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大刚:晚清 “蜀学 ” 的影响与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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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大刚:晚清 “蜀学 ” 的影响与地位

“蜀学”是一个古老的概念,其事起于西京,其词则成于东汉。博考载籍,“蜀学”一名盖含三义,即学人、学校、学术。《汉书》所谓:文翁兴学,“大化蜀地,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三国志》载秦宓言:“蜀本无学士,文翁遣相如(?)东受《七经》,还教吏民,于是蜀学比于齐鲁”;《华阳国志》亦谓“学徒麟萃,蜀学比于齐鲁”,三处所指皆“蜀中学人”。宋吕陶《府学经史阁落成记》:“蜀学之盛,冠天下而垂无穷者,其具有三:一曰文翁之石室,二曰高公之礼殿,三曰石壁之九经。”《建炎杂记》列“蜀学”条目:“郡国之学,最盛于成都,学官二人,皆朝廷遴选;弟子员至四百人,他学者亦数百人。”二处所指皆教育机构,即“蜀中学校”。李石《苏文忠集御叙跋》:“臣窃闻之,王安石以‘新说’行,学者尚同,如圣门一贯之说,僭也。先正文忠公苏轼首辟其说,是为元祐学,人谓‘蜀学’云。时又有‘洛学’,本程颐;‘朔学’,本刘挚,皆曰元祐学,相羽翼以攻新说”云云。张之洞《尊经书院记》述办院宗旨称:“绍先哲,起蜀学。”乃学术流派之意,即“蜀中学术”。唯斯三者乃为“蜀学”正诂,亦为“蜀学”三大要素。无论是审视古代“蜀学”,抑或是评价近代“蜀学”,都应以此三要素为考察目标,唯其如此,乃成为一完整之“蜀学”概念,也才能准确全面地评估巴蜀地区学术之地位与价值。本文所要考察的“晚清蜀学”即兼此三者而言。

尊经书院

一、晚清“蜀学”的概况及其成就

本文所讨论的“晚清”,系指道光后期(即1840年鸦片战争后)至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清帝退位为止。此70年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时期之一,也是中西学术交锋,新旧观念激荡,各种思想学术异常活跃的时期。在此期间,咸丰初年兴起的太平天国运动,使原来人文荟萃之地的江浙地区“受祸最烈,文献荡然”,致使“百学中落”。相反偏处于内陆的四川地区,社会相对稳定,物产素称富庶,为文化学术的发展准备了条件。近代“蜀学”正是在这样一个特定环境下产生和形成的。“蜀学”的三大要素(即学校、学人、学术)在这一时期都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和壮大。

(一)晚清巴蜀书院,名列全国前茅

从学校而言,巴蜀地方政府办学为全国最早,渊源有自。汉景帝末年文翁“石室”,首开郡县官学先河,教泽流衍,蔚然成风。及至清代,四川举办的各类学校仍居全国前列,仅就传统书院和新式学堂论,其数量都居全国之首。

关于清代四川的书院数量,《中国书院制度研究》一书统计有383所,居全国第二。而胡昭曦先生《四川书院史》前后两版的统计,一为504所,一为552所。依此数据,清代四川书院数量在全国的排名,肯定还会上升。胡先生还分析,四川552所书院中,明确可以认定是鸦片战争以后建立的有146所。另有143所建立日期不详,但因其数据多见于咸丰以后地方志,“可以说这143所书院中的多数是鸦片战争以后建立的”,因此晚清四川所建书院应是146所加143所,占整个清代四川书院近一半左右,可见晚清是四川书院大发展时期。

除旧式书院外,四川还是新式学堂设置最早的地区之一。中日甲午海战后,光绪皇帝继1895年批准天津成立北洋学堂(天津大学前身)后,于1896年批准成都成立了四川中西学堂(四川大学前身)、上海成立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在近代史上最早设置的几所新式学堂中,四川中西学堂就是其中之一。1902年中西学堂与锦江书院、尊经书院合并成立四川省城大学堂(或名四川通省高等学堂),是四川最早的综合性大学。

“戊戌变法”及其后倡议“改书院,兴学校”,四川各地书院纷纷改成初、中、高等新式学堂。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癸卯学制”颁布后,在四川省城组建了更多高等专门学堂,形成四川师范学堂(1905年)和五大专门学堂:四川法政学堂(1906年)、四川农业学堂(1906年)、四川外国语学堂(1906年)、四川工业学堂(1908年)、四川存古学堂(1910年),全面推行新式教育。它们和四川高等学堂一起,构成清末四川高等教育的基本格局。以上这些学校,后来逐渐归入国立四川大学。民国初年调整各地高等学堂,四川成都仍然是“五大学区”之一,稳居西部中国之首。这些大学专业涵盖了文、理、工、农、外语、师范七大领域,融会了传统与新学诸要素,为构建晚清“蜀学”提供了学术沃野和广阔前景。

在晚清众多书院和学堂之中,特别需要提到的是锦江书院、尊经书院和中西学堂,锦江书院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在文翁石室遗址上建立,主要学习制艺八股诗文,为科举服务。尊经书院为同治十三年(1874年)洋务派首领、四川学政张之洞所创办,以纪(昀)阮(元)两文达之学相号召,主张“通经学古”,不课制艺,专习儒典。中西学堂为培养“通达时务之才”,聘请英、法教习,“分课华文、西文、算学”,体现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基本特征。由是观之,尊经书院、锦江书院和中西学堂分别代表了近代学校的三种类型:锦江书院重辞章,为科举;尊经书院重经学,主致用;中西学堂重西学,讲科学。

(二)晚清巴蜀学人,彪炳华夏史册

晚清巴蜀士子人人向学,生员实繁其徒,张之洞《尊经书院记》有“全蜀学生三万人”之说。在晚清四川学术和文化史上,许多著名人物多出自书院。正如胡昭曦先生所说:“遍布四川全省的书院,对四川近代社会的政治、文化乃至经济、军事,都有深远影响,可以说,近代四川书院是变法维新的阵地、学术研究的基地、人才培养的摇篮。它在振兴蜀学、发展蜀学方面起到了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

锦江书院前期培养的著名弟子有清代才子李调元,后期培养的弟子则有戊戌变法殉难“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清代四川唯一的状元骆成骧、史学家张森楷和思想家吴虞等。

尊经书院培养人才更为出色,它以丰富的办学经验、严谨的学风、精研的传统、深厚的功底、奠定了晚清“蜀学”的基本风格和优良学风。培养了许多在四川乃至全国都有重大影响的人物,一时人文蔚起,蜀学勃兴。研究四川近代史者曾总结说:“尊经书院从1875年建立到1902年改为四川省城高等学堂的29年期间,培养了许多优秀人才,对四川乃至全国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著名的有:为维新变法而英勇献身的‘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锐;出任英法领事馆参赞、力主新学的四川维新派核心人物宋育仁;博综古今、离经叛道、学凡六变的经学大师廖平;才思敏捷、遐迩闻名的四川维新宣传家吴之英;海内书法名家顾印愚;清代四川仅有的状元骆成骧;领导群众发动保路运动的蒲殿俊、罗纶、张澜;为建立民国舍身杀敌的同盟会员彭家珍;功绩卓著、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走上共产主义道路的老革命家吴玉章;宣传新文化、‘只手打孔家店’的吴虞。此外,岳森、刘子雄、胡从简、刘洙源、杜翰藩、方鹤斋、黄芝、谢无量、林思进、傅增湘、刘咸荥、徐炯、夏之扬等一批四川知识界的名流都曾受业(或聚讲-引者注)于尊经书院。”上述外,还有尹昌衡、张森楷、颜楷、邵从恩等,也是尊经书院培养出来的著名人才。

至于由两书院与中西学堂合并后组成的四川大学,涌现出了王光祈、郭沫若、周太玄、李劼人、朱德、蒙文通等人,都是文化精英。

(三)晚清巴蜀学术,蔚为国学重心

有“校”有“人”就有“学”。随着晚清四川境内广建学校,通博之士、致用之才应运而生,“蜀学”的成就也戛戛独造,达到了历史的新高点。

巴蜀地区,东限夔门,北阻剑阁,南宾夷越,西接藏羌,在地域上自成体系,在文化上也相对独立,上古处于“西辟之国而戎狄之长”的地位,因此学术风气每每滞后外间。钱基博曾说:“蜀处奥壤,风气每后于东南,自中外互市,上海制造局译刊西书,间有流布,蜀中老宿,蹈常习故,指其政治、舆地、兵械、格致之学为异端,厉禁綦严,不啻鸩酒漏脯。”这固然是一种落后,但是传统尚存,古风依旧,若有特见独立之士为之先导,往往能收“跨越式发展”之奇效,得传统与新风结合之综合效应。此所谓翫习者难为力,极弊者易为功也。降至近代,张之洞为之倡,王闿运为之师,“蜀学”于是振起西南,雄视百代,为一时胜概。一方面,传统未丢,而新风已入;另一方面,中学虽存,而西学已渐。于是乎传统与新风共存,旧学与新学同酝,旧瓶新酒,集杂为醇,酿制出新旧结合、中西互补之美酒甘醴。

有如杨锐、刘光第、廖平、宋育仁、吴之英,皆自传统经学而倡言“托古改制”、“复古改制”和“变法维新”;罗纶、蒲殿俊、吴虞、张澜、吴玉章,皆自旧学而高标改良、革命。至于王光祈自经史而入于音乐,卒成一代宗师;李劼人自辞章而入小说,卒成一大作家;蒙文通自经学而入史学,终为经史名宿;周太玄自旧学而入于科学,独获“古今兼通”之称,等等,更是巴蜀楩楠,华夏梓材。

即以传统国学论,前乎此者,明清蜀人著作之进入《四库全书》及其《总目》《存目》者,盖寥寥焉,不经见也。而事隔不到200年,蜀人著作之进入《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者,已突增至200余种(据中央研究院《晚清四川地区经学家论著目录》)。据统计,有清一代巴蜀学人经部文献共约685部、作者285人,其中道、咸以后作者为189人、著作514部;同、光以后又居其大半,有作者133人、著作409部。属于“晚清”时段者竟占70左右(此信息为杨世文教授提供),这无疑与晚清四川书院广建、人才辈出、风气大开有直接的关系。

不仅晚清蜀人著作数量大增,而且在质量上也是全国一流、首屈一指的。如廖平之“平分今古”,论者将其代表作《今古学考》,与顾炎武《音学五书》、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同誉为清学“三大发明”;俞樾亦称《今古学考》为“不刊之书”;康有为则引廖平为“知己”;刘师培更盛称其“长于《春秋》,善说礼制”,“贯彻汉师经例,魏晋以来,未之有也。”章太炎也说:“余见井研廖平说经善分别今古文,实惠栋、戴震、凌曙、刘逢禄所不能上”,“廖平之学与余绝相反,然其分别今古确然不易。”

吴之英明于《公羊》、“尤邃《三礼》”,论者谓其“言《周礼》者最多最精。吾蜀宿儒廖季平先生外,吴氏实第一人。”宋育仁擅长文学,亦善经学,撰有《周礼十种》,其《周官图谱》主张“复古改制”,宣传维新变法,为改革号角,是皆一时之英而命世之才也。

二、晚清蜀学的地位与影响

关于定位问题,“蜀学”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影响和作用,在晚清,其特点是经学勃兴,新学蔚起,观点新颖,引领风骚,波诡云谲,气象万千,是为“新蜀学”。晚清“新蜀学”是“蜀学”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也带来了清代学术乃至整个中国学术的新局面和新气象。

首先,开创清代学术新阶段。自尊经书院创办,促成了蜀学与江浙、湖湘之学的交流与融合,得以蓬勃发展,大放异彩。其时蜀学的重要特征是摒弃陈腐的“八股”时文,反对空疏繁琐的学风、文风,注重对中国儒家经典的传习和研究。同时,由于晚清动荡多变的时局,“通经致用”、“中体西用”也得到提倡,成为晚清“蜀学”的突出特征。

巴蜀学人发扬清学传统——“以复古求解放”,从乾嘉学人所达到的最高点——东汉“许、郑、贾、马之学”,真正向前推进至西汉“今文学”时期,并进而回溯至先秦“诸子之学”时代,最终实现了对传统一切学术的彻底解放。自郑玄混合今古以来,千古学人不知经学有“今学”“古学”之别、学术有“真孔”“假孔”之异。清代乾嘉考据之学,重实证,讲考据,但多停留于名物训诂即“许郑”的基础上;常州学派始讲家法、辨别今古,但由于不知今古分歧所在,或以文字论,或以流传地域别,或以传授范围分,都此牵彼掣,未得要领。廖平从《五经异义》而悟今古文学分歧在礼制,于是以今学主《王制》,古学主《周礼》,著为《今古学考》,“然后二家所以异同之故,灿若列眉”。千载迷案,一朝冰释,将中国经学推进到新的发展阶段。

蒙文通先生《议蜀学》论其事曰:“廖氏之学,其要在《礼经》,其精在《春秋》,不循昔贤之旧轨,其于顾氏,固各张其帜以相抗者也。世之儒者矜言许、郑氏学,然徒守《说文》、《礼注》耳。廖氏本《五经异义》以考两汉师说,剖析今、古家法,皎如列星,此独非许、郑之学乎?”

又说:“惟廖氏之学既明,则后之学者可以出幽谷、迁乔木,于择术诚不可不审也。寻廖氏之学,则能周知后郑之殊乎贾、马,而贾、马之别乎刘歆,刘歆之别乎董、伏、二戴,汉儒说经分合同异之故,可得而言。”

由于廖平将今古文问题分清楚了,后来治经学者乃得其门径而区别之。今文家乃知今文门径,古文家乃知古文途辙,各寻其路以入深致远。蒙先生说:“自廖平之说出,能寻其义以明今文者,唯皮鹿门;能寻其义言古文者,唯刘申叔。”

皮鹿门即皮锡瑞,是近代今文经学大师。著有《经学历史》、《五经通论》、《孝经郑氏疏》等,他在《五经通论》中,列有《论〈周礼〉为古说,〈戴礼〉有古有今,当分别观之,不可合并为一》、《论郑君和同古今文,于〈周官〉古文〈王制〉今文,力求疏通,有得有失》、《论〈王制〉为今文大宗即〈春秋〉素王之制》等专论,全系承廖平师说。

刘申叔即刘师培,号左庵,是近代古文经学大师。四世传《左氏》之学,民国初年入蜀,朝夕共廖氏讨校,专心研究《白虎通义》、《五经异义》之书,北游燕、晋,晚成《周官古注集疏》、《礼经旧说考略》,欣然曰:“二书之成,古学庶有根柢,不可以动摇也。”蒙先生谓:“左庵之于廖氏,傥所谓`尽弃其学而学焉'者耶!”刘氏所称“古学庶有根柢”之根柢,实即廖氏分辨今古之理论。

其次,一改清人破碎大道之习,将经学研究向系统化、体系化推进。蒙先生《议蜀学》曰:“夫清儒序论,每喜以小辨相高,不务守大体,碎辞害义,野言乱德,究历数,穷地望,卑卑于章句文字之末,于一经之大纲宏旨或昧焉。虽矜言师法,又未能明于条贯,晓其义例……道穷则变,逮其晚季,而浮丽之论张,儒者侈谈百家言,于孔氏之术稍疏。……井研廖先生崛起斯时,乃一摒碎末支离之学不屑究,……于是廖氏之学自为一宗,立异前哲,岸然以独树而自雄也。”当代学人李学勤也认为:“晚清以来,有两个地方的学术研究很有影响,即川学和湘学。廖平是川学的代表之一。”又说:“从晚清以后,中国传统学术发展的重心有所转移,一个是‘湘学’,一个是‘蜀学’。”也是就此意义说的。

三是拓展经学内涵,扩大儒学范围。廖平《今古学考》卷下言:“予创为今古二派,以复西京之旧,欲集同人之力,统著《十八经注疏》(《今文尚书》、《齐诗》、《鲁诗》、《韩诗》、《〔小〕戴礼》、《仪礼记》、《公羊》、《谷梁》、《孝经》、《论语》、《古文尚书》、《周官》、《毛诗》、《左传》、《仪礼经》、《孝经》、《论语》、《〔大〕戴礼》。《易》学不在此数),以成蜀学。见成《谷梁》一种。……因旧欲约友人分经合作,故先作《十八经注疏凡例》。”这里不仅有严格区分今古文学的用意,也有扩大儒家经典的意义,即使儒经从“十三经”发展到“十八经”。“蜀学”素有一种开放、兼容和发展的优点,早在西汉景武时期,中央王朝尚且执行“五经”之教,文翁遣张叔等人从京师带回并传授于石室学宫的却是“七经”教育了,将儒家经典从“五经”扩大至“七经”。唐五代时期,中央王朝组织整理和刊刻的只有“九经”(如《九经正义》)或“十二经”(如“开成石经”);而始于五代孟蜀、成于北宋宣和的“蜀石经”,却已经是“十三经”(含有《孟子》)齐备了。从此之后,“十三经”便成为儒家经典的基本模式。后来,史绳祖《学斋占毕》虽然提到宋代曾列《大戴礼记》为“十四经”,但终因其书嫌于经史相杂、经子相混而没有成功。及廖季平崛起于晚清乱世之际,继响于经学废弃之时,欲纂集《十八经注疏》,必欲将儒家经典从“十三经”进而扩展至“十八经”,这不仅仅是要“成就蜀学”,而且是要重振宗风、再兴孔教,其“推倒一时,开拓万古”之慨,岂不伟哉!廖平曾羡慕“昔陈奂、陈立、刘宝楠、胡培翚诸人在金陵贡院中,分约治诸经疏,今皆成书”,可惜时事变更,他的“十八经”梦想营构未成,理想落入空谈。

四是开拓近代经学史研究的新局面。近世以来学人侈谈“经今古文学”问题,实则这一话题也肇端于晚清“蜀学”中坚的廖平。皮锡瑞《经学历史》曰:“国朝经学凡三变。国初……是为汉宋兼采之学。乾隆以后,许郑之学大明,……是为专门汉学。嘉道以后,又由许郑之学导源而上,……汉十四博士今文说,自魏晋亡千余年,至今日而复明。实能述伏董之遗文,寻武宣之绝轨,是为西汉今文之学。学愈进而愈古,义愈推而愈高;屡迁而返其初,一变而至于道。学者不特知汉宋之别,且皆知今古之分。门径大开,榛芜尽辟。论经学于今日,当觉其易,而不患其难矣。”使“今人”知今古文学者,即廖平是也。有的学人甚至认为,两汉本不存在什么经今古文学的对垒和争论,是廖平等人挑起了这场千古公案的争辩。钱穆先生《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自序》:“此四文皆为两汉经学之今、古文问题而发。其实此问题仅起于晚清道、咸以下,而百年来掩胁学术界,几乎不主杨,则主墨云云。”又说:清儒出于门户之见,“其先则争朱、王,其后则争汉宋。其于汉人,先则争郑玄、王肃,次复争西汉、东汉,而今、古文之分疆,乃由此而起”。造成这种今古文学之争论的始作俑者其实就是廖平:“清季今文学大师凡两人,曰廖季平与康有为。康著《新学伪经考》,专主刘歆伪造古文经之说,而廖季平之《今古学考》,剔决益细,谓前汉今文经学十四博士,家法相传,道一风同。其与古文对立,皆一一追溯之于战国先秦,遂若汉代经学之今古文分野,已远起于战国间。”钱先生所举廖、康二人,若究其渊源,康学实出于廖。李学勤先生说:“廖平认为,汉代有今文、古文两派;西汉时期今文经学盛行,到东汉则古文经学代兴;东汉末年郑玄调和今古,两派界限才归于泯灭;研究汉代经学,不可不知今文、古文两派的划分,以及其斗争、消长的历史。廖氏的这种观点,经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二书的流行,在社会上得到广泛流传,长期以来,已经成为经学史上的常识,而且还渗透到学术史、思想史、文化史等领域中去。”暂且不说两汉时期是否存在经今古文学的对垒和争论,也不论严分今古文是对是错,经今古文问题之引起学人重视,甚至被一再写入儒学史、学术史之中,确实受到廖平的很大影响,我们说他开启了中国经学史研究之新局一点也不为过。陈文彩女士有谓:“清代学术中的`以复古为解放'的进路,在晚清蜀《诗经》学中,隐然呈现调和汉宋、今文《诗》说、先秦诸子经说的进路。其间关键的转折是廖平的平分今古,其说出,清人才明白许、郑、贾、马外,尚有今文经学,而有了回复到经学史源头的可能。”倒不失为通达之论。

五是托古改制,以经学讲革命,讲改制。晚清“蜀学”特别是由张之洞所创建之尊经书院,讲经学多以“托古改制”或“复古改制”为说,廖平、宋育仁、吴之英等人俱是如此。特别是廖平“二变”尊今抑古,怀疑古文经典,客观上为近世思想解放运动提供了精神武器。应该说,对文献的怀疑,在中国古已有之,在清代更是不乏其人。但历考诸人所为,其怀疑程度自有深浅,其怀疑目的也各有纯驳。如崔述怀疑诸子而不怀疑经典(犹考信于六艺),廖平怀疑古文而不疑今文(尊今抑古),康有为否定古学而不否定孔子(维护孔教),吴虞自留日归来,从怀疑孝道进而否定孔子儒学(反传统),盛极一时的“古史辨”派则怀疑一切文献,进而怀疑整个上古史。其程度和时序,固皆厘然可考,秩然有序。

若论近代疑古之风的首倡者,似可追至以王闿运、廖平为首的晚清“蜀学”。杨度《湖南少年行》:“更有湘潭王先生,少年击剑学纵横。游说诸侯成割据,东南带甲为连衡。……事变谋空返湘渚,专注《春秋》说民主,廖康诸氏更推波,学界张皇树旗鼓。”钱基博上世纪中叶也说:“五十年来学风之变,其机发自湘之王闿运,由湘而蜀(廖氏),由蜀而粤(康有为、梁启超),而皖(胡适、陈独秀),以汇合于蜀(吴虞)。”也都对“蜀学”与“湘学”转换风气之功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侯谔《廖平评传》称其有“转捩之功”而“革命之力”,亦以此也。而今而后,学人之治经学,不再仅仅为经学而经学,为学术而学术,而是为了经学的现代价值亦即改良意义和革命功能,进行新的阐释和新发展。后来,廖先生的嫡系传人蒙文通之盛赞齐学之“革命”、“素王”,谓汉师精义为“井田以均贫富,辟雍以排世族,封禅以选天子,巡狩以黜诸侯,明堂以议时政”等所谓“王鲁”、“新周”之“一王大法”,未尝不是晚清学人“托古改制”故技的现代翻版。

作者简介:舒大刚, 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儒藏》、《巴蜀全书》工程首席专家、主编。

文//来自于《社会科学研究》2007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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