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日本人被称为东北“汉奸之父”

汉奸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概念。按照《辞海》定义，汉奸原指汉族之变节败类，后演变为“中华民族中投靠外国侵略者，甘心受其驱使，出卖祖国利益的人”。

抗战中投降日军的国民党将级军官达58人之多，成建制投敌的国民党军队达五六十万人，追随汪精卫降日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居然也有20多人，并由此构成了汪伪政权的班底。而抗战期间，八路军活捉的日本鬼子只有1000人左右，活捉的汉奸却有44万之多。

有一个日本人被称作东北“汉奸之父”，他的名字叫：板垣征四郎。

板垣征四郎是关东军的高级参谋，后来作为关东军的参谋长，他在“九一八”事变中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板垣身材矮小，头剃得精光，脸刮成青白色，黑色的眉毛和小胡子特别显眼；总是服装整洁，袖口露出雪白的衬衫，加上有个轻轻搓手的习惯动作，给人一个温文尔雅的印象。他早年的职务几乎都与中国有关：1916年陆军大学毕业后任参谋本部中国课课员；1919年任中国驻军参谋，之后任云南、汉口、奉天等处日军特务机关长和使馆武官。长期对中国的研究观察，使他成为日军中著名的“中国通”。

他又是“一夕会”（二战中日本陆军秘密团体）的重要成员，政治上胆大妄为，一意孤行，具有少壮派军阀的一切特点。虽然身份不过是一个参谋，但连内阁首相他也不放在眼里，军事上则深思熟虑，尤其重视地形。1929年他以大佐官阶担任关东军高级参谋，立即拉上关东军作战参谋石原莞尔组织“参谋旅行”，几乎走遍了东北。他的理论是：“在对俄作战上，满蒙是主要战场；在对美作战上，满蒙是补给的源泉。从而，实际上，满蒙在对美、俄、中的作战上，都有最大的关系。”

在这一点上，他与石原莞尔一样，都主张把中国东北变为日本领土，并对整个中国“能立于致其于死命的地位”。

板垣征四郎在“九一八”事变之前是关东军的高级参谋，他曾经在关东军的大本营对关东军演说时，分析了一遍当时中国社会的情况和日本采取行动的必要。因为当时关东军的兵力少，关东军在整个东北地区才有一万八九千人，而东北军有19万人。这一万八九千人怎么战胜19万东北军，取得整个东北的权力，这对日本关东军来说，是个非常大的问题。

就在“九一八”事变之前，板垣在一次关东军的动员会上说，不要看中国是个现代的国家，好像有现代国家的一切特征，实际上中国是分散的部落。对一般的民众来说，顶多就是给谁交税的问题，并没有紧密的国家联系，可以给北洋军阀交税，可以给蒋介石交税，给张作霖交税，给张学良交税，或者给日本人交税，都是一样的。民众与政府的联系仅仅是赋税的关系，而赋税交给谁都是一样的，它并没有形成现代国家的这种政治、思想、经济、文化甚至社会制度之间的紧密联系，它非常松散。

板垣这个话的意思是：中国社会可以分而制之，中国从政治力量到军事力量都可以分而制之，不要看总体上人口多，总体上兵力很强，但却是分散的，各怀鬼胎的，各有各的利益的，互相争斗的。我们能够把他们各个击破。

这是板垣在1931年8月讲的。到了1931年9月，日本发动了“九一八”事变。

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建立在板垣征四郎对中国社会分析的基础上——不要看他们（中国）兵力很多，领土很广，人口很多，但能够分而制之，一个一个对付他们。“九一八”事变之后，关东军迅速占领整个东北，实现了板垣的战略。关东军占领东北时，板垣征四郎策动了多个汉奸，网罗了罗振玉、赵欣伯、谢介石等人，又运动熙洽宣布吉林“独立”，推动张海鹏宣布洮南“独立”，诱逼臧式毅出任伪奉天省省长，策动张景惠出任伪黑龙江省省长，宣布黑龙江“独立”。在这个关东军高级参谋的威逼利诱、软硬兼施之下，最后溥仪也成为中国的头号大汉奸。

所以说板垣征四郎是东北“汉奸之父”一点儿不为过。在关东军占领东北之后，所有成为汉奸的、帮着日本人干的，都能看到板垣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