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锐：文翁化蜀与儒学传播

文翁为什么会在文景盛世时化蜀?在所谓蛮夷之风盛行的蜀地,化蜀的效果为什么会如此明显?此举对巴蜀乃至全国范围的儒学传播究竟有什么影响?笔者以为,对这些问题重新进行探讨,有助于我们了解汉代儒学的发展历程,从而对中国儒学传播史有一个更加全面深入的认识。

文翁像

一

在先秦两汉,巴蜀虽僻处西南一隅,但民殷物阜,江山险固,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秦举巴蜀,“秦益强,富厚轻诸侯”,终并六国。秦朝灭亡后,刘邦被项羽封为汉王,领有巴、蜀、汉中三郡,都南郑(今陕西汉中)。萧何“以丞相留收巴蜀,填抚谕告,使给军食”,刘邦得以“东定三秦”,消灭项羽,一统天下。鉴于巴蜀特殊的政治经济地位,汉兴之初,该地区被划为“天子自有”之地,长期置于中央王朝的控制之下。

巴蜀拥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但由于民族、历史、地理环境等诸多原因,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有着较大的差异。虽然随着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的空前频繁,中原文化对巴蜀文化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但这一影响还不足以导致巴蜀文化的转型。“蜀地僻陋,非齐鲁诸儒风声教化之所被”,儒学未曾在这片土地上传播开来。蜀人以族相聚,在很大程度上保持着古老的传统,青铜器、钱币、印章、文字符号等一直延续至汉中叶。因此,在具有正统观念的古人心目中,巴蜀仍被视为尚未开化的蛮夷之地。《汉书》卷28下《地理志》称巴、蜀、广汉三郡“本南夷”。蜀郡太守文翁用儒家的文化标准来衡量,认为“蜀地辟陋有蛮夷风”,与以儒雅之风著称的中原文化有着较大的差异。

可见,直到文翁化蜀之前,在巴蜀这块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天子自有”之地,仍然存在着根深蒂固的蛮夷之风,这种状况与汉王朝政治上的大一统格局显然是不相适应的。而在巴蜀的西南外,还环绕着滇、夜郎、邛都、白马等众多蛮夷。如果能成功改造巴蜀文化,统一人们的思想意识,必将对汉王朝开发和巩固西南地区起到难以估量的作用。

西汉前期,主张清净无为的黄老学说是治国的根本指导思想。但由于自身的局限,它不可能达到改变蜀地现状、整合巴蜀文化的目的。而经过数代学者的改造、创新,儒学已逐步发展成为以齐鲁之学为主体,以孔子儒学为核心,吸纳诸子百家长处的新儒学。“少好学,通《春秋》”、“仁爱好教化”的儒臣文翁自然选择把儒学作为诱导蜀人、施行教化的有力武器。因此,文翁的改革带有用夏变夷(即用华夏文化同化非华夏文化)的性质,具有深刻的政治意味。

二

文翁,庐江郡舒县(今安徽省庐江县西)人,通过举荐进入仕途后,受到重用,在景帝、武帝之际担任蜀郡太守。他“以温厚为政”,是一位仁爱、务实、颇有识见的政治家。在任期间,大搞水利建设,“穿湔江口,溉灌繁田千七百顷”。为彻底改变蜀地的蛮夷之风,他主要采取了以下两项措施:

其一,选拔蜀郡基层官吏到京师向博士学习。《汉书》卷89《循吏传》载:文翁“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材者张叔等十余人亲自饬厉,遣诣京师,受业博士,或学律令。减省少府用度,买刀布蜀物,赍计吏以遗博士。数岁,蜀生皆成就还归,文翁以为右职,用次察举,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华阳国志》卷3《蜀志》载:文翁“遣隽士张叔等十八人东诣博士受七经,还以教授。……孝武帝皆征入叔为博士,……官至侍中、扬州刺史。”

值得注意的是,直到汉武帝元朔五年(前124年),丞相公孙弘“为博士置弟子员”的建议始获得批批。而在此之前,“所谓博士者,虽有弟子,要皆京师自授其徒,其徒自愿受业,朝廷未尝有举用之法,郡国亦无荐送之例。……故文翁遣其民就学,必以物遗博士而使教之”。早在博士弟子制实行之前,文翁便以郡守的身份,一次选派十余名基层官吏到京师“受业博士”,数年方归,此举可谓开风气之先。

文翁“减省少府用度,买刀布蜀物,赍计吏以遗博士”的做法亦值得注意。为使这些基层官吏能够在京师顺利完成学业,文翁躬行节俭,用节省下来的资金,购买蜀地的土特产,作为代培学费。这一做法堪称创新,亦十分可贵。

文翁对于这些学成归来的高素质人才加以重用,让他们担任蜀郡的重要职务,还竭力举荐他们到朝廷做官,有的人甚至官至太守、刺史等高职。文翁的举措,是儒家“举贤才”主张的具体贯彻落实。“叔文(笔者注:张宽字)播教,变风为雅”,这些儒生以扭转世风、改良民俗为己任,力倡德治教化,这对儒学在蜀地乃至全国更大范围内的传播起到了较大的推动作用。

其二,修建学官,招收学生就地学习。《汉书》卷89《循吏传》载:文翁“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为除更繇,高者以补郡县吏,次为孝弟力田。常选学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县,益从学官诸生明经饬行者与俱,使传教令,出入闺阁。县邑吏民见而荣之,数年,争欲为学官弟子,富人至出钱以求之。”《华阳国志》卷3《蜀志》称:“文翁立文学精舍、讲堂,作石室,在城南。”

兴办学校、培育贤才是儒家的一贯主张。相传自夏代开始已建立学校,《孟子》卷5《滕文公章句上》云:“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但兴办学校,实施礼乐教化,乃朝廷之事。《礼记》卷12《王制》云:“天子命之教,然后为学。”即由天子下达命令后,方能兴办学校。而文翁兴办教育,并提供财力支持,完全是出于化蜀的动机和推广儒学的热忱,与朝廷的指令无关,其行为显然是对儒家教义的突破,与汉初的国策也不相符合。从文翁这一大胆的举措,可看出他非凡的识见与魄力。

文翁“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以及以学选官的做法颇为高明。颜师古注云:“下县,四郊之县,非郡所治也。”文翁兴办学校的目的,是为了培养能够弘扬儒学的基层官吏,以便通过他们在全郡范围内施行教化,普及儒家学说。因此,他招收的学生均为普通的郊县子弟。他“教民读书法令”,提高学生的文化水平和处理公务的实际能力。他通过各种方式,对蜀人加以循循诱导,让他们看到成为学官弟子、“明经饬行”的好处,从而引导他们认同儒家思想,自觉接受以儒学为主的汉文化教育。文翁以学选官,根据学生的成绩,分别授予他们郡县官吏或“孝弟力田”等不同职务。通过他们的身体力行及其表率作用,在全郡各地形成尊长敬上、重农务本的社会风气。

文翁实施的这两项措施,被胡适称为“省费派遣留学的政策”和“郡国自兴学校的政策”。蜀人向以“君子精敏,小人鬼黠”箸称,乐于接受新鲜事物,具有极强的可塑性。在文翁有意识的提倡、奖励下,“非齐鲁诸儒风声教化之所被”的蜀地,儒学以星火燎原之势迅速传播开来,蜀人旧有习俗随之大变。《汉书》卷89《循吏传》云:“繇是大化,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华阳国志》卷3《蜀志》云:“学徒鳞萃,蜀学比于齐鲁。巴、汉亦立文学。”

应该指出,“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与“蜀学比于齐鲁”的说法存在着很大的不同。诚然,从蜀人求学人数与齐鲁相仿这一现象,可看出蜀地教育的兴旺发达,但这并不意味着蜀地儒学水平就已经与齐鲁不相上下了。在汉代,齐鲁是全国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儒学尤为兴盛。《史记》卷121《儒林列传》云:“夫齐鲁之间于文学,自古以来,其天性也。”此所谓“文学”,即指儒学。在齐鲁地区,儒学具有深厚的思想基础和社会基础,蜀地儒学在短时间内就能比肩齐鲁,应该是不太可能的。但蜀人大量到京师或成都求学,带来的直接后果便是蜀地学者大量增加,儒学空前兴盛,儒学水平亦随之不断提高。儒学从创立伊始,还从未得到过如此大规模、高速度的传播与发展。可以肯定地说,在弘扬儒学方面,蜀地无疑已后来居上,走在了全国的最前列。据《华阳国志》卷3《蜀志》载:东汉时,“州夺郡文学为州学,郡更于夷里桥南岸道东边起文学。”广汉冯颢为成都县令,“立文学,学徒八百人”。仅在成都一地,便建立了州、郡、县三级官办学校,而且规模较大,这在全国实属罕见。除蜀郡外,巴郡、广汉郡亦建有官办学校。这些学校培养了大批儒生,为儒学在巴蜀地区的进一步繁荣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经过文翁的教化,巴蜀地区重视文教的风气十分盛行。《汉书》卷89《循吏传》载:“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儒学的引进,以及儒学与蜀人“斑采文章”等的有机结合,使巴蜀文化得以成功转型,并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巴蜀地区亦毫无愧色地成为全国先进的文化区。“我生本西南,为学慕齐鲁”则成为后世巴蜀文人自觉的文化追求。

三

《汉书》卷89《循吏传》云:“汉兴之初,反秦之敝,与民休息,凡事简易,禁罔疏阔,而相国萧、曹以宽厚清净为天下帅,民作`画一'之歌。孝惠垂拱,高后女主,不出房闼,而天下晏然,民务稼穑,衣食滋殖。至于文、景,遂移风易俗。是时循吏如河南守吴公、蜀守文翁之属,皆谨身帅先,居以廉平,不至于严,而民从化。”这段话容易给人一个错觉,以为处于文景盛世时的文翁,采用黄老学说的无为思想化蜀,并取得了成功。事实上,“礼乐庠序未修,民俗未能大化”的弊端直到文帝时仍然存在。文翁化蜀之所以取得成功,恰恰在于他身处文景盛世,却率先采用了儒家的有为主张,“能首儒学”,利用郡守的身份,在蜀地实行改革,变更了无为而治的方针,对蜀人施以教化,从而儒学兴盛,文教大行,达到了移风易俗的目的。由于文翁化蜀之时,正值西汉统治政策即将发生转变的特定时期,因此,此举对当时及后世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儒学的传播具有特殊的意义。

武帝建元三年(前136年),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明确主张:“《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竭力推重《春秋》大一统,认为要实现政治上的大一统,必须实现思想上的大一统。汉人王吉亦认为:“《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文翁熟谙《春秋》,他的化蜀措施便带有浓郁的统一思想的意味。他在“辟陋有蛮夷风”的蜀地,引入了先进的齐鲁儒学,从而成功改造了与中原文化异质的巴蜀文化,把它纳入到中华文化的正轨,使巴蜀人民自觉地认同、接受、传播、维护儒家思想及其学说。宋人宋庠云:“蜀之庙食干五百年不绝者,秦李公冰、汉文公翁两祠而已。……蜀有儒自公始。”儒学的引进与广泛传播,使巴蜀人民从思想文化上一统于儒家学说,从而在封建帝国重要组成部分的巴蜀地区彻底消灭了各种潜在的不利因素。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巴蜀成为西南地区弘扬儒学的重镇。通过巴蜀,以儒学为主的汉文化源源不断地传向更为偏远的西南地区,这对稳定西南边疆、实现“华夷一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文翁是汉代最早兴办教育事业的地方政治家,在中国教育史上占有较高的地位。他用儒学培养学官子弟,使学校成为统一思想、规范士人行为的基地。“至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自文翁为之始云”。文翁兴学之举得到汉武帝的肯定,地方官学从此由巴蜀逐步推广到全国,到东汉时,终于出现了“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其服儒衣,称先王,游庠序,聚横塾者,盖布之于邦域矣”的局面。经过学校培养的官吏均成为儒者、学者,通过他们的努力及其表率作用,儒学得以渗透于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各个层面。因此,文翁化蜀,是一次成功的试点,其辐射面之广,远远超出了巴蜀地区,对地方官学的形成与发展,对中国古代的教育制度等均有较大的影响,这对儒学在全国范围内的传播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胡适在提到文翁兴学,武帝“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之后指出:“从此中央有太学,州郡有学官,又有以通经取士之法,中国的教育制度的规模才算成立。因为创制之人都是儒生,故教材与考试内容都限于儒学的经籍,故儒家便包办了中国教育与科举制度二千年之久。”

“学也,禄在其中矣”,“学者非必为仕,而仕者必如学”。建功立业、追求功名富贵是一般士人学习的最根本的动力。文翁把学习儒术与选拔、任用官吏相结合的做法,对同时代的儒臣具有极大的启发作用。汉武帝即位,董仲舒关于开太学、选贤士,公孙弘关于博士弟子的招选、考核、任用等重要建议先后得到批准,受教育者始能做官的观念随之确立,儒家所谓“学而优则仕”的主张终于变成了现实,士人研习经术的热情空前高涨,“自此以来,则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矣”。功名与儒学的挂钩,对包括巴蜀在内的全国士人产生了持久而深刻的影响,它对儒学的传播与发展起到了难以估量的作用。

作者简介：房锐, 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文//来自于《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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