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可以通过君主立宪走向近代化 为何清王朝却不行

原题：日本可以通过君主立宪走向近代化，为何满清却不行？ | 刘三解

道理很简单，大部分中国人不允许。

这种实话说起来非常伤自尊，但却是事实。

正如“短史记”中“兰台”先生的文章所说的，“日本是走向近代化的进程中施行了君主立宪制，而不是反过来。”

大多数中国人谈论历史的时候，都有一种奇异的错觉，就是伟人挥挥手，敢叫日月换新天，但是往往没有意识到，伟人挥手之时，往往是顺势而为，是早已经看到了趋势，才独立潮头。

如果是逆势而为，底下一群愚氓，挥挥手，也不过是对牛弹琴，甚至会被汹涌的潮水拍倒在地，成为“先烈”。

注意，中国从古到今的成功政治家，没有一个是当“先烈”当出来的，他们都是斗争的胜利者，所以，他们的政治选择，保证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也就是“保平争胜”才是他们行为的通行逻辑。

正因为如此，哪怕恭亲王、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看到了未来，也不代表他们会与天下为敌来做这个“先行者”。

事实上，晚清的中国传统社会，根本没有进行所谓的“近代化变革”的土壤，这一点上与日本有着根本性的区别。

明清以来中国社会的基本经济底色，并不是教科书上胡扯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以长江、运河和沿海地区的发达水陆交通为基础的国内贸易，以及对东南亚的短途海上贸易，非常发达。

借由清政府对于蒙古草原和西域的征服，晋商为代表的汉人商帮的足迹，终于扩展到了草原地带，并与万里而来的俄罗斯殖民者、商人握上了手，用双脚开拓出了一条自汉口起步，以内蒙古归化城为基地，以外蒙古库伦城为中转，贯穿蒙古草原，远达恰克图，甚至莫斯科的内陆贸易网络。

但是，这些发达的商业网络建构的基础，全部是附着于清朝的军事和政治统治之上，包括运河航运的保持，包括对蒙古的军事威慑等等。

这种政治和商业互相依存的经济模式，深刻地塑造着所有受到影响的区域的经济组织与社会形态，周而复始的“旧商业线路”和“旧商业惯例”的“暴利”，让所有与这个体系相关的阶层，包括晋商、徽商、陕商，十三行的行商，乃至于为这些商业体系服务的松江棉布商、苏宁杭的丝绸商、武夷山、祁门的茶商，以及比他们更加卑微和资本微薄的棉农、丝户、茶农，漕运的漕丁、出海的水手等等，没有人想改变，也没有欲望去改变。

如果不是太平天国席卷东南，太平军和官兵、团练们轮流对江南富庶地和长江水道沿线的湖广、两江反复蹂躏，上述这些“商品化”的生活方式会一直维持下去，直到王朝覆灭，社会秩序崩溃，生意做不下去为止。（也就是明末的结局）

事实上，西方人的入侵和世界市场的开启，至少在40年左右的时间里，并没有对这些传统中国主导性的富裕阶层和生产者产生多大的影响，得益于中国人早已习惯的低水平生存能力，尽管各种利润收益不断被压缩，只要能够有口吃的活下去，这些“经济人”就能够熬下去。

这部分人，已经是晚清中国社会中最活跃，也是最开放的一群人，他们对于“近代化”的主动兴趣，可以积极地让你吃惊，也可以薄弱得让你吃惊，因为他们的一只眼睛，永远盯着衙门里的那群人。

以英国人修建的中国第一条铁路——吴淞铁路为例，当地的绅商并不是傻瓜，也不会拿什么风水、坟地之类的理由要求拆除，反而在当时朝廷上要求拆除铁路的声浪之下，地方沿线的绅商，却对朝廷的督抚大员们情愿，希望能够保留下来，方便经济。

然而，清朝政府的洋务派和顽固派在这一事件上，达成了惊人的共识，在买下这条铁路之后，枕木、铁轨全部拆得干干净净。

为什么？

这里面有一个“政府”主导一切的“权力尊严问题”，即铁路好坏且不论，但是在“政府”没有统一意见的情况下，外国人私自让中国近代化，这是“丧权辱国”！

换句话说，近代化与否，在当时的评判标准，不是今天我们编写历史教科书的那群人所谓的历史大视野，即搞工业，搞铁路，搞新学，这是一种历史的进步，这种进步对于当时的清政府而言，没有意义。

他们关心的是，这些“近代化”是否“可控”，“可控”的基础上再谈“利还是弊”，“可控”放散到当时的民间，就是对旧的生活方式的冲击是否可容忍的问题。

比如，当时清朝督抚（如曾国藩）反对修铁路的一条理由就是，火车载重量极大，搞起来，沿途的车船脚夫全部失业，会造成社会的动荡。

这种思维，恰恰是弥漫着整个清朝社会的最大公约数，在此条件下，进行所谓的“近代化”，只能是像李鸿章一样，搞“个案”，搞“试点”，让天下人把“近代工业化”的正经事儿理解为“李二先生”本人的“私心”和“玩物”，对社会的冲击，才能减少到最小。

事实上，恰恰是李鸿章这些根本没有办法介入到旧体系中的“私心玩物”，为日后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奠定了基础，比如他的北洋武备学堂毕业生，淮军各个营头都不要，因为他们是亲戚掌军，用不着洋学生，最后留给了袁世凯的北洋新军成为骨干。

而北洋海军的一群管带，也是日后中国海军的种子，再有就是他经营的江南制造总局、开平矿务局，盛宣怀搞出的电报系统，甚至于他派出的留学生，都或多或少的在这个不想变化的国家身上，撕开了一道又一道的口子。

反观日本，早在18世纪，也就是1750年左右，日本的德川幕府就已经开始大搞荷兰文翻译，对荷兰文的造船、造炮，军队训练、作战，医学著作大量翻译和引进，在其国内也形成了以“兰医”为基础的“兰学者”群体，在明治维新前，已知名字的就多达9000多人。（见《一群医生搞出的明治维新》）

在美国佩里舰队逼迫日本开国，也就是所谓的“黑船来航”之后，德川幕府也好，各个强藩也好，都对西方的科技和贸易往来趋之若鹜，日本的传统豪商们，也在积极了解西方人的行为方式，改造自己的行为方法。

可以说，哪怕是当时提着武士刀，大喊着“尊王攘夷”劈砍外国人的日本武士，也大体知道自己国家与人家的差距，他们更关心的是，由谁来组织日本人，与这个强大的外来者对抗，而不是要不要对抗，要不要学习。

正是这样的背景下，日本的近代化进程其实早已在其上层形成了共识，争的无非是谁带着日本来进行现代化。

相比之下，同时期的中国的情况，则根本是连“要不要近代化”这个问题都不要讨论。

对于想搞的，你自己搞，自己弄，不出圈子，就当给你块自留地让你自己玩儿了，直到被人一通胖揍，而且是一次又一次地打得鼻青脸肿，舆论终于转向了，原本不想变的人们发现在自己无法控制的情况下，世道已经变了，只好顺水推舟，也要求变革。

这时候，变革就不再是禁忌，所以才有了“清末新政”和“预备立宪”，说到底，就是逼到份上了，真的假的，就算是做个姿态也得做一下了，至于是不是真的能够进步，真的能够实现“近代化”，谁在乎？可能袁世凯在乎？反正慈禧太后是不在乎的。

这种政治人物的政治思维，实实在在地又延续了100年，可算长盛不衰，只有懂得了这一点，才能明白，为什么近代以来，中国的所谓“近代化”、“现代化”总是踩不到点上，不是因为伟人们不聪明，恰恰因为他们“太聪明”，也就不会干什么正经事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