高度，正如顾颉刚早在1928年就说的，“静安先生虽然比我们这辈人大了二十年左右，但他的头脑很清楚，他从少年时就看外国文书籍，对于世界潮流哪会不知道”。因此“静安先生驳许慎、驳郑康成，他都不以为然，说他太胆大了，难道研究学问不该胆大吗？”顾颉刚甚至这样说：“他（王国维）对于学术界最大的功绩，便是经书不当作经书（圣道）看而当作史料看，圣贤不当作圣贤（超人）看而当作凡人看。他把龟甲文、钟鼎文、经籍、实物作打通的研究，说明古代的史绩，他已经把古代的神秘拆穿了许多。这和一班遗老们迷信古代，将‘圣道、王功’常挂在嘴边的，会相同吗？”顾先生很深刻地透视到王国维的胆识与功绩。确实，王国维始终是以一种批判审视的态度去审察前贤的学术，在《观堂集林》中对于许慎、郑康成、戴震、段玉裁等等学术大师都是批判地加以继承。被清学者视为无上权威的《说文》，王国维屡屡揭示其形体的错误、声类的错误、展转的错误、全书的错误、古文本字被误分误合的错误。对于一代朴学宗师戴震，王国维既颂赞其“学问才气；固自横绝一世”，又深刻批评他“然自视过高，骛名亦甚，其一生以心力专注于声音训诂名物象数，而于六经大义所得颇浅。”同样，王氏于程瑶田之学术亦是批判地继承。如王国维撰《王复斋钟鼎款识中晋前尺跋》中指出，晋尺未有传者，世所谓晋前尺，拓本皆出于《王复斋钟鼎款识》。程瑶田谓以莽布校之，毫发不爽，遂定为真晋前尺，而实际上是宋高若讷所造；而正因用莽布所造，则自无不合之理，国朝诸大家如程瑶田、沈果堂、阮文达都定为真晋尺，王国维始驳正之。王氏叹曰：“以易畴之聪明而尚为所欺，殊不可解！”又如程瑶田认为古磬应直悬，并反复审述阐论，撰作《磬鼓六证记》、《磬鼓直悬证七记》、《磬鼓直悬证八记》等。程氏认为，《曲礼》上有“立则磬折垂佩”，以磬折状立容，若今悬磬如覆矩则是葡匐之容，非辞矣。并云：“瑶田既考是所悬之孔，乃悬之以磬其鼓，而其值中绳焉，然后叹圣人制作之精妙，无有伦比，而股之命名乃如人足之有股屈，而横出于膝之上矣。”王国维于程氏之说多次驳正：“钟既侧悬，磬亦可知。永（即王国维，引者注）谓其末向外者，即受击之处也。尊藏（指罗振玉，引者注）殷虚石磬，其完者三，观其孔之位置，知其悬时其锐耑必侧向外也。因此知易畴先生磬折之解固为旷古妙悟，而古磬直悬之说，则未免推人磬折之容以拟钟在悬之状矣（人之磬折，但倨句同于磬耳）。”“钟磬之鼓外向，于击者为便，此商周古代之磬无不然，然则程君之说，固不尽可据也。”有目验，又有模型试验，又加理性分析，王国维推翻了程瑶田屡次申述但却不能成立的“磬鼓直悬”说。有时王国维又指出程瑶田所说虽精确，但前人已有论析，如在《宋代之金石学》中王氏就说：“古戈戟之援皆横刃，非直刃，近世程氏瑶田始于《通艺录》中译论之，然宋黄作《铜戈辨》已为此说。”类如此等，王国维虽极赞程氏之《通艺录》，又时时处处以批判的目光审察，真可谓爱其书其人，但更爱真理，这正是大学者王国维的学术风格。

七，余论。罗振玉曾在《观堂集林·序》中如此评述王国维：“余谓征君（王国维，引者注）之学，于国朝二百余年中，最近歙县程易畴先生及吴县吴斋中丞。程君之书以精识胜，而以目验辅之，其时古文字、古器物尚未大出，故扃涂虽欲，而运用未宏。吴君之书全据近出之文字、器物以立言，其源出于程君，而精博则逊之。征君具程君之学识，步吴君之轨躅，又当古文字、古器物大出之世，故其规模大于程君，而精博过于吴君。海内新旧学者咸推重君书无异辞。”罗氏之评相当精辟，殊中肯綮，发现了王氏之学与清代程瑶田、吴大澂之间的密切关系。这一点在罗氏之后研究王国维的学者中尚未予以充分的重视；当然罗氏之论未加周详论析，更未能以新的时代意识加以观照。王国维从程遥田、吴大澂等清代学术大家而来，又超越了他们，是站在一个新的学术时代的高度从广阔的学术视野中去创造发明。他有极聪颖的天资，极勤劬的劳作，然而有更强烈的创造意识，更瑰伟的学术理想。他能充分利用时代给予的优惠，又能广博地继承学术遗产。他既站在前代学术大师的肩膀上，又置于新时代的历史高度上，惟其如此，王国维的成功是光辉的。今天学术研究的条件更优于王氏，前哲的学术遗产更富裕，我们更应该超越以往。本文所论，或许能从王国维于程氏之学研究中看到值得效法的一榜样，从中或许可以汲取诸多智慧、力量与启迪！

作者 | 姚淦铭

来源丨《江淮论坛》1994年第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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