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后张学良为何急于看这本书
历史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为何急于看这本书

2019年07月17日 07:25:53
来源:清風明月逍遥客

1936年12月12日,西北剿总司令张学良在多次劝谏蒋介石无果后,联合西北军杨虎城发动兵谏,囚禁蒋介石,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25日,即西安事变达成协议的翌日,张学良认为既然兵谏之目的已达到,就必须释放蒋介石回南京,并且执意要亲自送蒋回南京,尽管许多人劝他不必亲往,以免遭报复。但张不为所动。

1936年12月26日,张学良到达南京后,在宋子文的陪同下,驱车住进北极阁宋子文公馆。最初的几天,张学良还是有相当的自由。

张学良进入宋公馆的当天,就急切地要秘书去找一本书看。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让经过西安事变的张学良产生这么迫切的心情?

据身边工作人员回忆,那几天,需要秘书办的事情不多,但张学良特意叮咛他去买一本叫《革命与变乱之技术》的书,是拔提书店出版的。工作人员没有买到,张学良说:“雨农(戴笠)已替我找到了,不要买了。”

《革命与变乱之技术》,实际上叫作《变乱与革命技术》,一般简称《政变术》,作者是意大利著名记者库尔齐奥·马拉巴特 。

马拉巴特出生于意大利的一个德国移民家庭,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他游历俄国、波兰、德国、西班牙等国,亲历了多次革命和政变,他用法文撰写了一部以革命和政变手段夺取国家政权的小书,取名为“政变的技术”,1931年在巴黎出版。1932年,该书英文版在纽约出版。

马拉巴特从其亲身经历和经验出发,认为在现代国家中,夺取政权的武力政变不需要有特定的政治社会环境,只需要政变策划者掌握一系列“政变的技术”,通过动员技术工人和训练冲锋队去夺取关键性的公共设施,如铁路、运河水闸、电厂、邮政电报、粮仓、物资仓库等,就能使政府与国家的其他部分隔离,从而使政府失去功能而成功夺取政权。马拉巴特将革命视为一种技术,可被任何政治势力用来夺取国家政权。由于马拉巴特偏激的思想,这本书出版不久就被查禁,他也被开除法西斯党籍,流放5年。

1933年,古有成将这本书的英文版译为中文,于7月由上海的国际书局出版,取名《变乱与革命技术》。根据英文版的内容提要刊登广告说:“本书是给现代革命者的。”

1933年4月,张学良到欧洲游历,有很长一段时间住在意大利,受到墨索里尼的热情接待。墨索里尼的女婿加莱阿佐·齐亚诺(1903—1944)曾任驻华公使,齐亚诺和夫人艾达·墨索里尼与张学良是好朋友。齐亚诺经常向张学良宣扬法西斯主义,使张学良的思想发生变化。1934年1月张学良回国后,就拥护蒋介石为领袖,一度鼓吹法西斯主义。

张学良在意大利期间,马拉巴特尚在流放中。由于齐亚诺也是马拉巴特的好友,齐亚诺是否向张学良推荐这本书,张是否看过,还不得而知。

但在国内,有一人在1934年5月间却一直在读这本书,并写下了读书感悟,这个人就是蒋介石。

据蒋介石档案资料记载,1934年5月8日,蒋介石开始阅读《变乱与革命技术》一书,对有关拿破仑和墨索里尼的内容十分欣赏。他赞扬拿破仑雾月十八日政变“临机应变,应时制宜”,赞叹墨索里尼“深谋远虑,策略步骤之良,组织之强”。6月1日,蒋介石总结上个月时说,“看革命技术完”,认为“对革命事业,建国方针亦觉有心得,乃足自慰也”。可见他觉得读这本书收获不小。

也许由于蒋介石的重视,1936年,国民党特务组织力行社下设的拔提书店才重版了这本书,所以戴笠很快就给张学良找到了一本。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对事变进行反思。他急于要看《变乱与革命技术》,是想从这本书中总结西安事变的不足和教训。

张学良看完《政变术》,从中得到了什么启示或教训?在当时,因没有留下任何资料,我们不得而知。但到了1957年,幽禁在台湾的张学良撰写了《杂忆随感漫录》,回忆西安事变的前因后果。在时隔20年之后,他仍然记得当时读过《政变术》一书,并写下他的体会和联想。张学良说:

我在雪窦山的时候,有朋友送我一本《变乱与技术》一书,我读过之后,理论跟我实际的教训,因而联想到,从事于革命事业的人们,必须要注意到自身和同志们的技能问题,请准许我说一句——大家也都晓得的事:今后的世界,一刀一枪相斗之局,已经过去,不是只凭优秀的领导,或者良好的策略,就会成功的。我这句话,不是意味着不需要优秀的领导人,不必用良好的策略——是要有良好的策略与优秀的领导人,但是还得要具有技术能力行动的人们去实施。

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并不是要以武力夺取国家政权,只是想促使蒋介石反省,逼蒋抗日,救亡图存。所以他承认西安事变是违反纪律的行动,痛心部属的能力不强、杨虎城部队纪律不强,造成了死伤事件,损害蒋介石的尊严,但他对“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不觉得是错误的。

张学良急于阅读《政变术》,是想从中得到某种启示,在手段和目的、合法与暴力、叛徒与忠仆、纪律与袭击之间,寻找一条更有效的途径,完善进谏的技术和方法,减少人员伤亡和政治波动,从而达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