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伟民：良渚遗址印证了长江流域对中国文明起源的杰出贡献

嘉宾简介：郭伟民，1964年11月出生，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博士研究生毕业。现任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所长。为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湖南省考古学会理事长，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个人学术研究重点为中国新石器和湖南先秦考古学研究，先后参与或主持发掘的主要田野项目有湖南澧县城头山、杉龙岗、鸡叫城等史前遗址及沅陵高坪商周遗址、沅陵虎溪山一号汉墓等。

凤凰网历史：７月6日，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的第43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提交的“良渚古城遗址”项目经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世界遗产的遴选有多项标准，良渚遗址此次成功入选，您能谈谈其具体入选的价值体现与对应标准吗？

郭伟民：良渚古城基于城址、外围水利系统、分等级墓地、玉器这四个基本价值要素，归纳出良渚古城遗址符合标准Ⅲ（能为延续至今或业已消逝的文明或文化传统提供独特的或至少是特殊的见证）和标准Ⅳ（是一种建筑、建筑或技术整体、或景观的杰出范例，展现人类历史上一个或几个重要阶段）这两条世界文化遗产价值标准，并得到国际古迹理事会的认可。

申遗团队针对世界遗产价值标准Ⅲ的要求，对照良渚古城的最新研究成果，包括“复杂社会”与文明判定的相关要素，认定良渚古城为良渚文化的权力与信仰中心，可为长江流域出现的区域性早期国家提供特殊的见证。针对世界遗产价值标准Ⅳ的要求，从城市特征切入，发现良渚古城在城市三重空间、以中为尊、崇尚高耸等方面的独特形态。其水利工程选址、湿地营城、临水而居反映了祖先“因地制宜”的营城规划与技术手法。认定这些特征是长江流域早期城市文明的规划典范。

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良渚古城遗址展现了一个存在于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以稻作农业为经济支撑、并存在社会分化和统一信仰体系的早期区域性国家形态，印证了长江流域对中国文明起源的杰出贡献。城址的格局与功能性分区，以及良渚文化和外城台地上的居住遗址分布特征，都高度体现了该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它还真实地展现了新石器时代长江下游稻作文明的发展程度，揭示了作为新石器时期早期区域城市文明的全景，符合世界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要求。

凤凰网历史：良渚遗址成功申遗，这是否可作为学界对中华文明的重新认可？这对重新认识或评估中华文明起到怎样的推动作用？

郭伟民：良渚是实证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圣地，这表明良渚古城是中华文明五千年的代表，申遗的成功，也让国际社会承认中华文明有五千年的历史，纠正了原来认为的中华文明只能从晚商开始的说法。这是几十年来考古发现所取得的成果，这些成果以考古学遗存证明，中华文明在五千年前就已经出现，良渚古城是最典型的代表。

凤凰网历史：良渚文化创造了高度发达的社会结构体系和宗教礼仪体系，虽然在后期急剧衰落并消失，但其影响并未随之消失，反而对后起的文化和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您能否谈谈这些影响表现在哪些方面？

郭伟民：良渚文化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都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第一，城址的选址和建设，城址的布局，外城、内城和宫城的三重结构对后世中国都城的布局产生了重要影响；第二，良渚文化的玉器系统对后世也产生了重要影响，琮、璧、钺体系直接延续下来，并成为三代的基本礼仪，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第三，良渚文化代表了以稻作农业为主体的经济生业所产生的文明形态，是南方稻作农业文化的典型，构成中国南方稻作和北方旱作农业的二元结构体系，为中国的文明化进程提供了基础动力。

凤凰网历史：长江中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与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相比，最大的差异是什么？

郭伟民：与良渚文化同时期的长江中游地区是屈家岭文化，屈家岭文化与良渚文化的最大差别是：第一、良渚文化是神权和王权结合的社会，宗教意识明显；屈家岭文化的神权意识不明显，宗教意识不明显。第二、良渚社会已经出现统一的组织和权力运作系统，亦即形成了一个以良渚古城为最高层面的权力核心，良渚古城一城独大，定于一尊；屈家岭社会则是众多城形成的联合体，虽然也出现了众城的核心——石家河古城，但是否已经出现统一的权力组织，尚不清楚。极有可能还只是一种城邦联合体，但是，以文明形态而言，也应该是早期中国文明的一种区域类型。

凤凰网历史：学术界传统的观点认为中华文明的发源地和中心是在黄河流域。近年来长江中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不断发现，随着研究的深入，这对于我们重新科学认识中华文明有何影响和意义？

郭伟民：长江中游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有过相当发达的史前文化，并诞生了史前文明。这里有中国最早的古城——城头山，在这之后又有众多的城址被发现，形成屈家岭文化时期的“连城网络”。这些城的主人，极有可能就是上古文献所记载的“三苗”部落。三苗即苗蛮，是远古中华民族三大部落之一（华夏、东夷、苗蛮），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重要代表，他们所创造的文化也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