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后张学良为何急于看这本书

1936年12月12日，西北剿总司令张学良在多次劝谏蒋介石无果后，联合西北军杨虎城发动兵谏，囚禁蒋介石，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25日，即西安事变达成协议的翌日，张学良认为既然兵谏之目的已达到，就必须释放蒋介石回南京，并且执意要亲自送蒋回南京，尽管许多人劝他不必亲往，以免遭报复。但张不为所动。

1936年12月26日，张学良到达南京后，在宋子文的陪同下，驱车住进北极阁宋子文公馆。最初的几天，张学良还是有相当的自由。

张学良进入宋公馆的当天，就急切地要秘书去找一本书看。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让经过西安事变的张学良产生这么迫切的心情？

据身边工作人员回忆，那几天，需要秘书办的事情不多，但张学良特意叮咛他去买一本叫《革命与变乱之技术》的书，是拔提书店出版的。工作人员没有买到，张学良说：“雨农（戴笠）已替我找到了，不要买了。”

《革命与变乱之技术》，实际上叫作《变乱与革命技术》，一般简称《政变术》，作者是意大利著名记者库尔齐奥·马拉巴特 。

马拉巴特出生于意大利的一个德国移民家庭，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他游历俄国、波兰、德国、西班牙等国，亲历了多次革命和政变，他用法文撰写了一部以革命和政变手段夺取国家政权的小书，取名为“政变的技术”，1931年在巴黎出版。1932年，该书英文版在纽约出版。

马拉巴特从其亲身经历和经验出发，认为在现代国家中，夺取政权的武力政变不需要有特定的政治社会环境，只需要政变策划者掌握一系列“政变的技术”，通过动员技术工人和训练冲锋队去夺取关键性的公共设施，如铁路、运河水闸、电厂、邮政电报、粮仓、物资仓库等，就能使政府与国家的其他部分隔离，从而使政府失去功能而成功夺取政权。马拉巴特将革命视为一种技术，可被任何政治势力用来夺取国家政权。由于马拉巴特偏激的思想，这本书出版不久就被查禁，他也被开除法西斯党籍，流放5年。

1933年，古有成将这本书的英文版译为中文，于7月由上海的国际书局出版，取名《变乱与革命技术》。根据英文版的内容提要刊登广告说：“本书是给现代革命者的。”

1933年4月，张学良到欧洲游历，有很长一段时间住在意大利，受到墨索里尼的热情接待。墨索里尼的女婿加莱阿佐·齐亚诺（1903—1944）曾任驻华公使，齐亚诺和夫人艾达·墨索里尼与张学良是好朋友。齐亚诺经常向张学良宣扬法西斯主义，使张学良的思想发生变化。1934年1月张学良回国后，就拥护蒋介石为领袖，一度鼓吹法西斯主义。

张学良在意大利期间，马拉巴特尚在流放中。由于齐亚诺也是马拉巴特的好友，齐亚诺是否向张学良推荐这本书，张是否看过，还不得而知。

但在国内，有一人在1934年5月间却一直在读这本书，并写下了读书感悟，这个人就是蒋介石。

据蒋介石档案资料记载，1934年5月8日，蒋介石开始阅读《变乱与革命技术》一书，对有关拿破仑和墨索里尼的内容十分欣赏。他赞扬拿破仑雾月十八日政变“临机应变，应时制宜”，赞叹墨索里尼“深谋远虑，策略步骤之良，组织之强”。6月1日，蒋介石总结上个月时说，“看革命技术完”，认为“对革命事业，建国方针亦觉有心得，乃足自慰也”。可见他觉得读这本书收获不小。

也许由于蒋介石的重视，1936年，国民党特务组织力行社下设的拔提书店才重版了这本书，所以戴笠很快就给张学良找到了一本。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对事变进行反思。他急于要看《变乱与革命技术》，是想从这本书中总结西安事变的不足和教训。

张学良看完《政变术》，从中得到了什么启示或教训？在当时，因没有留下任何资料，我们不得而知。但到了1957年，幽禁在台湾的张学良撰写了《杂忆随感漫录》，回忆西安事变的前因后果。在时隔20年之后，他仍然记得当时读过《政变术》一书，并写下他的体会和联想。张学良说：

我在雪窦山的时候，有朋友送我一本《变乱与技术》一书，我读过之后，理论跟我实际的教训，因而联想到，从事于革命事业的人们，必须要注意到自身和同志们的技能问题，请准许我说一句——大家也都晓得的事：今后的世界，一刀一枪相斗之局，已经过去，不是只凭优秀的领导，或者良好的策略，就会成功的。我这句话，不是意味着不需要优秀的领导人，不必用良好的策略——是要有良好的策略与优秀的领导人，但是还得要具有技术能力行动的人们去实施。

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并不是要以武力夺取国家政权，只是想促使蒋介石反省，逼蒋抗日，救亡图存。所以他承认西安事变是违反纪律的行动，痛心部属的能力不强、杨虎城部队纪律不强，造成了死伤事件，损害蒋介石的尊严，但他对“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不觉得是错误的。

张学良急于阅读《政变术》，是想从中得到某种启示，在手段和目的、合法与暴力、叛徒与忠仆、纪律与袭击之间，寻找一条更有效的途径，完善进谏的技术和方法，减少人员伤亡和政治波动，从而达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