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波：纪昀的家世及其对《阅微草堂笔记》创作的影响

一

纪氏家族的谱系

纪昀生活于中国十八世纪一个封建官僚家庭。其先世“系出江南”。明永乐甲申年间，“公先世椒坡公者自上元徙景城，世为直隶献县人。”

其家世谱系，清代及民国一些关于纪昀的传略中多有记载，主要的如徐世昌的《大清畿辅先哲传》、李宗昉的《闻妙香室文集》、李元度的《国朝先正事略》、《清史稿》、《清史列传》、《碑传集》以及叶兰台所编的《清代学者像传》等，但这些文献资料对其家世没有详细交代，均比较简略。迄今所能见及的关于纪氏家族的资料，以《景城纪氏家谱》最为详尽。该谱为纪昀六世孙、沧县景城村纪清范（字维九）所收藏，系残本，其“生卒谱”止于清嘉庆七年，而纪昀卒于嘉庆十年，可见该谱为其在世时所刻。为了后面的论述方便，我们先以《景城纪氏家谱》将纪氏家族中纪昀这一支的谱系加以梳理。根据《景城纪氏家谱》的记载，从椒坡公迁徙景城至纪昀，纪氏家族已历十四世。其谱系如下：一世“椒坡，讳无考，以字传。明永乐二年自应天府上元县迁献县，入安民里四甲籍，始居县东九十里景城。”二世至七世皆无考。八世为“廷相，椒坡公八世孙，字柱石，明附学生。配李氏，里族无考。”九世为“尧卿，字赞祁，明廪膳生。配青县张氏，继配同县石氏，父讳皆无考。”十世有坤、坊、培、增四人。此时正当明末战乱，培、增二人于“崇祯十五年，河间城破，殉难。”可见明末战乱给纪氏家族所带来的灾难。《阅微草堂笔记》多有揭露明末战乱荼毒生灵之篇章不可谓无因。劫后余生的两兄弟之中，纪坤为纪昀的高祖，“字厚斋，明廪膳生。著有《花王阁剩稿》一卷，载入《四库全书目录》。配同县董氏，父讳无考。继配河间县增广生宋讳大壮之女。”在纪氏家族中，纪昀与纪坤虽相隔几代，但通过祖、父辈的讲述及其所流存的《花王阁剩稿》，对他的了解比较多，受其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对此，后文我们将专门加以论述。十一世有景德、景星、同仁、灏、钰，系纪昀的曾祖辈，纪氏家族的发达当从此辈始。五人之中，以后三者对纪昀影响尤大。同仁“字爱堂，明廪膳生。配同县李氏，父讳无考。”即《阅微草堂笔记》中所称“爱堂公”；灏“字光吉，附学生，以兵部效力，议叙任陕西镇番卫守备。配同县张氏，父讳无考。继配同县陈氏，父字羽尊，讳亦无考。”即所谓“光吉公”、“镇番公”；钰“字润生，附监生，考授州同，貤赠中宪大夫，刑部江苏司郎中加三级，累赠光禄大夫、礼部尚书。配河间县廪膳生王讳云鹗之女，貤赠恭人。累赠一品夫人。”又称“光禄公”，系纪昀的亲曾祖，也是纪氏家族中颇有影响力的人物。《献县志》卷九《人物志·乡贤》载有他的传记。卷十六《典文志五》载有尚书张鹏翮所撰的《太学生纪公润生墓志铭》。纪钰有了二人：天澄、天申，是为纪昀的祖父辈。天澄为“润生公长子。字湛源，考职州同，貤赠承德郎。配同县附学生牛讳燔之女，貤赠安人。”天申为“润生公次子。字宠予，监生，考职县丞，诰赠奉直大夫、户部四川司员外郎，晋赠中宪大夫、刑部江苏司郎中加三级，累赠光禄大夫、兵部左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礼部尚书。配同县候选州同陈讳令俶之女，诰赠宜人、晋赠恭人、累赠一品夫人。继配沧州康熙癸丑科武进士张讳汉之女，诰封宜人，晋封恭人、累赠一品夫人。”天申公有子三：容舒、容雅、容恂。容雅为纪昀的叔父，即《阅微草堂笔记》中的“仪南公”，“候选同知，诰封奉政大夫。”容舒为纪昀之父，字迟叟，康熙癸巳恩科举人，历任户部四川、山东二司员外郎，刑部江苏司郎中、云南姚安府知府、都察院左都御史、礼部尚书。著有《唐韵考》五卷、《玉台新咏考异》十卷，俱录入《四库全书》。又著有《杜律疏》八卷，载入《四库全书目录》。即《阅微草堂笔记》中的“姚安公”。容舒公配同县安讳国维之女，继配沧州候选州同张讳棻第二、三女。纪昀兄弟二、姊二。兄晫长昀十八岁，为安氏所出；昀系张氏所出。兄弟虽为同父异母兄弟，但悌弟睦兄，感情深厚。纪晫去世后，纪昀曾撰有《伯兄晴湖公墓志铭》。其中即写道：“先姚安公凡三娶。元配安太夫人，以康熙丙辰生公。继配张太夫人无出。又继配张太夫人妹，以雍正甲辰生昀。故公长昀十八岁。幼时提挈保护，逾于所生。昀七八岁以前，初不知与公异母；稍长虽知为异母，然家庭之间，晨夕相对，绝不觉有异母意也。则公骨肉之间，他可类推矣。”与纪昀同辈的从兄弟并交往甚多的还有昭、易。纪昭为仪南公长子，字懋园，别号“怡轩老人”，曾与纪昀同受业于东山董邦达先生，乾隆丁卯科举人，丁丑科进士，任内阁中书、教授文林郎。与纪昀同官京师。后“以省亲乞归，体赢善病，遂不复仕宦。田居多暇，惟以诗书谋子孙，或与平生老友以诗酒相娱乐。”著有《毛诗广义》五卷、《养知录》八卷，载入《四库全书目录》。懋园“天资笃厚”、生性淡泊。乾隆丁亥春，纪昀服阕赴补，纪昭以诗相赠，其中有句曰：“敢道山林胜钟鼎，无如鱼鸟乐江湖。”于此可见其志趣。纪易，字坦居，附贡生，候选州判，貤赠修职郎。著有《近言集》。纪昀有子四：汝佶、汝传、汝似、汝亿。汝佶，字御调，乾隆乙酉科举人，后选知县。汝传，字绪承，监生。由四库全书馆议叙，历任湖北布政司经历，江西南昌、九江等府通判，敕授承德郎。孙辈与之关系较密切者如树馨，树馨为纪昀次子汝传之子，“字香林，附学生，由嘉庆元年一品恩荫任刑部江西司员外郎，随带加一级，诰授奉直大夫。”《纪文达公遗集》诗文集各十六卷均由他“梓以行世。

《景城纪氏家谱》记载了纪氏家族自椒坡公以迄十八世的谱系。上面我们仅将十六世前与纪昀有关的人物、内容重点加以绍介。为了便于后面的论述，其他内容则略而不叙。

二

家族传统观念对纪昀思想的影响

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充分地表达了他的思想观念，使之成为中国文言笔记小说中以鲜明的理念色彩见长的小说，许多学者称之为“理性小说”。而他的思想观念的形成、价值观念的确立就明显地受到家族传统观念的影响。

(1)崇实黜虚、经时济世

纪氏家族自椒坡公迁居河间景城以来，世居献县。受当地地域文化影响很大。献县一地，以汉代河间献王而得名。阮元《纪文达公遗集序》中载：“河间献县，在汉为献王封国”，河间县令吴龙见在《重修汉河间献王墓祠碑记》中也写道：“献邑得名自河间献王始，王讳德，景帝子，孝景前二年封河间国。”史称献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于秦火之后，广求遗书得周官尚书、毛氏诗、左传春秋。并被服儒术，倡举六艺，对三雍、献雅乐、答诏策，文约指明，学者宗之。宋代司马光《河间献王赞》中赞道：“……河间献王生为帝子，幼为人君，是时列国诸侯苟不以宫室相高、狗马相尚，则裒奸聚猾，僭逆妄图。惟献王励节治身，爱古博雅，专以圣人法度遗落为忧。聚残补缺，较实取士，得周官左氏春秋、毛诗而立之。周礼者，周公之大典。毛诗言诗最密，左氏与春秋相表里，三者不出，六艺不明。噫！微献王，六艺其遂曀乎？故其功烈，至今赖之！”又汉代著名思想家、地动仪的发明者张衡也曾任过河间郡守。受他们的影响，献县民风质朴，乡民谨守礼法。纪昀在《日华书院碑记》云：“献县，于河间为大邑，土地沃衍，而人多敦本重农。故其民无甚富亦无甚贫，皆力足以自给。又风气质朴，小民多谨愿畏法，富贵之家尤不敢逾尺寸。”纪氏族人十分尊崇献王。据《献县志》卷二“建制”记载，献县城东十里有河间献王祠，“正殿三楹，中王位，以毛公贯公配享”。祠堂于明代嘉靖十三年由当时知县汪銮所建，隆庆五年知县赵三聘重建。清乾隆十二年又重建。其主要倡导者就是知县吴龙见及纪昀的伯父纪容雅。纪容雅以乡绅的身份参与祠堂的重建，表明了他对献王的尊崇。纪氏家族受献王这种崇尚儒学、实事求是的作风影响颇大。族人中以儒学礼法自励、尚实黜虚之人代代概不少见。从政以实心办实事；治学以勤勉求根柢，重人事，轻天理，绝不浮言空谈、空疏举事，几乎成为纪氏家族世代相传的思想观念。然而这种思想观念的形成，纪氏家族却付出了血的代价。明季乱世，政局颠危、时局动荡，而世风却以空疏的义理相矜尚，儒士徒讲义理辞章，诸臣不问兵谷钱粮。纪昀的高祖纪坤却“慨然有经世之志，谈兵说剑，恒从诸豪侠游。”并在《花王阁剩稿》的诗作中忧虑时政、反映离乱，怒斥文武将相处社稷频临颠危的局面尚不务实际、纸上谈兵的书生意气。如《偕董天士蔡家河远眺》就有“从来挟策无高士，迩日谈兵厌腐儒。犹怪先生春疌上，数行小楷写阴符”之句，流露出腐儒无补于国的情绪。《闻河南流寇将窥畿辅，移家郡城》写道：“惨淡阴风万木号，黑云低压古城壕。全家避乱禅心忧，满市浇愁酒价高。燕雀处堂聊旦夕，龙蛇起陆更弓刀（时沧州土寇亦蠢动）。传闻玉帐河魁将，正倩儒生讲六韬。”《登内黄城楼》中则有“通儒谋国多书卷，上相筹兵祗地图（自注：总戎出政府檄，有检验舆图，黄河在前，滹沱河在后，天险足恃，增兵何用之文）。宗庙神灵应闵念，昭陵石马几时趋。”这些诗作均表现出对朝廷官员不谙军旅、不通世故而又师心自用、纸上谈兵的行径的讽刺。同时也反映出他希望朝廷实事求是，崇实黜虚，正确客观估量形势，运筹帷幄，挽狂澜于既倒的心愿。纪坤能在举世尚空谈、争门户的环境下，不趋时流，而是保持清醒的头脑，拔流俗而起，的确难能可贵、令人钦佩。然而，遗憾的是，纪坤之子景星、景辰却未能习学乃父，于兵临城下的危急时刻尚争辩义理，最后延误时机，一同罹祸丧命。《阅微草堂笔记》“滦阳续录（三）”中记录了此事：

崇祯壬年，厚斋公携家居河间，避孟村土寇。厚斋公卒后，闻大兵将至河间，又拟乡居。濒行时，比邻一叟顾门神叹曰：“使今日有一人如尉迟敬德、秦琼也，当不至此。”汝两曾伯祖，一讳景星、一讳景辰，皆名诸生也。方在外面束襥被，闻之，与辩曰：“此神荼、郁垒像，非尉迟敬德、秦琼也。”叟不服，检邱处机《西游记》为证。二公谓委巷小说不足据，又入室取东方朔《神异经》与争。时已薄暮，检寻移时，反复讲论又移时，城门已阖，遂不能出。次日将行，而大兵已合围矣。城破，遂全家遇难。

此乃为实事，虽目前未见及类似的记载，但乾隆《献县志》卷九《人物志》则明确有“少丁明季乱，两兄没于兵。钰与季兄咸被驱掳”的记载。此事对纪氏后代震动颇大。使他们体悟到读书而不预实际、不谙世情，尚虚而不求实，是要付出血的代价的，并以此作为反面事例警醒后人不能重蹈覆辙，从而促使纪氏族人思想观念的转变。如纪昀之父姚安公对此事知悉甚详，《阅微草堂笔记》所载就是由他转述。他对此事极为痛心，评价道：“……死生呼吸，间不容发之时，尚考证古书之真伪，岂非惟知读书不预外事之故哉！”而且他自己也是凡事讲求实际、务求根柢之人。他曾批评明季空疏风气：“明之季年，道学弥重。于是黠者坐讲心学，以攀援声气。株守课册，以求取功名。致读书之人，十无一二能解事者。”而且在待人行事上也务必求实。如他曾著有《唐韵考》五卷、《玉台新咏考异》十卷，俱收入《四库全书》。又著有《杜律疏》八卷，载入《四库全书目录》。这些均为考异纠舛之作。他之所以不惮烦难效力于此，目的主要在于求真务实，探求事物之本源。如其作于乾隆丁丑二月廿一日的《玉台新咏考异》中追溯写作此书缘起时说：“……（《玉台新咏》）自明代以来无善本，赵灵均之所刻、冯默蓭之所校，悉以嘉定宋刻为鼻祖。然观所载，陈玉父跋则传写踳驳，自宋亦然。跋又称得石氏录本补亡校脱，然则窜乱旧本，未始不始于斯时。”正因为陈氏刻本传写踳驳、窜乱旧本，反而混淆一时，所以，他自云南乞养归后，“用参校诸书，仿韩文考异之例，各笺其弃取之由，附句下。两可者，并存之。不可通者，阙之；可通而于古无征者则别附注之。”同样，其写作《杜律疏》八卷则是因为“顾宸撰《辟疆园杜诗解》繁碎太甚，又多穿凿，乃汰其芜杂，参以己意，以成是编。初名《杜诗详解》，其后以其所解皆律诗，又字字句句备为诠释，体近于疏，因改今名焉。”由此不难看出其治学的严谨态度。纪昀十一岁即侍父于京师，随其行藏，目濡耳闻，倍受教益，受其影响颇大。他入仕以来，尽管并无可观的政绩，但行事为政却是始终以“以实心励实行，以实学求实用”的思想主张作为准则的。门人盛时彦在《阅微草堂笔记序》中称其“天性孤直，不喜以心性空谈，标榜门户，亦不喜才人放涎，诗坛酒社，夸名士风流”。校录《四库全书》时，他在子部十四家中将儒家列第一，兵家列第二，法家列第三，“所谓礼乐兵刑国之大柄也”。而农家、医家，旧史多列于其末。而他则将农家列为第四、医家列为第五，因为它们皆“民命之所关”，故升诸其他门类之上。在科考衡文时以“无戾于通经致用之本意”为标准。在《阅微草堂笔记》中，他对那些浮言虚饰、噭噭于义理而无实行者加以辛辣的嘲讽，对那些实事求是者加以推重，应该说，这些主张与行为与以其高祖、父亲为代表的纪氏族人那种崇尚实事求是、经世致用的思想观念是渊源有自、一脉相承的。

(2)崇尚儒学、恪守礼法

崇尚儒学也是纪氏家族代代相传的传统。这首先表现于纪氏族人能习学儒经，如《阅微草堂笔记·滦阳消夏录二》中就记载“姚安公尝为诸孙讲《大学·修身》章”，可见纪氏族人是很注重习学经书的。且有隽异之才脱颖而出，光大纪氏家族门楣，纪昀的曾祖纪钰就是其突出代表。《献县志》卷九《人物志·乡贤》中记载：“……（钰）国朝补博士弟子，有隽异称。以例贡入太学。世祖章皇帝临雍，命诸生进讲中庸。钰敷陈词义，美鬯雅称上旨。于是圜桥观者属目，姓名藉藉成均间。”卷十六《典文志》也写道：“……顺治壬辰，……先帝临雍，严天威于咫尺，誉髦进讲剖性命之精微，四库之旁横经者十四，六馆之侧负笈者三千，莫不听臣对之流，知天颜之有喜固已。”其次，纪氏族人家藏经书很多，如纪昀乾隆年间进呈之书中有相当一部分被辑入《四库全书》“经部”，而这些书籍大多系“先世之贻留”。再次，纪氏族人还有一些治经并能融会经书以倡导礼仪者。八世祖廷相，曾著有《友于小传》二卷。此书为《四库全书·史部》“传记类”存目，其自序云：“孝友皆天性，而人情日薄，往往知爱其亲，而不推其爱于兄弟，故摭拾旧迹以感发其彝良。不录帝王之事，分位殊也；不录圣贤之事，亦不录奇行异节舍生蹈义之事，不强以所不能也。分二卷，上曰循常，下曰处变，皆士庶人家细务。”可见此书主要是从“士庶人家细务”中论述孝友问题。为了写作此书，他“托辞避暑，借其书室，日日挥汗录此编”，又可见他于此所耗费的精力和心血。纪昀从兄纪昭著有《毛诗广义》五卷。并融会儒家经书“嘉言懿行”，成《养知录》八卷，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介绍，“是编乃训课家庭之作，杂引诸书所载嘉言懿行，而以己意发明之。分为八类：一曰论事父母舅姑；二曰论别夫妇内外；三曰论处兄弟妯娌；四曰教子孙；五曰论厚宗族；六曰论奴仆；七曰论财用；八曰通论。”这实际上是一部利用经书教义以规范家庭内部关系的教科书。纪氏族人不仅崇尚儒学，同时更是礼教、礼法的践履者。曾祖纪钰博闻强记，天资聪颖，具有入仕的良好资质。因为家有高堂老母，遂“决计归养。母卒，事季兄终身，翕好无间。从兄子破产，罄其田千亩鬻诸人，钰归自外，为赎归之。由是兄子子孙孙赖以存济。”从伯父纪策“轻财好施”，“尝以遗产三千让其弟”。纪昀之兄纪晫也是“笃伦常，谨言行，一以圣贤为归。”他虽与昀同父异母，但抚之“友爱笃至”。纪昀在他的墓志铭中记载了两件事：一是父姚安公于雍正乙卯官户部，以田产委托于晫，迄于乾隆甲戌，前后凡二十年，他无一钱落入私箧。婚嫁其子女，仅粗具簪珥衣裳耳。而庚辰为昀娶亲，却费数百金；二是纪昀颇蓄妾媵，他则曰“此犹在礼法中。”不纵之，亦不禁之，他深知“并此强禁，必禁而荡于礼法外矣！”表现出做兄长的宽厚仁爱之心。从弟纪昭也是“平生笃于事亲，敦睦亲旧，急人疾苦”，他与纪昀同举乾隆十二年乡试，二十二年成进士，官内阁中书。八年，宗人府主事缺，升迁有望，但“会闻父疾，立请假归”，丧失了升迁的机会。至于纪氏家族的妇人也是恪守妇道、谨守闺范的典型。如曾祖母王安人“幼即端方，长而敏淑”，敬承翁姑，抚育子侄，均竭心尽力。侄媳张氏“年十九而寡，持服三载，不去缞麻，孀居三十七年，虽酷暑未一解衣睡。对舅故则婉容，退即端坐如枯木，……妇独与舅姑同院居，终日侍奉无倦色。姑患病频危，夜焚香泣涕祷佛，遂终身茹素。”其苛己守礼，为常人所难能。连纪昀本人也感慨万端：“……彼青灯忍泪，白首完贞，凄风苦雨，阅数十年如一日，非心如铁石者不能。千百人中能尽本分者有几？乌可以庸行易之耶！”纪氏家族尊崇儒学、恪守礼法的传统对纪昀的思想及创作产生极大的影响。就思想观念而言，使他形成了以儒家道德为轴心的思想体系，使得儒家正统思想始终在他的思想体系中占领主导地位。而对于佛、道，尽管他认为可以与儒家思想相互补充，但从本质而言对它们还是持否定、贬抑态度。这一思想从他在《阅微草堂笔记》中对释道之徒的虚伪、狡诈的嬉笑怒骂及酣畅淋漓的讽刺、鞭挞中明显表现出来。此处不赘。就创作而言，《阅微草堂笔记》则直接是儒家思想及儒家道德精神对他支配的结果。许多人都认为纪昀晚年创作《阅微草堂笔记》是为了以“神道设教”劝善惩恶，如曾国藩在《纪氏嘉言序》中云：“（纪昀）所著《阅微草堂笔记》五种，考献征文，搜神志怪，众态毕具，其大旨归于劝善惩恶。”他的门人盛时彦甚至他自己也有过类似的表述。如果从创作行为的发生的角度言，“劝善惩恶”一说概括并不全面，后面我们将联系他的晚年心态做深入分析。但不可否认的是，纪昀著《阅微草堂笔记》，“劝善惩恶”的确也是其中极为重要的原因。而其形成的终极原因还是作者的儒家思想在起作用。

(3)重人事、轻天道

纪氏家族重人事、轻天道，这也是他们尊崇儒家思想的具体表现。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而“仁”又始终是以“人”为起点和最终归宿的。如《论语·颜渊》记载樊迟问“仁”，孔子既径直回答“爱人”；仲弓问“仁”，孔子便告诫他：“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季路问事鬼神，孔子回答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明确将人事放在首位。马厩失火，孔子“问人，不问马。”关心人的安危胜过其它一切。实际上，不仅《论语》，其它儒家经书亦皆以人事为本。故尔，清章学诚即有“六经皆史”的论断。所谓：“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易》以天道而切人事，《春秋》以人事而协天道。”“其所以原民生与利民用者”，“而非圣人一己之心思，离事物而特著一书而谓以明道也”。钱大昕也论道：“夫儒者之学，在乎明体以致用，诗书执礼皆经世之言也；论语二十篇，孟子七篇，论政者居其半。……而性与天道，虽大贤犹不得而闻，儒者之务实而不尚空谈如此。”同样，纪氏家人也将关心人、济困扶危视为责无旁贷之事而躬行之。在家乡的赈济乡梓，外出为官的关心子民，从先祖以迄后代，代代流传着纪氏族人关心民生的佳话。康熙丙子，邑大饥，曾祖纪钰出米三百斛为粥食饥者，全活甚众。邑有负赀百余者，因家贫不能偿还，纪钰则效仿春秋战国时代的平原君“因焚其券”，悉数免之，赢得乡人敬重。纪策“……尤重文学，捐数百金置义馆于周家村，延师课士，远近就学甚众，多所成就。”康熙六十年、雍正四年，纪昀祖父天申公“煮粥活灾民可万人。中丞沈公方伯德公皆旌其门，又值义学于淮镇，资以修脯几若干年。”民国薛凤鸣等人修纂的《献县志》中所谓：“邑人好施予者，以纪氏为最多，收效亦以纪氏为最大”乃是客观实在的评价。族人义行对纪昀也同样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但着眼于他的思想，更可以看到先祖的义举，以及重人事的思想对他的影响。如《槐西杂志二》议论道：“于传有之：‘天道远，人事迩。’‘六经’所论皆人事，即《易》阐阴阳，亦以天道明人事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提要》对此也多有阐发，如他说：《春秋》乃“经世之枢要”、“国之鉴”；《尚书》、《周礼》“实则当日之政典”；《诗经》、《乐经》其意在施行“诗教”、“乐教”，“厥用至大”。这一思想表现在对问题的思考以及行事上，则使他能更多地从人情、人性的角度考虑。他自己虽然未曾有过类似先祖们的那种赈济灾民、兴修学馆的义举。但在御史任上，也曾于饥荒之年饥民流离京师之际，呈奏清廷增加粥棚，解决饥饿民人数众多、赈济难以周全的问题。朱珪的《协办大学士礼部尚书文达纪公昀墓志铭》中载：“壬子，以畿辅水灾奏请截留官粮万石，设十厂赈饥，得旨，六月开厂。自夏季至明年四月，全活无算”；又如在教与养的关系问题上，他就提出先解决“养”的问题，然后施以教化；他激烈地反对农民以过激的方式发泄他们的不满，但尚能理解他们的疾苦，甚至提出“其故在官不在民”、“民为邦本，民安作息”的具有初步民主主义思想的观点。在《平定三省纪略》中藉推崇弘历说：“……民气之悖悍，由于民志之怨讟；民志之怨讟，由于官役之侵蚀。”他执掌旌表烈妇，对那些身处困境而横遭不幸的妇女也能从人情的角度酌情旌表。嘉庆八年，他进呈《请敕下大学士九卿科道详议旌表例案折子》云：“妇女猝遭强暴，捆缚受污，不屈见戕者，例无旌表，臣谓捍刃捐生，其志与抗节被杀无异。如忠臣烈士誓不从贼，而絷缚把持，虽使跪拜，可谓之曲膝贼廷哉！请敕交大学士九卿科道公议，以与被污者略示区别，量予旌表。”甚至《阅微草堂笔记》中的个别篇章在不悖礼法的前提下还对青年男女真情表示理解和辩解：“饮食男女，人生之大欲存焉。干名义，渎伦常，败风俗，皆王法之必禁也。若痴儿騃女，情有所钟，实非大悖于礼者，似不必苛以深文。”这就明显地与程朱理学有所不同。如《姑妄听之一》中有一则笔记，主人公三宝、四宝“襁褓中已结婚姻”，长大后，虽系中表姻戚，亦不避嫌，情深似海，其间数遭周折，然其情一也，合卺之日，馆师严某以“中表为婚礼所禁”为由从中作梗，最后终以悲剧告终。纪昀对严某所为极为愤慨，谴责其“作此恶业，不知何心，亦不知其究竟。”并相信“则是二人，天上人间，会当相见。”平心而论，严某之言虽迂腐，但换个角度看，亦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但其做法的确过分，而纪昀纯粹从感情的方面谴责了严某之所为，这在当时的环境中的确也是难能可贵的。事实上，无论是程、朱，抑或纪昀，他们在维护封建纲常伦理这一方面显然是一致的。但程、朱所采取的是一种极端化甚至可以说是非人的方式，远远超过了人性所能承受的程度，其不合理也就显而易见。因而也就受到了包括纪昀在内的哲学家、思想家的激烈抨击。而纪昀则在不违背礼法的大前提下，适当地从人性、人情的角度来调节社会关系。虽然他所谓的人性、人情与明末的思想家如汤显祖等人所张扬的人情、人性存在着本质差异。但他能在程朱理学作为一种官方哲学倍受推崇的政治环境中，强调人情、人性的存在，不管他的动机如何，无疑也是应该加以肯定的。而孕育这种思想的就是纪氏家族重人事、轻天道的传统观念。

此外，纪氏家族还流传者许多风水迷信、扶觇感应以及鬼神之事，这对纪昀的思想观念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滦阳消夏录》（六）中记载伯高祖爱堂公崇祯丁丑病卒后，半日复苏，曰：“我以亵用‘五雷法’，获阴谴。冥司追还此书，可急焚之。”焚讫复卒。半日又苏，曰：“冥司查检，阙三页，饬归取。”视灰中，果三页未烬；重焚之，乃卒。此事属纪氏家族先辈的往事，纪昀获知此事的途径是：他自己闻之先父姚安公，“公闻之先曾祖，曾祖闻之先曾祖”，如此代代转述，难免添油加醋，其可信程度是很难保证的。然而姚安公却将其附载于“家谱”中，还明确告知纪昀“高祖即手焚是书者”，表明他对此事是深信不疑的。正因为如此，纪昀在最后议论道：“孰谓竟无鬼神乎？”这说明此事对他思想的确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再如，《槐西杂志》（二）有一则笔记：

“景城之北，有横冈坡陀，形家谓余家祖墓之来龙。其地属姜氏，明末，姜氏妒余之盛，建真武祠于上，以厌胜之。崇祯壬午，兵灾，余家不绝如线。后祠渐圮，余族乃渐振，祠圮尽而复盛焉。其地今鬻于从侄信夫。时乡中故老已稀，不知旧事，误建土神祠于上，又稍稍不靖。余知之，及属信夫迁去，始安。”

此事为纪昀亲自所历。在他心目中，自然为实有之事。于此，他针对“相地之说，或以为有，或以为无”的论争，提出若“地学之不精，又或缘以为奸利，所言尤不足据，不宜溺信之耳。”“若其凿然有验者，固未可诬也。”弦外之音无疑是告诫世人，风水并非不存在，关键是不要盲目相信“地学之不精”、“缘以为奸利”者。这则笔记再一次证明了家族在他思想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总之，纪昀的思想体系非常复杂，他尊崇儒学，恪守礼教；重人事，轻天道；讲究事实求是，经世致用。但又信风水迷信，对鬼神的存在与否也抱着将信将疑的态度。纪昀这些思想观念的形成，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如时代、社会思潮的影响等等。但无论如何，纪氏家族对他施加的影响无疑是不可低估的。

三

纪氏家族的事迹

是《阅微草堂笔记》素材的重要来源

纪氏家族极为重视家族史的传述，目的在于让后人从中领悟到齐家治世之法。《阅微草堂笔记》第二十一卷“滦阳续录（三）”中曾引述纪昀之父姚安公言曰：“子弟读书之余，亦使略知家事，略知世事，而后可以治家，可以涉世。”这无疑为纪昀了解、熟悉家族史及前辈族人的事迹提供了有益的途径，使他自童年时代即对纪氏家族的往事知悉甚多，从而为晚年创作《阅微草堂笔记》积累了丰富的素材。据笔者统计，《阅微草堂笔记》共一千一百余则，其中涉及到族人事迹或来源于族人的就达到二百余则，约占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在素材来源上占据首位。这二百余则笔记，有的是直接交代家族谱系，有的是作者童年时所经历的往事，还有的是亲友们所讲述的其它人如家族中奴婢、书僮、管家的事迹，还有的直接从先祖的诗文集中摭取素材；有的是神怪故事，有的则仅为人情世态。内容极为庞杂，但都与家族的大背景关系密切。在笔致上，有的是客观的叙述，有的为冷峻说教，有的却又情致缠绵，令人心恻。如侍姬明玕、四叔母李安人婢女文鸾均为纪昀心仪之人，但均年岁不永、早年夭逝，纪昀甚感悲悼和惋惜。在《阅微草堂笔记》中，纪昀倾诉了对她们深深的忆念。对于明玕，他写道：“侍姬明玕，粗知文义，亦能以常言成韵语。尝夏夜月明，窗外夹竹桃盛开，影落枕上。因作花影诗曰：‘绛桃映月数枝斜，影落窗纱透帐纱。三处婆桬花一样，只怜两处是空花。’意颇自喜。次年竟病逝。”《槐西杂志》（二）还有一则忆念她的篇章；文鸾，先四叔母曾有赠予之心，“私问文鸾，亦殊不拒。”但终因“有妒之者，族其父多所要求，事遂沮格”，竟“郁郁发病死。”而这些均不为纪昀所知。闻其噩耗，他极为伤感，在《阅微草堂笔记》中藉梦境发抒了对她的思念之情：

“今年五月，将扈从启行，摒挡小倦，坐而假寐。忽梦一女翩然来。初不相识，惊问：‘为谁？’凝立无语。余亦遽醒，莫喻其故。适家人会食，余偶道之。第三子妇，余外甥女也，幼在外家与文鸾嬉戏，又捻知赉恨事，瞿然曰：‘其文鸾也耶？’因具道其容貌形体，与梦中所见合。是耶非耶？何二十年来久置度外，忽无因而入梦也？询其葬处，拟将来为树片石。皆曰丘陇已平，久埋没于荒榛蔓草，不可识矣。”

对明玕的思念，纪昀藉诗歌以表达；而于文鸾，则是以梦境来倾诉。两者所采取的方式有别，但情致缠绵、笔触婉娈却是一致的。

《阅微草堂笔记》中来源纪昀家世的内容大部分已不可考，但其中少数见诸载籍，可以相互对照，见其可靠性。如《槐西杂志（一）》载有明季兵乱，年甫十一，纪昀曾祖镇番公被掠至临清。后遇旧仆李守敬，以独轮车送归而不接受酬金之事。此事又见于《献县志·典文五》“补遗”《记李守敬》，《献县志》所记篇幅略长，过程交代得比较详细，且有一定的细节描绘，较之《阅微草堂笔记》所记更加生动。又如，上文所举爱堂公死而复生事被姚安公附载于“纪氏家谱”中，关于高祖厚斋公的事迹及交游的素材明显来源于其诗集《花王阁剩稿》。对此，我们在后面所附的《<花王阁剩稿>及其对<阅微草堂笔记>创作的影响》一文中将详细阐述。兹不赘述。

总而言之，任何一个作家的创作，都与他所生活的环境息息相关，都与他赖以成长的家族有着天然的血缘联系。家族的集体无意识积淀于他的心灵深处，为他的思想观念的形成、价值取向的确立提供了最初的胚胎；而他们从童年时期即业已了解的家族史又为他们最初的创作积累了丰厚的原始素材。正是这生于斯、长于斯的家族文化，为他们最初的创作插上了金色的翅膀，使他们能创作出传世之作。纪昀创作《阅微草堂笔记》再一次为阐释这样一条文学创作规律提供了注脚。

作者 | 吴波

来源丨《明清小说研究》2001年第03期

“

关注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