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女翻译·485《中国艺术》（282）

编者按：《中国艺术》（Chinese Art）是西方早期研究中国艺术的重要文献，1958年在纽约出版，上下两卷。作者William Willetts（魏礼泽）（汉学家、西方艺术史家）从中国的地理特色着手，系统梳理了玉器、青铜器、漆器、丝绸、雕塑、陶瓷、绘画、书法、建筑等中国艺术的各个门类。他坚持客观描述作品的方法，“并不对所讨论器物给予美学价值论断，而是让器物自己说话”。

“让器物自己说话”，与观复博物馆“以物证史”的理念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也是我们选择翻译此书的原因。此次我们邀请到美国CCR（Chinese Cultural Relics《文物》英文版）翻译大奖获得者对此书进行正式专业的翻译，译者也是MLA（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 Bibliography美国现代语言协会国际索引数据库）和AATA（国际艺术品保护文献摘要）收录的美国出版期刊Chinese CulturalRelics的翻译团队成员。

本着尊重原著的原则，此次翻译将存疑处一一译出，其后附有译者注。现在就让我们跟随本书，在绚烂璀璨的器物中，感受中华文明的博大辉煌。

四个世纪以来的远东佛教中，军持得以广泛使用，不是作为家庭用具，而是作为礼仪用具，用以佛教祈祷场合。或许在葬仪中也有使用。这种器具在唐代及以后的佛教雕塑和绘画中大量存在。许多中国陶器和瓷器的这种例子都存在于西方的收藏中。这种造型在朝鲜高丽时期（936-1392年）特别流行，烧造成灰胎、橄榄釉的越窑样子。

造型的种类并不多。其底足有时较好浅，有时则否。肩部上的小流只有乳头大小，或只有二指宽。流有时候有盖，而长流带盖则是金属军持的特征。这是根据正仓院收藏的青铜军持得出的结论。另一件类似的藏品在联合省Sarnath的笈多收藏中。

印度陶器的军持很常见（图70）。其中，最早的一件器物的上半部发现于Taxila的Bhir,年代为Maruya或前Maruya时期。还有一些残片来自Sanchi（桑吉），年代也是公元初年。Saheth Maheth和Bhita也发现过两件精致样品。它们属于贵霜帝国制品，年代为1-2世纪。

John Marshall爵士评论第一件时说，这种器物在佛教寺庙中，有大量发现。实际上，军持的残片有646片，被误认为是微型还愿佛塔的残片。这些残片来自Sair Kavam修道院遗址，年代为笈多时期或更早。Gandhara也出土过更晚一些的样本，Sarnath的中世纪早期青铜样品前文提到过。这种类型在中世纪以后的印度时候已经消失。而在中国的宋代，这种造型得到延续，但到了明代也消失了。

与佛教有关的第二。三种瓶可以一起讨论。它们同样都是圆腹，长颈，但后者的造型和比例不同，如图71b,e所示。

 图71a-f

图71a的这件曾是一件佛像石雕的一部分，出土地点位于甘肃南部yung ching 县的ping ling ssu 石窟。这是一件唐代作品，属于典型的唐代陶瓷造型。其中一例见于图71b。第三种的例子见图71c。这件出现在隋朝的菩萨还愿鎏金佛像的手中。其造型和纹饰风格可与图71d参照。71d这件是装饰有黄绿彩的褐色边纹的白瓶，现藏于大英博物馆。图71e的绿白釉瓶装饰褐色边饰，现藏于维多利亚阿尔伯特博物馆。这两件都是唐代的。

处女翻译·484《中国艺术》（2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