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曦：先秦蜀国王权更替考述（一）

公元前316年，秦国灭掉了蜀国。在此之前，古蜀国以四川盆地为中心，形成了辉煌的历史与文化。然而文献对此记载极其简略，近年来考古工作的不断进展，为揭开古蜀国的历史谜团提供了可能。本文以文献资料的考辨作为基础，将文献资料与考古资料相互结合，试对先秦蜀国的王权更替及其时代等问题加以考述，不当之处，敬祈方家指正。

先秦巴蜀地区

一、蚕丛时代与柏灌时代

“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唐代诗人李白在其《蜀道难》中曾慨叹古蜀国历史的久远和茫然无知。古蜀国的历史源头可从文献记载的蛛丝马迹中，窥见其悠久历史之一斑。犹如黄帝作为中华民族的始祖一样，蚕丛是可知的古蜀族的先祖。关于蚕丛，最早见之于扬雄的《蜀王本纪》，其书已佚，然可从它书对其引录中见其大概。

蜀之先，称王者有蚕丛、柏、鱼凫、开明。是时，人萌椎髻，左衽，不晓文字，未有礼乐。从开明已上至蚕丛，积三万四千岁。

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名曰柏，后者名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颇随王化去。鱼凫田于湔山，得仙。今庙祀之于湔。时蜀民稀少。

《华阳国志·蜀志》也有类似的记载：

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椁为纵目人冢也。次王曰柏灌。次王曰鱼凫。鱼凫王田于湔山，忽得仙道。蜀人思之，为立祠于湔。

关于古蜀族的先祖，文献记载较少且带有一定的传说色彩，但从中可以清楚看出蚕丛是古蜀族的始祖。

蚕丛与蜀族的关系亦可从“蜀”字的本义上有所反映。蚕丛（包括其后的柏灌、鱼凫、杜宇、开明）应是一个氏族或部族或家族的称号，而不是专指某一个具体的人，这一群体的经济活动当与养蚕相关。关于“蜀”字，许慎《说文·目部》云：“蜀，葵中蚕也，从虫，上目象蜀头形，中象其身”有学者据此认为“蜀”就是蚕，蜀国的得名与其最初养蚕相关。然而蜀与蚕并不是同一生物，《韩非子》卷8《说林下》说：“似蛇，蚕似。人见蛇则惊骇，见则毛起。渔者持，妇人拾蚕，利之所在，皆为贲诸。”《淮南子》卷17《说林训》：“今鳝之与蛇，蚕之与，状相类而爱憎异。”高诱注：“人爱鳝与蚕，畏蛇与”即鳝，即蜀，鳝似蛇而非蛇，蚕似蜀而非蜀，鳝、蚕人见爱之，蛇、蜀人见惧之，很显然，蜀不是蚕，是一种外形像蚕而令人毛骨悚然的毒虫。在甲骨文中发现有“征蜀”、“伐蜀”、“至蜀”等卜辞，证明了蜀的历史存在，但“蜀”与“蚕”二字的区别也是显而易见的。因而学者提出“以蚕释蜀是没有根据的”。实际上，“蜀”的称谓是中原统治者对生活在四川盆地的蚕丛族的一种贱称，正如学者所指出：“商代的统治者用一种代表毒虫的字来称呼古代的蜀人，则可能是一种贱称。”中原统治者之所以以蜀称呼蚕丛族，当是因为蚕丛族以养蚕为其经济活动的主体，是一个擅长养蚕的民族，故以似蚕的毒虫蜀贬称之。段玉裁在《说文·目部》的注文中写道：“葵，《尔雅》释文引作桑。《诗》曰：‘者蜀，蒸在桑野，似作桑为长。’《毛传》曰：‘貌，桑虫也。’《传》言虫，许言蚕者，蜀似蚕也。”正因为“蜀似蚕”，才有以蜀贱称长于养蚕的蚕丛民族的发生，蚕丛与“蜀”的称谓在此统一了起来。

蚕丛作为蜀族的始祖最早活动于四川盆地西北部的岷江上游。《汉书·地理志》记载蜀郡置有蚕陵县，应为蚕丛之故地，据考证，蚕陵故城在今四川省松潘县南界的叠溪。在岷江上游，有不少遗迹传说与蚕丛有关。《蜀王本纪》云：“蚕丛始居岷山石室中。”在叠溪之西有蚕陵山。清代陈登龙撰《蜀水考》记载：“（岷江）又南过蚕陵山，古蚕丛氏之国也。”灌县西有蚕崖关、蚕崖石。《蜀中名胜记》卷6记载：“《方舆胜览》云：‘蚕崖关在导江县西五十里，以振西山之走集。’《外史》云：‘关去县廿里，实汶川地，有巨石高丈余，峙山之麓，土人云：此蚕崖石也。关以此得名。’”这些记载一定程度上可反映出蚕丛族曾在此区域生活。

蚕丛究竟距今有多远，蚕丛时代究竟在什么时期，长期以来人们对其做了各种推测和猜想。李白诗中云：“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说蚕丛距其所生活的唐代已有48000年，这当然只是一种艺术夸张的表达，不具有历史的真实性。《文选·蜀都赋》注引《蜀王本纪》云：“从开明以上到蚕丛，积三万四千岁。”这一说法也不可信。《太平御览》引《蜀王本纪》载：“自开明以上至蚕丛凡四千岁。”又载蚕丛、柏灌、鱼凫“三代各数百岁”，这一说法的可信性可得到其它资料的旁证。结合文献中关于嫘祖、西陵氏、蜀山氏的记载以及对考古材料的分析，我们可大致推定蚕丛时代与黄帝时代属同一时期。

《山海经·海内经》记载了雷祖：

黄帝妻雷祖，生昌意。昌意降处若水，生韩流。韩流擢首谨耳，人面豕喙，麟身渠股肠止。取淖子曰阿女，生帝颛顼。

《世本》中云：

黄帝娶于西陵氏之子，谓之雷祖，产青阳及昌意。昌意生高阳，是为帝颛顼。

《大戴礼记·帝系》提到了西陵氏、蜀山氏：

黄帝居轩辕之丘，娶于西陵氏之子，谓之嫘祖氏，产青阳及昌意。青阳降居水，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于蜀山氏，蜀山氏之子曰昌濮氏，产颛顼。

《史记·五帝本纪》也记载到：

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仆，生高阳。

高阳有圣德焉。黄帝崩，葬桥山。其孙昌意之子高阳立，是为帝颛顼也。

《华阳国志·蜀志》在记述蜀国远古历史时写道：

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至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女，生子高阳，是为帝喾。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历夏、商、周，武王伐纣，蜀与焉。

黄帝娶西陵氏之女嫘祖为妻，黄帝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为妻，这是从这些文献记载中获得的信息，由此得出“‘蜀山氏’、‘西陵氏’与黄帝同时，并已通婚，是可靠的”。西陵氏当活动于川西北一带，嫘祖是西陵氏中的杰出人物，是中华民族传说中的养蚕治丝的发明人。从嫘祖长于养蚕治丝及其活动区域来看，当与蚕丛属于同一部族，他们都是传说中的蜀人的先祖，当属于同一时期即与黄帝属同一时代。正如任乃强先生所分析：“黄帝娶西陵氏女曰嫘祖，始教中原人民养蚕，‘西陵’盖即蚕陵国也。”

从昌意降居若水并娶蜀山氏的记载来看，蜀山氏活动于今四川西北部的岷江流域。若水为今天的雅砻江，发源于今四川石渠县，流经四川西部甘孜、新龙、雅江、木里、九龙、盐源等县后入金沙江。蜀山的位置当在川西北的岷江流域，蜀山指“蜀山氏所居岷江左右之山”。

根据文献的相关记载，西陵氏、蜀山氏与蚕丛都曾活动于四川的西北部，而且活动的时间范围大体相当，她们可能属于同一部族，或是同一部族的不同称谓，蜀人先祖蚕丛生活的历史时期即蚕丛时代与黄帝时代大约处于同一历史时期。

从成都平原的考古发现来看，三星堆城址应是古蜀国鱼凫王朝时期都城的历史遗迹，时代早于三星堆城址而文化与三星堆具有一定差异的、以宝墩遗址为代表的成都平原的系列史前城址（三星堆文化对宝墩文化具有一定的继承性），很可能属于早于鱼凫王朝的柏灌时代的历史遗存。宝墩文化城址中最早的距今已有4500年，由此上推，蜀人的蚕丛时代与黄帝时代大约同期也是完全可能的。

蚕丛之后为古蜀国的柏灌时代。关于柏灌，历史记载极少且有出入，但皆本于扬雄的《蜀王本纪》。《太平御览》引作“柏灌”，《文选·蜀都赋》注引为“柏”，《艺文类聚》又引作“伯雍”，但都记为蚕丛之后、鱼凫之前蜀人的又一统治者，其经历数百岁，应为蜀人的又一部族而非个人。“三星堆文化第1、2期之间有一个明显的变化，而第2期与第3、4期一脉相承，为鱼凫氏统治时期的文化。据此，如以史籍所记三代顺序，则有可能第1期包含有柏的文化遗存。”三星堆一期遗存属于宝墩文化的范围，成都平原宝墩文化是蜀人柏灌时代的历史文化。

二、鱼凫王朝

历史文献关于古蜀国鱼凫朝的记载极其简略，《太平御览》引《蜀王本纪》云：“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名曰柏，后者名鱼凫。鱼凫田于湔山，得仙，今庙祀之与湔。”《华阳国志·蜀志》载：“有蜀侯蚕丛，次王曰柏灌，次王曰鱼凫。王田于湔山，忽得仙道，蜀人思之，为立祠。”从文献可以看出，鱼凫是蚕丛、柏灌之后蜀地的第三代王权，曾活动于或者说最后活动于湔山一带，湔山在今四川都江堰市境内。又据《读史方舆纪要》卷71《彭山县》记载：“鱼凫山在县东北二里，或曰鱼涪津也。”《四川通志》卷49《温江县》记载：“鱼凫城在县北十里，相传古鱼凫氏所都。”综合文献信息，可知鱼凫部族作为蜀族的一个分支群体活动于川西平原，并成为蜀国的统治集团。

三星堆遗址的发现特别是近年来遗址中文物的大量出土，为认识遗址性质和古蜀国的历史提供了一定的条件。有学者将三星堆遗址与文献所载杜宇都城“瞿上”联系起来，认为“瞿上”就是三星堆古城；也有学者提出杜宇最早在蜀建立国家，其都城郫邑就是三星堆古城，年代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这两种观点虽有一定差异，但都认定三星堆古城为杜宇王朝的都城。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三星堆古城是古蜀国鱼凫时代的城市，三星堆遗址的文化是鱼凫世的文化遗存。三星堆遗址文化堆积丰富，其一期文化与二期以后文化差异较大，文化面貌缺乏连续性，一期属宝墩文化的范围；二期以后文化之间具有一定的连续性，它们属于三星堆文化。从出土文物和相关年代的推算等来分析，三星堆文化应属于古蜀国鱼凫世的文化，三星堆古城是古蜀国鱼凫王朝的都城所在。

有学者将“鱼凫”解释为鱼和凫，“是以鱼为始祖神崇拜的民族和以凫为始祖神崇拜的民族组成的部落联盟”。这种解释多少有些牵强，实际上，鱼凫是一种以善于捕鱼的水鸟为图腾的部族集团的称呼，而并非个人的名称。这一点可从三星堆遗址中出土的文物中得到证实。一号祭祀坑中出土有一条金杖，长1.42米，重约500克，杖的上端有0.46米长的一段平雕纹饰图案。图案共有三组，上面的两组图案相同：下方是两头相对的两只鸟，上方是两背相对的两条鱼，鸟的颈部和鱼的头部压有一穗形叶柄。据考证，这里的“穗形叶柄”实际为一枝箭的形状，图案中箭已射入鱼身，其含义是一只鸟正拖着一条被箭射中的鱼。这里的鸟是一种擅长捕鱼的鸟，这组图案内容可理解为“鱼凫”之义，这批器物的主人可认定为“鱼凫”部族集团。

此外，三星堆遗址中还出土了数量不少的“鸟头形勺把”，一号祭祀坑中出土有许多射部呈鸟形的E型牙璋，二号祭祀坑发现了巨大的铜鸟以及其它鸟的造型，这些鸟的形象应与金杖上的鸟的图案具有内在的联系性和一致性，是鱼凫王朝文化的反映。鸟形器物以及带有鸟的图案的金杖等的出现时间都在三星堆二期文化以后，而三星堆一期与二期之间差异较大，一期文化属于宝墩文化的范围，由此可以推想，在柏灌时代的宝墩文化之后，鱼凫王朝取而代之，以三星堆古城为中心，形成了具有显著地方特色的三星堆文化，将古蜀国的历史发展推进到了新的阶段。

从年代上推算，也可大致确定三星堆文化为古蜀国鱼凫王朝时期的文化。公元前316年（周慎靓王五年，秦惠文王更元九年），秦灭开明氏统治的蜀国。据《华阳国志》等文献记载，开明氏统治蜀国共有12代。罗泌《路史·余论》说杜宇禅位开明后，经11代350年为秦所灭。据此推算杜宇时期的结束当在公元前666年左右，这一说法与开明氏共经12代可大致吻合（平均每代近30年）。有学者提出，“望帝的禅位鳖灵（令）很可能在公元前650年上下”。关于开明取代杜宇的时间虽然已无法确知，但大体时间在春秋早期偏晚或春秋中期应是可信的。杜宇王蜀有多长时间我们无从知晓，若以与开明王朝相当或者略长于开明王朝的时间400年左右计算，杜宇时代相当于西周和春秋早期，正好与三星堆文化消亡的时间相一致。杜宇之前为鱼凫时代，相当于商代至西周初年的三星堆文化时期应属于鱼凫时代，三星堆文化是鱼凫时代的蜀国文化。从考古文化来看，十二桥文化是在继承三星堆文化的基础上的新的发展，与文献记载的杜宇时代大体对应。大约在商末周初，杜宇战胜了鱼凫，三星堆文化由十二桥文化所取代，古蜀国由鱼凫王朝跨入了杜宇王朝。

关于三星堆文化的消亡，有学者主张与洪水有关，是洪水毁灭了三星堆古城。然而从考古发现和文化发展等方面分析，我们有理由相信是杜宇取代鱼凫导致了三星堆的衰亡。三星堆二号祭祀坑中蚕丛等祖器被毁坏填埋，而且填埋器物数量极大，这些器物不仅被肆意焚烧，而且加以专门毁坏，之后才按照一定礼仪规定进行填埋，以庆祝他们的彻底胜利。十二桥文化是一种新的文化，但对三星堆文化有着一定的继承和发展，其前后构成了发展的连续性。这似乎说明三星堆文化并没有毁于大的自然洪水，而是为新的杜宇王朝所摧毁，杜宇在政权上推翻鱼凫王朝的同时，又对其文化加以继承和发展，将蜀国的社会和文化发展推进到了新的历史时期。从宝墩文化中经三星堆文化，再到十二桥文化，前后发展的脉络明显具有着连续性，这反映出从蚕丛、柏灌、鱼凫以致杜宇，蜀族的文化是连续发展的。“从考古学的角度看，蜀文化应是以蜀族为主的共同体的物质遗存而不是来自不同地区、不同民族（部族）先后建立的蜀国的遗存。可以作这样的设想，传说和文献记载的不同统治集团可能是蜀族内部不同集团相继在川西蜀国占据统治地位。如果这一假想可以成立，倒是和考古材料一致的。”

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毛曦，大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文//来自于《史林》2006年0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