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力喝酒，用力战斗，用力爱丨海明威诞辰120周年

撰文 | （美）莱斯利·M.M.布鲁姆

摘编 | 寇淮禹

1921年底，21岁的海明威来到巴黎，他带着新婚妻子哈德莉，他尚且默默无闻，但他已经决意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他知道自己需要学习的还有很多，但是对于他想要达到的成就，他有着强烈的意愿，并且步步为营，向目标前进。

此时的他尚且无从知晓，距离《太阳照常升起》的出版和大获成功，还有五年的日子要捱。他年轻、孔武有力、有才华、有魅力，在文学界获得声名似乎并非不可达成之事。

海明威有着不容忽视的才华，但是他更有着难于解释的个人魅力。这魅力也许来自他酷酷坏坏的劲头；也许来自他那无尽的热情——冰镇白葡萄酒，斗牛，将刚从塞纳河里钓来的鱼油炸下锅，所有这些都可以让他高兴不已，也能感染旁人；他还有着专注的倾听方式：认真、从不打岔。不论这魅力来自哪里，事实证明，即使是交际广泛的文学大家，也对海明威没有什么抵抗力——即使在他什么小说都还没有发表的时候。

到巴黎几周后，海明威就俘获了现代主义的两位巨匠，格特鲁德·斯泰因和埃兹拉·庞德。在众多扶助海明威的大师之中，他们是最早伸出援手的两个，可能再也没有别的作家会如此受到前辈的青睐。海明威不是那种卖弄魅力、无所事事的人，他的魅力来自他的目标以及他力图达成目标的努力。这些名流把年轻的海明威邀请到自己家里去，把所知的一切传授给他，把他打造成一个小有所成的现代作家的样子，这是海明威梦寐以求的。他与他们一同喝茶、饮酒，自始至终用心看着、听着。

海明威1923年的护照照片。

尽管有贵人相助，海明威自己也在努力奋斗，但他就是无法取得突破。到了1923年，他快要被逼疯了，似乎每周都会有一篇菲茨杰拉德的短篇新作问世，但就是没有人愿意发表海明威的小说。

在长篇小说的创作上，海明威至少经历了三次失败的尝试。他感到自己在《多伦多星报》的记者工作占据了太多可以用来写作的宝贵时间，而且他担心新闻写作在耗散着他的文学才华。他辞掉记者工作，接着便不得不受穷：没钱买炭，家人在室内要多穿一件毛衣保暖。

他饱受文思枯竭之苦，有时整整一上午只能在纸上挤出几句话；他还总是担心文坛新秀会超过他——每当他把自己的笔法打磨得更好，他便开始害怕别人会偷走他的新风格，抢在他前面搞出动静来。

终于，当杜芙·特怀斯登夫人，这个放荡、沉溺酒色的英国女贵族前来巴黎寻找临时情人之时，海明威的机会到来了。1925年的夏天，海明威去西班牙参加潘普洛纳的圣佛明奔牛节，杜芙·特怀斯登夫人跟他一同前往。海明威似乎渐渐迷上了特怀斯登，但是她另外两个同行的情人让事情变得极为复杂。

这次出行很快变成一场纵酒无度、争风吃醋、同室操戈的闹剧。海明威心里有什么被触动了。他意识到，自己可以用这些素材写出一个喜闻乐见的故事：节庆期间发生的每一桩不伦勾当、每一次冒犯、每一次得不到回应的单相思，都将获得严肃的文学价值。

一年后，《太阳照常升起》出版，大获成功。在这本书中，早已存在的一系列主题——饮酒寻欢、宿醉、偷情和背叛，在一种新的面貌之下出现：实验文学。这些被高尚化的不良行为震动了文学界，进而定义了海明威这一整代人。

此前，定义时代的是菲茨杰拉德的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是爵士时代的圣经，激励了人们用生活模仿艺术，很多人根据菲茨杰拉德笔下的人物来重塑自我形象。现在《太阳照常升起》提供了一个新剧本和一个新标签——迷惘的一代，它成了当时青年文化的新指南。

莱斯利·M.M.布鲁姆《整个巴黎属于我》一书，生动再现了海明威的巴黎岁月，我们看到他的努力、他的自我怀疑、他的良师益友和他的对手，我们看到他文学事业的展开和情感生活的波浪，看到《太阳照常升起》的前前后后。

《整个巴黎属于我》，（美）莱斯利·M.M.布鲁姆 著，袁子奇 译，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1月版。

下面的内容选自《整个巴黎属于我》一书第二节《席卷奥林匹斯》，经中信出版集团授权刊发。内容展现了海明威在巴黎一边应对生活的琐事，一边拓展交游，磨砺文笔，力图在文学界挣得一席之地的努力，从中我们得以窥见大部分写作者都要面对的难题：维持生计，以及获得文学圈的接纳。

终其一生，人们对他不是崇拜，就是反感

多年后，海明威一位同在巴黎的记者同事回忆说，“他是一位行为古怪但显然聪明过人的青年”。另一位美国记者认为海明威是“某种阁楼上的天才”，不过他隐隐带着轻蔑的暗示说，即使海明威在自己的文章里鄙视咖啡馆中的那些人，他结交的也还是那些人。在巴黎的媒体圈里，没有人对海明威持中立态度——终其一生，人们对他不是崇拜，就是反感。但是每个人似乎也能察觉到，他会有不凡的人生。

虽然海明威在同事中树立了不错的口碑，但到了1922年春天，他就厌倦了外国记者的生活方式。虽然这份工作比《合作共赢》的记者工作更光鲜，但是和那时一样累。

“我在这条文字流水线上挣每天吃的面包钱。”他对舍伍德·安德森讲——并未提及妻子的信托基金，其实那才是他们最主要的收入来源。他还向另一位朋友抱怨，他已经辛苦得快把打字机的色带磨穿了。

海明威担心的不仅是新闻工作会让他没有时间写作具有革命意义的小说，他甚至担心新闻报道本身会损害他写出像样散文的能力。诚然，身为记者，旅行为他提供了很好的潜在写作素材，从事新闻写作也教给了他如何在纸上有效地传达观点。他坦言：“在《星报》，你必须学会写简单明了的句子。”但是除此之外，新闻报道工作带来的只有破坏性的干扰。

“这该死的报纸活计正在一点点毁掉我，”他在写给安德森的信中说道，“但是我打算很快把这些全都抛开，花三个月做点儿别的。”

不巧的是，《星报》的编辑此时对海明威的工作印象深刻，开始派给他更重要、也更费时间的选题。他们把他派到欧洲的各个地方。那时的欧洲仍然没有走出上次大战的余波，同时也在积极地筹备下一场战争。在海明威立誓“把这些全都抛开”后不久，他便踏上了日内瓦采访之旅，奔走了将近一个月。

接着，他开始了持续一年的采访旅程，工作繁重而冗长，把他像乒乓球一般打来打去——他从米兰被调到日内瓦，接着又到了法兰克福。单单是日内瓦那一次，《星报》上就登出了至少23篇海明威所写的报道和文章。在伊斯坦布尔，他目睹了一支难民大军：25万色雷斯农民“浩浩荡荡，衣裳被雨水打湿，脚步蹒跚而沉重”，他们“在雨中迈着步子，离家越来越远……他们机械地向前走着，垂着头，目不转睛地盯着路面”，拖着脚步向马其顿进发。

在米兰，他采访了墨索里尼

（Mussolini）

，并警告读者，法西斯主义将带来一场灾难。他将“领袖”

（Il Duce，这是法西斯主义者们对墨索里尼的称呼）

的追随者们描述为“一群身着黑衫、腰佩尖刀、挥舞大棒、走路迅疾、年方十九、口无遮拦的爱国青年”。他为墨索里尼本人扣上了一个“欧洲牛皮大王”

（Europe's Prize Bluffer）

的称号，还说这位独裁者有一张不可信的嘴，尤其善于“用大词装饰小概念”。况且，“他穿黑衬衫的时候配白鞋罩，这似乎不太合适吧？即使历史上的人也不这么穿”。鉴于海明威非常年轻

（此时他年仅23岁）

，见识尚浅，他语中的自信着实令人惊讶，没有人把他当作一个毛头小子。

实际上，《星报》的编辑总是为海明威的选题留出很大的版面，并意识到这位记者本人也逐渐成了读者感兴趣的对象，于是着手为他打造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公众形象。当年

（1922年）

，报纸刊出了一篇相当长的文章，题目是“欧内斯特·M.海明威二三事：正在揭开欧洲盖头的人”，文章介绍了这位最近正在写作“非常有趣的文章”的人。这类文章中的信息也并非完全属实——有一篇告诉读者，海明威“在世界大战中和意大利军队搏斗”——但这并不是问题。现在，讲故事的人已经成了故事的一部分。

初抵巴黎时，海明威写信给舍伍德·安德森，说一旦夫妻两人安顿好了，他就会把那几张直通文学圈的“车票”寄给几位作家。“

（它们）

就像一支启航的船队。”海明威说。不过给那些最为重要之人的信，仍然握在他手里。

多数有志向上攀登的作家，可能都会不惜一切代价取得这些介绍信，以便被介绍给侨民作家中的“奥林匹斯诸神”——这是马尔科姆·库利给20世纪20年代巴黎核心创作圈中的作家们起的名字。西尔维娅 · 毕奇把这一群·带着光环的人称为“这伙人”

（the Crowd）

。他们是“某种贵族，在某种魔力的环绕下，几乎不会被推翻”，F.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小说中的一个人物后来评论说。

美国人源源不断地来到巴黎，争相想被介绍给“奥林匹斯诸神”，但在后者的眼中，这些人大多“并不值得搭理，除非你偶然想找点乐子”——一位先锋侨居记者、“圈内”的编辑哈罗德 · 斯塔恩斯

（Harold Stearns）

这样说。“这伙人”通常在私人住所或工作室里聚会，不去公共咖啡馆。对于很多有志成为作家的人、不顾一切想变得“值得搭理”的人，“这伙人”统统不屑一顾。

舍伍德·安德森通过西尔维娅·毕奇敲开了通往旅居作家核心圣殿的大门，但毕奇并不总会如此慷慨地开放自己的社交圈：她甚至曾经拒绝把乔治·摩尔引荐给詹姆斯·乔伊斯，即使当时这两位小说家都在她的书店里，相聚咫尺。来访者冒冒失失地来到格特鲁德·斯泰因家中，希望被接纳进她的聚会沙龙，却被看门者拦住，用法语或者英语简短地问：“请问谁是您的介绍人？”

在“这伙人”中，即使有些人的作品其实在商业上并不成功，却也知道自己被奉为神明，或者至少摆出了相应的举止。大西洋两岸的媒体常常把他们树立为现代性的前驱。如果你想知道未来是什么样子，你应该去看看斯泰因女士、巴勃罗·毕加索、曼·雷和他们的同道都在干什么。“这伙人”清楚地知道他们享有的历史地位，所以持续记录着他们圈子内部的世界以及每个人的动向。

众所周知，毕加索为格特鲁德·斯泰因画过像，而斯泰因给友人画过“文字像”，她声称这是一种先锋创作。曼·雷和贝伦尼丝·阿伯特给每位先锋人士都拍了照。“如果你入了曼·雷和贝伦尼丝·阿伯特的法眼，就说明你被当作了一个人物。”西尔维娅·毕奇回忆道。她的书店同时也被用来展览这些照片，虽不太正规，却足够让人心生敬畏。

有意思的是，虽然“这伙人”将巴黎生活视作他们种种文艺革新运动的底色，但是这些革新仍是主要属于美国人的运动。他们的共同体本质上

（如一位旅居作家所言）

是一个“位于欧洲的美国”。他们在巴黎出版了自己的英语杂志和书籍，这些出版物通常由美国资本运作，且意在赢得美国出版社的关注，以此获得一方美国舞台。“在巴黎，我从未见过哪个美国人不是在为美国的计划、目标或资源忙碌。”阿奇博尔德·迈克利什说道。

维多利亚时代过分雕饰的散文风格成了众矢之的

和不少旅居巴黎的美国作家一样，海明威降落在一场反叛的中心，维多利亚时代过分雕饰的散文风格成了众矢之的。凯·博伊尔

（Kay Boyle）

回忆道：“美国没有大众实验性质的、激烈反抗权威的写作流派，这也就是我们想要创造的。‘打倒亨利 · 詹姆斯！打倒伊迪丝 · 沃顿！……’那些自愿流亡的革命者高喊着。”

青年时期的海明威。

博伊尔是一位作家兼编辑，1923年来到巴黎。当然，对于像詹姆斯和沃顿这样统治文学界已久的君王，把他们拉下王座也就意味着要有新任君主荣登大宝。作家圈里处处都是勃勃野心和激烈的争夺。“城中最紧俏的是声名。”迈克利什在一首记录巴黎疯狂气氛的诗中写道。

当然，声名有的是，然后就有了名作。格特鲁德·斯泰因出名了，詹姆斯·乔伊斯也出名了。乔伊斯的先锋小说《尤利西斯》改变了很多“一战”后的作家。“1922年，我们还是流浪巴黎的青年，它就在我们的头顶绽放开来，那些词语和文句洒落在我们身上，就像送给语言的礼物。”《纽约客》的作家珍娜·弗兰纳回忆道。

但是，这部小说因为其中的色情内容

（从手淫到通奸）

而被认为是一本淫秽之书，在美国被禁止以书的形式出版发行，直到1934年才解禁。

（《尤利西斯》最终发售时，《纽约时报》的记者若有所思地评论道，“正当乔伊斯在青年作家群体中的影响力减退时”，这本小说的禁令解除了——真是有些讽刺。）

实验作家格特鲁德·斯泰因有自己的忠实读者，但是没有哪家美国商业出版社愿意碰她的那些大部头著作。

与他们不同，F.司各特·菲茨杰拉德是真的出名了。数以万计的人购买他的书。纽约一家最大、最有声望出版社——查尔斯 · 斯克里布纳父子出版公司，负责菲茨杰拉德作品的出版发行。他衣食无忧的妻子、金发女郎泽尔达·菲茨杰拉德已是流行文化的偶像。据说，泽尔达是“飞女郎”文化

（flapper culture）

的代言人。相比流行文化，她在“飞女郎”文化中的地位可能是海明威更想要的。不过，他打算把两者都收入囊中：既要对潮流中人的吸引力，又要大众的追随。

这是一个义无反顾、雄心勃勃的目标，但是海明威看到了机遇，怀抱着取胜的意志。

到了深冬时节，海明威觉得寄出舍伍德·安德森介绍信的时机已经成熟。他首先找到了作家路易斯·加朗蒂耶

（Lewis Galantière）

。这是一位博学的美国人，戴着一副眼镜，当时供职于巴黎的国际商会

（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

。早在海明威夫妇动身去欧洲之前，舍伍德·安德森就给加朗蒂耶写过信，向他保证，海明威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年轻人，“一个天赋超群的小伙子”。

加朗蒂耶非常好心，给海明威和哈德莉找了一处适合初来者居住的公寓。公寓在一栋四层楼中，租金一个月只要18美元，地址是乐牧安红衣主教路74号

（74 rue du Cardinal Lemoine）

，位于拉丁区的一处高地顶端。每层楼都有一个难闻的小便池。楼下有一家喧闹的供工人跳舞的舞厅

（bal musette）

，河边的小路上挤满了乞丐。

这是一个脏乱贫穷的街区，但是物价实惠，周围的文学氛围也不错：《尤利西斯》的一部分内容就是乔伊斯在71号房里写的，法国诗人保罗·魏尔伦

（Paul Verlaine）

也在这条街上的2号房里住过。礼尚往来，海明威邀请加朗蒂耶到雅各酒店打了几轮拳击，趁对方还没来得及防备，在他脸上打了一拳。加朗蒂耶的眼镜都碎了，但眼睛和脸却没有受伤，哈德莉觉得这真是个奇迹。

海明威接着联络了格特鲁德·斯泰因和埃兹拉·庞德，这两人都是过度修饰的老派文学的敌人。用西尔维娅·毕奇的话说，庞德是“现代主义运动公认的领导者”。他总是围着一条绣有“MAKE IT NEW”字样的围巾，骑着自行车穿过城市时，围巾就像旗帜一样在他身后飘扬。斯泰因和庞德都是非同凡响的人物，会让软弱的人们惊惧不已。而对于那些心智成熟、意图严肃并且足够有天赋的人来说，他们都是诲人不倦的导师。

海明威首先找到了庞德。庞德有“文学助产士”之名。20世纪几部最具爆炸性的文学作品，都是在他的帮助下开花结果的，比如T. S.艾略特1922年发表的长诗《荒原》

（“The Waste Land”）

就是经他之手编辑的。他也会促成那些天才之作的出版，并亲自为门徒呐喊助威、制造轰动。从1920年起，他就成了《日晷》的代言人和稿件收集者——《日晷》是一本总部在纽约的文学杂志，自称为“英语世界中文学批评的领导者”。

正是通过庞德百折不挠的斗争，《日晷》的编辑斯科菲尔德·塞耶

（Scofield Thayer）

才同意发表《荒原》，最终该诗在1922年11月的杂志上刊出。庞德也帮助过詹姆斯·乔伊斯，使他早期的短篇小说和第一部长篇小说《青年艺术家的肖像》得以在各种杂志上发表。也是庞德把乔伊斯介绍给了西尔维娅·毕奇，而毕奇勇气可嘉，在1922年把伤风败俗的小说《尤利西斯》以书的形式出版。另外，庞德还是《小评论》杂志的驻外编辑。这是一份展示实验写作和新兴国际艺术的重要杂志，它曾经连载过《尤利西斯》，也发表过舍伍德·安德森、格特鲁德·斯泰因和温德汉姆 · 刘易斯的作品。

安德森的推荐使海明威得以受邀去庞德的工作室喝茶。工作室位于田园圣母路

（rue Notre-Dame-des-Champs）

，庞德和妻子多萝西住在这里。海明威夫妇对这里印象深刻：屋里陈列着大量的日本浮世绘藏品，以及庞德妻子的画，这些艺术品都沐浴在柔和的阳光里。

初看上去，时年46岁的庞德不太可能会成为海明威的知心好友。海明威的童年是在钓鱼、打猎和野营中度过的，所以他散发着久经风吹日晒的男性气息。庞德则相反，几乎把时髦公子的作风当成了自己的常态。他总是穿着棉绒质的套装，以及花哨的、拜伦风格的衬衫，顶着恣意不拘的头发，最为显眼的“配饰”是又平又细的髭须、尖尖的山羊胡，还有一根手杖——他会用这三件东西强调自己所说之话的重要性。

他们第一次见面时聊了很长时间，有点儿像海明威和舍伍德·安德森在芝加哥初次会面时的情形。多萝西在一边忙来忙去，为他们上茶。海明威安静而专注地听着庞德的长篇大论。哈德莉估计海明威那天至少喝了17杯茶。这次会面为接下来的许多次会面拉开了序幕：可以聊的话题很多。关于创造惜字如金的语言，庞德有很多事情要叮嘱海明威。众所周知，庞德对于形容词的态度很严苛——形容词不可信赖。他还坚持认为，作家无论如何都不能使用多余的语词，也不能纯粹耽于描写。“别搞那么多场景”

（Don't be viewy）

，这是典型的庞德式告诫。

第一次见面后，庞德向海明威开放了他的海量藏书。对于那些即将成为作家的人，庞德会提供一份通用书单。古代名家的作品是必须读的，尤其是荷马和孔子，必须“通读”。但丁和伏尔泰也要研究——但是人们也有理由无视伏尔泰“在小说和戏剧上的几次尝试”。而且，当然咯，任何严肃而有抱负的作者，都应该阅读庞德的门生T. S.艾略特和詹姆斯·乔伊斯的作品，并且真诚地欣赏他们的天赋。

海明威表现出了很愿意成为庞德学生的样子，但是第一次见面后，他对庞德满心鄙视。之后不久，海明威给路易斯·加朗蒂耶看了一篇自己新写的文章：一篇出言不逊、嘲笑庞德的小短文，把他的山羊胡、头巾和一身行头——他那套放荡不羁的作风——都嘲弄了个遍。

加朗蒂耶看着海明威，问他要拿这篇文章做什么。海明威说，他打算直接将文章寄给《小评论》。

这可能不是个好主意，加朗蒂耶告诫他。庞德是这家杂志的老牌驻外编辑，难道海明威忘了吗？美国那边的编辑肯定也不会欣赏这种无厘头的批评。于是海明威把文章撕毁了。

不久，庞德拜访了海明威夫妇在乐牧安红衣主教路的新居。很快，海明威和庞德两个人就开始一起出席城中的各种社会活动。在其他左岸人士看来，他们仿佛一对老朋友。众人带着兴致和好奇观察着这两个人。“欧内斯特每走进一家咖啡馆，就成了那里的运动健将；庞德留着一绺小胡子，明显是精心修剪过的。”珍娜·弗兰纳回忆道。

随着两人的关系逐渐密切，庞德也走入了海明威的世界。不久，海明威告诉舍伍德·安德森，他正在教庞德打拳击。他说庞德并没有取得多大进步——也许庞德是位杰出的诗人，却只有小龙虾一般虚张声势的男子气概。不过话说回来，庞德这老兄也不赖，“能拼上自己的尊严和盛名来做一件他根本不懂的事”。

海明威认为庞德也有别的优点，包括他让人仰慕的辛辣语言。显然，庞德对海明威也有类似的感觉，因为他很快就开始向《小评论》的编辑“推销”海明威的几首诗和一篇短篇小说了。海明威在“奥林匹斯山”上获得了第一次胜利。

海明威征服“这伙人”的下一个举动带他来到了萨福的领地。这似乎不像是海明威的目的地，毕竟他是一个即将以男性气概和极限运动闻名世界的人。舍伍德·安德森向格特鲁德 · 斯泰因写了一封尤其饱含赞誉的介绍信。他向斯泰因保证，“这位美国作家可以本能地领悟这里发生的所有了不起的事情”。

海明威在斯泰因的风格中看到了机遇

受邀进入斯泰因位于花园街27号的豪华公寓，可是人们争先恐后求之不得的事。通向大宅前院的宽敞通道，相比海明威公寓中每一层都要路过一间骚臭厕所的楼梯，真是差若天渊。海明威和哈德莉来到斯泰因家门口，一位戴着白帽、系着白围裙的女仆领他们入内。

哈德莉· 理查德森（左）是海明威（右）的第一任妻子。

接着，一位小个子女士走上前来向他们问好。她看上去瘦得就像“一小截电线”，哈德莉回忆道，“她娇小可人，脸长得很像西班牙人，有古铜色的皮肤，目光炯炯的黑眼睛。”她就是爱丽丝·B.托克拉斯

（Alice B. Toklas）

，斯泰因多年的情人和伴侣。

（哈德莉的描述算是同代人中比较客气的了;有人说，托克拉斯长着鹰钩鼻和扫帚一样的髭须——这是非常刻薄的评价了。）

在客厅最远处的一个角落里，壁炉旁坐着格特鲁德 · 斯泰因。托克拉斯有多瘦小，斯泰因就有多丰满。那次拜访之后，海明威就开始琢磨斯泰因的每只乳房有多少斤。

“我觉得每只能有9斤重，你觉得呢，哈德莉？”他问妻子。

斯泰因硕大的体型和显赫的声名，为她在左岸赢得了一系列称号：“苏美尔石碑”、“大佛陀”，而最有意思的要数“尊驾”。她和埃兹拉·庞德一样特点鲜明

（庞德在一次热情洋溢的自说自话中意外砸坏了斯泰因最爱的一把椅子，从那时起，他就被禁止再次踏入斯泰因家）

。斯泰因的典型装束是一条拖地的麻布长袍，海明威后来形容她的衣橱有一个鲜明的“掌舵”主题。

能找斯泰因单独谈心，保住自己在她家中的一席之地，这是一件了不起的荣誉。西尔维亚·毕奇曾写到，很多斯泰因的仰慕者“来找我，就好像我是旅行社的导游，求我把他们领到斯泰因那里去”。会客厅中的多数客人只能和其他凑热闹的人同时受到斯泰因的接待。到访者参与的常常是这样的集会，看到斯泰因端坐在屋子中央一把又高又大的椅子上，做好了讲道的架势。很快她就会开始“独白，强调，絮絮叨叨，仿佛她说的是唯一的真理” ，麦克阿尔蒙回忆说。当她说话的时候，在场的人最好保持肃静。

“不要吓到她，否则她就不会说话了，”他提醒道，“她是个内向的人，很不自信。”

格特鲁德·斯泰因确实“内向”，但这不是人们形容她时首先会想到的词。按照圈子里某位成员的观点，说她“妄尊自大”或是个“臆想狂”可能更准确。“天才”是斯泰因喜欢用来形容自己的词。

“自莎士比亚以来，没人再对英语的发展做出过什么贡献，除了我，”她曾说，“可能亨利 · 詹姆斯也做过一点儿贡献。”她慷慨地补充道。

这句话还有不少版本：“犹太民族中只产生过三个具有创造力的天才：耶稣、斯宾诺莎和我。”在《爱丽丝·B.托克拉斯自传》中，斯泰因以托克拉斯的口吻写道：“我一生中可能只遇见过三个天才。”这回的“三圣人”是格特鲁德·斯泰因、巴勃罗·毕加索和哲学家阿尔弗雷德 · 诺思 · 怀特海德

（Alfred North Whitehead）

。

海明威夫妇第一次来斯泰因的公寓做客时，一场精心编排的舞蹈正要开演。斯泰因示意海明威坐在她旁边的一把椅子上，而托克拉斯赶忙上前把哈德莉拉到了屋子的另一侧，岔开话题，和她大聊特聊。对斯泰因来说，艺术家的妻子是不受欢迎的人，会打断她与伟大之人的谈话。托克拉斯精湛的“防妻手段”

（用西尔维娅 · 毕奇的话说）

在巴黎的老街坊中都是出了名的。海明威则大方地在斯泰因身边落座。

他们周围的墙上挂着几十幅现代画作，铺满了墙面，一直延伸到天花板。毕加索的画、布拉克的画、塞尚的画，就像进入了私人博物馆。海明威开始和斯泰因聊起了写作上的事。

正如与安德森和庞德会面时那样，海明威全神贯注地看着斯泰因，并侧耳倾听。这让斯泰因惊异地觉得他“看起来有异国相，尤其是因为他热情充沛、兴致勃勃，而且也有一双探寻的眼睛”。

先前庞德教导海明威要精简语言，斯泰因则展示了有意龃龉的价值。她的文风基于自由联想和词语的重复，正如她在1913年的诗作《神圣的艾米丽》

（Sacred Emily）

中所展示的那样：

Rose is a rose is a rose is a rose.

Loveliness extreme.

Extra gaiters.

Loveliness extreme.

Sweetest ice-cream.

Pages ages page ages page ages.

萝丝是玫瑰如玫瑰是玫瑰。

可爱到极致。

高高的筒靴。

可爱到极致。

冰激凌的甜。

如书页般翻过的年华如书页的渐老如年华般翻过。

正如没有哪个人会对斯泰因女士抱有不褒不贬的态度，也没有谁能不带感情色彩地看待她的英语语言实验。从“一战”前开始，她的写作风格就吸引了大西洋两岸的关注，不过出版社和读者并没有迫不及待地想读她的书。1908年那会儿，斯泰因只能自掏腰包出版她的第一本书《三个女人》

（Three Lives）

，据说，这本书问世的头一年半只卖了75本。一位作家在回顾当年的巴黎时说，斯泰因“在任何人看来都不算一个受欢迎的作家”。

不过，海明威却在斯泰因的风格中看到了机遇。他已经在初次见面时给她留下了足够好的印象，因此不久之后，斯泰因和托克拉斯回访了他们，光临了海明威夫妇在乐牧安主教路上的寒舍。斯泰因非常给面子，亲自爬上了公寓的四楼。到了地方，她撑上了海明威家的床，在那里把海明威的早期作品耐心地翻了个遍。她边看边思考，然后做出评判：不足很多，同志尚需努力。

斯泰因告诉海明威，他首先应该停止记者的工作。如果他想在真正的写作之路上取得任何进步，这是必要的牺牲。她说的话海明威早就知道了。

第二，他的作品主题太过淫秽。“你不能拿任何‘挂不出去’的事情做文章。”斯泰因告诫他——也就是不能写太过色情的东西。她尤其批评了短篇小说《在密歇根北部》

(“Up in Michigan”)

，它以一场笨拙的酒后诱奸为结局。海明威欣然接受了她的建议，但没过多久就弃之不顾了。

接着他们谈到了海明威早期的长篇小说——内容更多的是关于密歇根的事。斯泰因对此没说出什么褒扬的话。

“这里面有大量的描写，”她说，“而且不是很好的描写。你要集中精力重新写。”

就算海明威受到了挫败，他也并没有朝斯泰因发火——不过，他只是暂时没有发火罢了。从她那里还有太多的东西需要学。他更加频繁地出入她的客厅，喝茶、喝果酒，同时仰望塞尚的画。从塞尚厚重、有条不紊的笔法中，他发觉了一些可以汲取之处，那些重复出现的笔触中有一些可以使他的写作得益的东西——某些深刻的内涵。

斯泰因在写《三个女人》的时候，曾经深受这位画家的影响。在某些风景画中，她也发现了塞尚对毕加索的影响：“用空间而非方块分割天空。”毕加索曾经把塞尚称为“我独一无二的导师”，还说：“当他说‘绘画是一种用真胆量进行的活动’时，塞尚比任何人都更接近真相。”不久，去卢森堡博物馆看塞尚的作品就成了海明威的日常活动。“我从他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但我表达不出来，无法向别人解释我的所得。”海明威写道，“再说，这也是个秘密。”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正在打造“简约、实在的句子”。

最开始几次到访斯泰因家时，女主人异常健谈，不知疲倦。他们谈论了许多其他的作家，斯泰因的话中充满了竞争意识。海明威后来透露，她拒绝给予那些从未公开支持她的作家正面的评价。西尔维娅 · 毕奇也有同样的看法：“当然，对于别人的书，她从来兴趣不大。”

不过斯泰因对海明威很感兴趣；她甚至承认自己因为他而有了“弱点”。后来她解释说，当她谈论自己的写作原则时，海明威听得太专注了。他是这样一位用心的学生，如此热情地聆听教导，让人感觉受到了莫大的恭维。第二位大神已经加入了海明威的“武器库”。

“格特鲁德·斯泰因和我，我们就像亲兄弟一样。”海明威向舍伍德·安德森回信说。

“庞德认为我是一个臃肿的诗人”

那年冬天，海明威在笛卡尔路39号

（39 rue Descartes）

的旅馆顶层租下了一间阁楼。正如乐牧安红衣主教路上的公寓，这栋楼也有它的文学史：诗人保罗·魏尔伦死在这里。到达那间冰冷的阁楼要爬很多层楼梯，海明威每次去那儿都会带一捆树枝去烧，好让那个地方暖和一点儿。如果烟囱通风不好，屋里就充满了烟，他就得再一次跑下那么多层的楼梯，去附近一家咖啡馆中暂避。

但是，这间房间的好处足够抵消它的缺点：从那里可以看到周围建筑的屋顶，烟从其他屋顶的烟囱中袅袅升起，随风飘散在巴黎灰色的天空中。也许更重要的是，这里是海明威私人的保留地：一个把庞德和斯泰因的教导付诸纸端的地方，一个供他将英文语句敲敲打打的僻静之所，而且，他甚至可能会在此创造一部杰作。

不用为《星报》在全欧洲东奔西走的时候，他几乎所有的时间都在写小说。他不写作的时候，就是在构思、从写作中恢复元气，或者是在准备下一次的写作。海明威要求吃早饭时安静——“拜托，吃饭别说话”，他对哈德莉说——这样他就可以为接下来一天的工作厘清思路。甚至不为自己的写作操劳时，他也在专注地阅读别人的作品。有时哈德莉和丈夫拥抱亲热，会听到背后有书页翻动的声音，发现海明威一边抱她，一边在她背后看书。

他对下一部长篇小说已经胸有成竹，但并没有再一次全心投入长篇的写作中，而是始终在写短篇小说。他在努力找到自己的语气，打磨自己的风格——来到巴黎之前，他就已经在这么做了。海明威的一些早期作品，包括虚构作品和新闻作品，就暗含了后来将成为海明威之精髓的元素，比如这段写给《星报》的文字，介绍了底层的舞厅文化：

去舞厅的人无须爵士乐队鼓舞就能自己跳起舞来。跳舞就是为了好玩，不时拉别人一起跳，也是为了好玩，因为跳舞简单、有趣，回报也不错。他们年轻、不屈，享受而不尊重生活，他们有时候出手太重、操之过急，然后生活就变成了一台冷酷的直立着的机器，投下细长的阴影。这阴影的尽头叫作断头台。

总的来说，他的新作风格确实和塞尚直率的笔触类似。他的作品变得更精瘦、更简约，也更有节奏感。不过在庞德和斯泰因看来，他仍然只是个有前途的新手。海明威把作品交给庞德看，庞德非常严厉：拿回稿件时，海明威发现上面满是蓝色铅笔修改的痕迹，大片的形容词被画去。不过庞德也鼓励了海明威，甚至把他的六首诗寄给了《日晷》的编辑斯科菲尔德·塞耶，把他的一篇短篇小说寄给了《小评论》。

“庞德认为我是一个臃肿的诗人。”海明威在写给舍伍德·安德森的信中说。他还说，自己不清楚庞德的话在塞耶那里有多大分量，但是无论如何，海明威迫切地盼望庞德的出面能让自己的诗发表。

但塞耶没有发表他的诗，也没有索要别的作品。《小评论》也拒绝了海明威的小说。不过庞德对他的支持到底没有白费。

斯泰因的教诲也是要遵守的，这很有难度。

“写作毕竟不是易事，对吗？”海明威问她，“在我遇见你之前，写作曾经很容易。”

斯泰因不仅在自己的会客厅里教导他，还借给他很多自己的手稿，亲身示范写作方法。她的叠词法得到了海明威的认真对待，作品很快开始呈现出斯泰因风格的影响，包括那些被她批评为“挂不出去”的短篇。

“利兹很喜欢吉姆，”海明威写道，“她喜欢他的胡子。她喜欢他微笑的时候白亮的牙。她很喜欢他看起来不像一个铁匠。”

他开始尝试一些意识流的手法，把习作写在法国小学生做习题时用的那种蓝色本子上——这也是他从斯泰因那里学来的习惯。其中一次尝试是这样的：“流经岁月而下。为何流经岁月而下？流经岁月而下。流经岁月而远。流经岁月而逝……”

在这段时间，海明威小心地遵从着他的导师。斯泰因承认自己日益苦闷，为“所有她没有出版的手稿，为没有被出版和严肃认可的希望”。她开始极其看重作品的出版。最终，海明威帮她实现了这一目标，但与此同时他也发现斯泰因的风格在自己将来的作品中明显可以得到应用。她不能依靠自己的写作风格取得成功，不代表他不能。早在来到巴黎之前，海明威就开始关注“节奏、语调和句子”了

（这是哈德莉的说法）

，而斯泰因对于节奏的关注比他更早。他公开地从她那里借鉴，却着手将她的理念化为自己的，使之更加微妙、更加动人、更加可读。毕竟，写出的作品再精巧、再新鲜，如果没人愿意看，那还有什么意义？在笛卡尔路冰冷的阁楼里，海明威手拿铅笔，在一笔一画中，平静地把斯泰因从他的女神变成了一个单纯的先行者。

海明威知道，他迟早会把这些教导和演练凝结为一部重要的作品。也许他可以重写他最初的那部长篇小说，就像重写《在密歇根北部》那样。的确，斯泰因曾让他扔掉这部小说，另起炉灶，但海明威并不打算遵从她的所有指示。

此时他还无从得知，很快他就不得不按斯泰因的忠告行事了，从零开始——无论他是否真心愿意。

本文摘编自莱斯利·M.M.布鲁姆所著的《整个巴黎属于我》一书，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作者：（美）莱斯利·M.M.布鲁姆

摘编：寇淮禹

编辑：何安安

校对：薛京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