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雅典为什么会从贵族制演变为民主制？｜文史宴

文/安东尼·艾福瑞特

希腊的民主与罗马的共和，是促成现代世界诞生的两大传统。虽然古典民主与共和多有缺陷，但依然是现代世界的基石。近期我们将挑选两部佳作中的部分文章，组成“古典民主与共和”的专题，详细讲述其形成与衰落，或能有所启示。

闹剧般的兵变

1

这是他生命中最伟大的时刻。

这个年轻的雅典贵族在公元前 640 年的奥运会上赢得了折返跑（diaulos）比赛的胜利。他就是库伦（Cylon）。“diaulos”在希腊语中的字面意思是“双笛”，指的是一个约 400 米的跑步竞赛。赛跑的距离以体育场的长度为准。参赛者脱得一丝不挂，在泥土跑道上（后来跑道两侧被改造成可以容纳观众的高台）跑完体育场的距离后，折返回来继续跑。

古希腊的奥运会

库伦头戴一顶橄榄枝叶做成的花冠，它不怎么值钱，但正如我们前面看到的，真正的奖励是冠军所获得的荣耀。一个多世纪以后，擅长为优胜者撰写赞美诗的伟大诗人品达，在一首诗中总结了在比赛中取胜的重要性。生命充满痛苦，最后归于死亡，但是一个运动员的胜利如鲜花绽放，永不凋零。

人的一生是一天！

他是什么？

他不是什么？

幽灵的梦想，

是做我们凡人。

而当我们谈到人，

天堂闪现出灿烂的光芒，

世间闪耀的人生，

如蜂蜜般甜美芳香。

库伦打算用另一个了不起的举动来增加他的荣耀。公元前 632 年，他策划了一场阴谋以推翻现在的政制，并让自己成为雅典的僭主或唯一的统治者。他了解僭主的统治方式，因为他娶了梅加腊（Megara）的僭主塞阿戈奈斯（Theagenes）的女儿。梅加腊是科林斯地峡北部的一个小城邦，声称对具有战略意义的萨拉米斯岛拥有主权，这一点遭到雅典的强烈抗议。僭主塞阿戈奈斯处理权力问题的方式简单而直接。他屠杀了富人的牲口，因为这些牲口大肆啃食其他人肥沃土地上的庄稼。

此举赢得了穷人的认可和好评。他明白，他需要人民对他有信心。正如极具洞察力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人民的信赖源于对富人的敌意”。

雅典当时是由贵族统治的，即所谓的世袭贵族（eupatridae，字面意思是“有好父亲的人”）。虽然库伦是贵族，但是他知道他的同僚没有兴趣支持自己。他需要得到民众广泛的拥护，他一定看到了某些迹象，知道这一刻即将到来。

他采取了明智的预防措施。他征询了德尔斐神谕，神谕建议他在“宙斯最伟大的节日” 期间占领城市的堡垒，即雅典卫城。所以，他在那年的奥运会上做了尝试。毫无疑问，这是希腊“最伟大”的庆祝活动。他的岳父给他提供了军队。

当他出现在人民面前的时候，他精心策划的一切却未能得逞。他占领的是卫城，而不是整个城市。雅典的普通人并没有为他欢呼。事实上，当意识到发生了什么时，他们放下田地里的活儿，赶到城中，把库伦团团围住。

其实是库伦把神谕弄错了。阿波罗指的并不是奥运会，而是第阿西亚节（the Diasia，宙斯节之一）。人们在城外庆祝这个伟大的节日，所有的公民都会参加。到时候城内空空如也，库伦和他的士兵基本不会遇到什么抵抗。

剩下的事情只是决定如何处理失败的革命者。库伦本人和他的弟弟悄悄溜走了，其他人则跑到雅典卫城的旧神庙中寻求庇护。只要寻求庇护的人一直留在神庙里，就会受到女神的保护。

然而，执政的贵族想在遵守法律的情况下给叛徒一个教训。

引发变革的渎神事件

2

当年的执政官，即名年执政官（Eponymous Archon），是麦加克勒斯（Megacles）。他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是阿尔克迈翁家族（Alcmeonidae）的重要成员，这是一个丰常有影响力的富裕家族。

他说服了忍饥挨饿的库伦的士兵，让他们下来接受审判。严格说来，他们还是在神庙的范围里，因为他们手上系着长长的绳子，另一端绑在神庙中女神的雕像上。麦加克勒斯郑重承诺，他们不会受到伤害。

雅典卫城与神庙

他们走过战神山和厄里尼厄斯（Erinyes）的神庙。这三位复仇女神对背弃誓言的人毫不宽恕，严酷惩罚。她们比宙斯和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年长，通常被想象成丑陋无比的女巫。她们多被描述为有煤炭一样黑的身体，长着蝙蝠的翅膀和狗的头，而且头上盘着蛇。她们残酷地挥舞着配有黄铜钉的鞭子。就在这个时候，由于一个恶意的巧合，绳子断了，所以麦加克勒斯也打破了自己的誓言。

【注：厄里尼厄斯是希腊神话中三位复仇女神的统称，即阿勒克图（Alecto，不安女神）、墨纪拉（Megaera，妒忌女神）和底西福涅（Tisiphone，报仇女神），该词在希腊语中意为“愤怒的人”。】

他和其他执政官都对这一恰逢其时的事件感到兴奋。雅典娜明确收回了她的庇护。他宣称，这让他的下一步行动有了正当的理由。那些在神庙之外的人被石头砸死，即使是那些坐在“威严女神”（这是对复仇女神委婉的称呼）祭坛上的人也无法拯救自己，都被屠杀了。有些人向执政官的妻子求饶，最终获得了宽恕。

如果说库伦判断失误，但与麦加克勒斯仓促的决定相比也算不得什么。麦加克勒斯用诡计玷污了自己。当一个人与神灵建立关系的时候，没有什么比他的纯洁更重要了。荷马写道：“他绝对不能用满是鲜血和污秽的双手向宙斯祈祷。” 在祭祀仪式上，手必须清洗干净，有时还要穿上白色的衣服。当进入圣所时，祭拜者应从圣水盂中取水洒在身上。性交、出生和死亡，特别是谋杀，都会让所有祭拜的人变得污秽。

雅典一直防止出现专制君主，但在发展过程中滋生了最严重的腐败。谋杀在神庇护下的任何人都是对神的侮辱。人们无法骗过奥林匹斯山的众神。

那么，城市如何才能自我净化？

库伦、他的兄弟和他们的后裔被判永久放逐。但是，麦加克勒斯和整个阿尔克迈翁家族都遭到审判，并被判犯有亵渎罪。他们也被永久放逐了。甚至连在亵渎日与审判日之间死去的人也被掘出尸首，遗体被丢弃。这样做不光是为了惩处有罪之人，也是为了消除因触怒神灵而招致的威胁。

厄庇墨得斯（Epimedes）看上去像一位神秘的萨满法师，他作为克里特岛的先知、哲学家和诗人被请来净化城市。据说他在供奉宙斯的一个神洞中睡了 57 年，去世时年纪非常大了。人们发现他的尸体上有刺青，因此将他的皮肤保存在斯巴达五监察官的府邸中，他曾向监察官们说过军事方面的预言。

厄庇墨得斯接受了雅典的委任，并举行了必要的仪式。作为报酬，他只要求得到一根橄榄枝，并希望净化后的雅典和他祖国的首都克诺索斯（Knossos）建立友好的同盟关系。

贵族政治的危机

3

公元前 7 世纪，我们终于进入了看起来像历史的一个时代。如前所述，在迈锡尼文明中，大多数国家都是君主制，但在“黑暗时代”结束时，光明再次出现，像忒修斯这样世袭的统治者大都消失了。

在有国王的地方，掌权的贵族和贫困的农民之间总是不断发生冲突与纷争。库伦的故事很好地说明了雅典政治中存在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希腊的其他城邦也是如此。畜牧业转变为农耕，人们从农村迁移到城市。公元前 1000 年到公元前 800 年之间，希腊人口的总体数量几乎保持不变，但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复苏，迅速增长的人口成了主要的不稳定因素。人口过多，只能派人到海外建立殖民地，但这一做法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因此，国内的土地所有权和粮食生产难免受到波及。

贵族阶级把“好处”（agathos）据为己有，这个古希腊词语意为“出身高贵”。在雅典，这些世袭贵族通过婚姻和亲属关系走到一起。他们加强了同国外的联系，经常在希腊和地中海各地旅行，相互之间赠送礼物并热情款待对方。他们对自己的家族深感骄傲，同时家族之间的竞争也异常激烈。回顾过去时，他们也会对逝去的英雄感到惋惜。

毫无疑问，拥有这种思想的人对新贵不以为然，他们抵制暴富者进入上层社会。最糟糕的事情就是迎娶没有背景的富家女孩为妻。泰奥格尼斯（Theognis）是来自梅加腊的古希腊诗人，他在公元前 6 世纪中期非常有名。他尖酸刻薄地写道：“财富已经和身世混为一谈。”

荷马史诗中的贵族男女是后来贵族生活方式的典范。泰奥格尼斯的话语中充满了反对社会变革的保守思想，古往今来的特权维护者不断重复着这种言论：

城市还是那个城市，但人民不一样了。

从前，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正义和法律，

只是穿着老山羊皮，

像动物一样住在城外。

而现在他们却是“高贵的”，

而那些曾经高贵的人却一文不值。

世袭贵族对现状感到满意，而农民有不同的看法。对他们来说，现状已经变得不可接受。亚里士多德总结了他们的情况：

穷人被富人奴役 — 他们自己，他们的孩子和妻子。穷人被称为从属者和“六分之一伙伴”，因为他们在富人的田地里劳动，只能获得所创造价值的六分之一作为报酬。所有土地都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如果穷人没有缴纳租金，他们和他们的子女都将遭到扣押。所有贷款都是以人身自由作为担保的。

亚里士多德在多方面都有伟大成就

许多普通民众负债累累。他们以人身作为担保，可能会遭到债权人的扣押。他们中有些人在国内做奴隶，其他人则被卖到国外。

与债务问题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是，普通雅典人对自己的地位日益不满，他们对自己从属并依附于富人的状况感到愤怒。他们只是想摆脱他们的主人。

解决危机的两条路

4

从公元前 7 世纪到公元前 6 世纪，有两种方式可以解决这种阶级矛盾。第一种是采取个人统治，换句话说，就是专制暴政。第二种是邀请一个有经验的政治家提出彻底的制度改革，也就是说，把这个问题交给一个明智的、无所不知的立法者。

专制君主或僭主要依赖人民的支持。亚里士多德写道：

僭主是在反对贵族的民众支持下产生的。这样，民众就不会遭到贵族的迫害。从历史事实看，这是清楚无误的。

僭主具有感召力，心狠手辣，通常是一个持不同政见的贵族，通过政变夺取权力。僭主的统治往往只持续两三代人的时间，比这再长的统治并不多见。在主要的希腊城邦国家中，只有斯巴达和埃伊那岛未受过僭主的统治。“僭主”一词在公元前 5 世纪之前并不含贬义。很多僭主并不比之前的贵族更糟，有一些僭主甚至明显更进步。最重要的是，他们会用武力来平息阶级之间的斗争。（大司马按：个别的、短期的僭主确实有可能，长期僭主制则不可能）

库伦事件只会让雅典的社会和政治局势变得更加紧张。很显然，暴政不会得到人们的支持，所以在公元前 622 年（或公元前 621 年），一位值得信任的立法者德拉古（Dracon）受命撰写一部法典，这是雅典有史以来第一次通过文字来记录法典的内容。除了解决其他事情，撰写这部法典的目的可能是为了平息阿尔克迈翁家族遭惩处后产生的余波。

立法者德拉古

法典的内容几乎没有保留下来，但它反映了一个充满血腥积怨的世界，以及社会净化的礼仪规则。人们认为德拉古过于严苛。据说，死刑也适用于懒惰之人，事实上它几乎可以被用于惩罚所有违规行为。公元前 4 世纪的雅典演说家和政治家狄马德斯（Demades）曾说，德拉古“不是用墨水，而是用鲜血撰写法律条文” 。

这种批评似乎有失公允，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他唯一流传下来的对过失杀人罪的裁定是谨慎、仁慈的。过失杀人者被判流亡，死者的亲属有权赦免罪犯。如果一个人面临“有人用暴力实施非法抢夺”（即遇到一个盗贼），他为保护自己而将盗贼杀死，那么“这个盗贼无须先被裁定有罪就可以被处死”。

不管德拉古立法的真相如何，这对于平息雅典国内的政治积怨几乎没有任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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