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凯：苏氏蜀学文艺思想的巴蜀文化特征

“蜀学”一词出自《汉书》卷八九《文翁传》。传述汉景帝时文翁治蜀,派遣蜀中学子入长安习经学,在成都立石室,由此蜀风大变。“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文翁治蜀、兴学,使巴蜀文化得到极大发展。对此,常璩《华阳国志》作了记载和肯定。一于《蜀志》云“学徒鳞萃,蜀学比于齐鲁。巴、汉亦立文学”,一于《先贤士女总赞》云“蜀承秦后,质文刻野,太守文翁遣宽诣博士东受七经,还以教授,于是蜀学比于齐鲁,巴、汉亦化之”。

“蜀学”成为学派,始于北宋中期,由苏洵创始,苏轼、苏辙总其成。苏氏蜀学指学术派别(思想流派),主要包含三苏的哲学思想。但三苏被世人所知的首先是其文学创作,因此文艺思想实应属于苏氏蜀学的重要内容。

苏氏蜀学作为一个整体,不仅在其哲学思想上表现出很多共同点,在其文艺观上亦复如是。苏氏文艺思想的核心是苏洵的文艺思想,影响最大、成就最高的是苏轼的文艺思想。苏辙在父兄之外,也有不少独到之处。

苏氏文艺思想是特定时间、空间的产物。三苏父子出生、成长于四川,巴蜀地域文化对他们的浸润、影响是很自然的事情。文化(包括地域文化)是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的无意识的积淀。文化母体的原型影响,复现于个体身上,也是为当今事实所证明了的。因此,从古代巴蜀文化的特征这一角度来探讨、分析苏氏文艺思想的来源、形成就不应是空中楼阁、臆想之测了。

《三苏经解集校》

一、“以西汉文词为宗师”与两汉先贤意识

三苏崛起文坛、学界,适当北宋诗文革新处于关键时期。细缕事实,不难看出北宋诗文革新出现的必然性。宋自太祖建国至仁宗庆历以前,文坛充满晚唐五代卑弱之气。诗歌方面,西昆派以李商隐为宗,专事用典、讲求词藻,用以显示诗者自己的博学和雍容悠闲,点缀朝廷的歌舞升平。散文方面,晚唐以来流行的骈俪之文充斥朝野。在欧、苏(舜钦)之前,有柳(开)、穆(修)、石(介)、宋祁等人群起反对西昆体。王禹偁则以白居易为宗,倡浅近平易的白体。上述诸人虽在北宋诗文革新中着先鞭,但因其创作成就、社会地位等方面的限制,未能做到登高一呼,响者云集。宋代诗文革新取得突破和胜利是在嘉祐三苏加盟之后。

宋代诗文革新,实为诗文复古运动。复谁的古,以什么为对象,可以说三苏与欧、曾、王是不同的。欧、曾要恢复的是唐韩、柳所倡的古文及儒家的道统,而三苏却主张“以西汉文词为宗师”。所谓“以西汉文词为宗师”,就是向《史记》、《汉书》、贾谊、晁错、董仲舒、司马相如、扬雄等两汉作家作品学习。这首先是苏洵自27岁发愤苦读之后的体会。苏洵以此教育二子,遂形成三苏父子的共同观点。苏轼说:“始朝廷以声律取士,而天圣(公元1023—1032年)以前,学者犹袭五代文弊。独吾州之士,通经学古,以西汉文词为宗师。方是时,四方指以为迂阔。”又说:“轼长于草野,不学时文,词语甚朴,无所藻饰。”苏辙也说:“文律还应议两京。”“废兴自有时,诗书付西京。“西汉”、“西京”、“两京”所指不完全相同。从大者言,三苏以两汉文辞为师;就主要而言,三苏“以西汉文辞为宗师”。这二者不同的用法都在三苏的创作中得到体现。

缘何三苏“以西汉文辞为宗师”而迥异于欧、曾诸人,原因当然不只一个。但我们认为,这与三苏出生、成长于巴蜀文化之中大有关系,具体说就是巴蜀文化中所具有的两汉先贤意识。论者或以为,何处无先贤意识,为何独巴蜀有两汉先贤意识呢?欲明此点,不得不追述一下个中缘因。巴蜀文化为长江流域三大地域文化之一,约在春秋战国已初步形成。欲推其上源,则广汉三星堆遗址已表现出迥异于中原文化的特色。兹不赘。两汉之前,巴蜀文化载籍罕见,其以“蜀”为名在中华大地大放异彩是在汉代之时。《汉书·地理志》云:

景、武间,文翁为蜀守,教民读书法令。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讥,贵慕权势。及司马相如游宦京师诸侯,以文辞显于世,乡党慕循其迹。后有王褒、严遵、扬雄之徒,文章冠天下。由文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

汉代巴蜀文化,尤其是文学创作以集团军的形式显耀两汉文坛,成为巴蜀人为之自豪的历史。“乡党慕循其迹”,是很自然的。两汉先贤的功绩不仅是生于此邦者的骄傲,也是他邦者的企羡和赞叹对象。左思《三都赋》写到:

近则江汉炳灵,也载其英。蔚若相如，皭若君平。王褒韦华晔而秀发,扬雄含章而挺生。幽思绚道德，掅离藻掞天庭。考四海而为隽,当中叶而擅名,是故游谈者以为誉,造作者以为程也。

正如一个家族出现一个耀眼的大人物而后代引以为榜样一样,两汉时期巴蜀先贤所创立的宏绩,就成为巴蜀人永远师法的对象。这就是为什么巴蜀人“两汉先贤”意识强烈的原因,这也是三苏“以西汉文词为宗师”的重要原因。同时,由于巴蜀文化在两汉时形成第一个高峰,而两汉学术以经学为主张,所以,包括眉州在内的整个四川地区“通经学古”、“词语甚朴”就成为巴蜀的学风、传统。此传统被欧阳修所赏识,就在于此时的欧阳修正以黜时文之浮华为己任,三苏“词语甚朴”、“通经学古”正好切合了此时的需要。

二、重文轻道与异端色彩

三苏重文轻道,也是其共同点。熟悉中国文学理论发展史的人不难记得,文道关系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历代有影响的作家和文论家都无法绕开这一问题,自魏晋而下尤其这样。在文道关系的论述中,文以载道、文以贯道是一贯的主张。尽管对“道”的理解各有不同,但自刘勰之后,道为儒学却是主要的看法。在宋代,随着新儒学——理学的兴起,文道关系再次成为讨论的热点问题,理学家,尤其是二程——三苏与二程同时——提出了“作文言道”的说法,径直要取消“文”的地位。明确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三苏的“重文轻道”论的意义了。诚如朱东润先生所言:

自古论文者多矣,然其论皆有所为而发,而为文言文者绝少。古文家论文多爱言道,虽所称之道不必相同,而其言道则一,韩柳欧曾,罔不外此。王安石论文,归于礼教政治,然亦有为而作。至于苏氏父子,始摆脱羁勒,为文言文,此不可多得者也。

“为文言文”、“重文轻道”确实是三苏文论有别于同时诸人之处。那么,三苏为何能在道学(理学)兴起的时代坦言“重文轻道”,其卓异言论来自何方?笔者认为,这也与巴蜀文化的异端色彩、杂学学风有密切联系。

儒学是中国社会流行最久、影响最大的思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更长时期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官方意识形态,其经典性和神圣性是不容置疑的。先秦原始儒学发生之时,孔子及孔门即以排异端为己任。孔子欲小子“攻乎异端”;孟子“好辩”,批墨责许(行);荀子“非十二子”,皆以维护儒学的正统和纯净为己任。自兹而后,凡倡儒学者,无不以排异端、灭邪说为职责。以近三苏前论,韩愈之力排释教,石介、柳开等鼓吹道统,都是显例。这种情形主要发生在中原,尤以京城所在为盛。而四川地处偏僻,自然环境相对隔绝,其学术主流与学风向与中原不侔。即以两汉而论,司马相如生活的时代,正是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时,但相如却未受其影响。相如好读书击剑、博学多才,与章句之儒相比,显然不是同路人。扬雄当东汉末年经学炽盛、谶纬弥漫之时,“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已,博览无所不见”。扬雄在巴蜀学者之中已是儒学气味最浓的人,但从正统儒家看来,仍不免有异端之嫌。扬雄不仅通儒学,而且精老、庄之学。由此可见,博学百家、富异端色彩是巴蜀士人的特异传统。唐代的陈子昂少任侠使气,求仙学道,儒学之外,兼采老学。李白喜老庄,好纵横术,炼丹学道之志甚笃,时人谓其有“仙风道骨”。三苏也是如此,援佛、老入儒,鲜明地体现了三教融合的特色。苏氏父子合作的《易传》(今题《东坡易传》、《田比陵易传》,归名于苏轼,实三苏父子合作之成果),苏辙的《老子解》,苏洵的《六经论》,都有此特点。尽管援佛、道入儒,是整个理学的致思方式和学术路径,但三苏,尤其是苏轼,体现出来的特色却是迥异的。因此,苏氏蜀学为王安石目为战国纵横之学,被朱熹斥为“杂学”,朱熹特作《杂学辨》,指斥三苏淆乱圣道。影响所及,清人全祖望补《宋元学案》,犹称苏氏蜀学为“学略”,不称“学案”,以别于纯正的理学。

以上所言,主要就三苏轻“道”——儒道而言。就“重文”一方面言,三苏也是继承了巴蜀文化的特征与传统的。“通经学古”自是三苏生活时巴蜀士人的特点,但巴蜀文化在两汉大盛就因为文学创作,重文章是巴蜀文化中的重要传统。汉唐弗论,略早于三苏的苏舜钦、田锡即是例子。三苏之得大名,也是缘于文学创作。因此,重文轻道成为三苏文艺思想的一部分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三、“言必中当世之过”与“作赋以讽”

三苏论文不重“道”,并不是不重文之用。苏氏父子非常重视文学的社会功用。这一点又受到汉代司马相如、扬雄开创的“作赋以讽”传统的影响。苏洵是此观点的首倡者。他说:“君子之为书也,犹工人之作器也,见其形可以知其用。”苏洵将文章之用视同器物之用,这一看法是偏狭而有害的,但其强调文章之用的苦心是可见的。由此出发,苏洵认为历史应起到惩劝小人的作用(《史论·上》),诗文应“言必中当世之过”。他批评诸儒所谓的《洪范》是可付诸实践的“天地之大法”实属空谈;批评孙武只是“言兵之雄”而非“用兵之雄”。他评价自己的文章说:“洵著书无他长,及言兵事,论古今形势,至自比贾谊。所献《权书》,虽古人已往成败之迹,苟深晓其义,施之于今,无所不可。”这虽有高自称许之嫌,但其为文的动机可鉴。对“言必中当世之过”的前辈,苏洵赞扬备至,如说陆贽“遣言措意,切近的当”,又说“董生(仲舒)得圣人之经,其失也流而为迂;晁错得圣人之权,其失也流而为诈;有二子之才而不流者,其惟贾生乎”。

苏轼兄弟幼禀父学,表现出相同的价值取向。苏辙说:“予少而力学。先君,予师也。亡兄子瞻,予师友也。父兄之学,皆以古今成败得失为议论之要。以为士生于世,治气养心,无恶于身。推是以施之人,不为苟生也;不幸不用,犹当以其所知著之翰墨,使人有闻焉。”苏轼也说:“昔吾先君适京师,与卿士大夫游,归以语轼曰:‘自今以往,文章其日功,而道将散矣。士慕远而忽近,贵华而贱实,吾已见其兆矣。’以鲁人凫绎先生之诗文十余篇示轼曰:`小子识之,后数十年,天下无复为斯文者也。'先生之诗文,皆有为而作,精悍确苦,言必中当世之过,凿凿乎如五谷必可以疗饥,断断乎如药石必可以伐病。”苏洵“自比贾谊”,苏轼兄弟则以贾谊、陆贽为榜样。苏轼曾乞朝廷校正陆贽奏议,以为“治乱之龟鉴”。苏辙说:“昔先君博观古今议论,而以陆贽为贤。吾幼而读其书,其贤比汉贾谊,而简炼过之。”又说苏轼“少与辙皆师先君,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

三苏父子以“言必中当世之过”为创作指针,期于实用,时人及史传也如此评价他们。如说苏洵有“王佐才”,可为“帝王师”,其文“不为空言而期于有用”、“博于古而通于今”、“实有用之言”。《宋史》本传评苏轼:“器识之闳伟、议论之卓荦、文章之雄隽、政事之精明,四者皆能以特立之志为之主,而以豪迈之气辅之,故意之所向,言足以达其有猷,行足以遂其皆为。”评苏辙说:“论事精确,修辞简严。”这些评价说明,为文尚用,在三苏不只是一种观念,更是他们付之实践的行为。苏洵的《权书》、《几策》、《衡论》、《上皇帝书》等,具体分析北宋王朝面临的种种危机,积极为治国者出谋划策。苏轼兄弟终身为文字而吃尽苦头,特别是苏轼,几因文字祸而丧命。但他们终身不改其锋芒,这正是因为他们对文学的功用抱有明确而坚定的认识。

苏氏为文尚用的文艺思想与巴蜀先辈“作赋以讽”的传统分不开。司马相如写《子虚》、《上林》赋,“其卒章归之于节俭,因以讽谏”。武帝好神仙,相如作《大人赋》以讽,武帝读后,反“飘飘有凌云之气”。这虽与相如创作的动机相反,却可看出相如的用心所在。扬雄提倡明道、宗经、征圣,上承荀子,下启刘勰,对儒家文学观的系统化,厥功甚伟。扬雄本为辞赋大家,晚年认为作赋乃“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分赋为“诗人之赋”和“辞人之赋”,肯定了前者的“丽以则”,贬斥后者为“丽以淫”。表面上看,扬雄是在自我否定,其实是对赋“讽一而劝百”的失望。唐陈子昂、李白倡建安风骨,反齐梁绮艳,正为其不能承载经国治世的重任。略与苏洵同辈的苏舜钦及同属眉州的前辈田锡,在三苏之前已明显出革新文风的举动。巴蜀先贤及前辈对文学功用的重视的影响,三苏务求有补于世的入世志向,加之三苏本身所受儒家影响(儒家文艺观中,讽谏是一大传统),数者合力,构成了三苏为文“必中当世之过”的观念。

四、“不得已而言”与任情适性

前面所引《汉书·地理志》谓巴蜀人“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讥,贵慕权势”,这在班固笔下是贬辞,但确实道出了巴蜀民风的特点。正为不能笃信道德,故巴蜀人多任情而作。可以说,强调任情适性既是巴蜀之民风,也是巴蜀文人的特点。任情适性,就是强调情感的自由表达和身心的自然愉悦,就是强调为文的真情、率直、流畅。证之古代巴蜀文学史,不难见出此特点。司马相如、扬雄、陈子昂、李白等都是显例。司马相如本为汉景帝武骑常侍,景帝不好辞赋,相如常郁郁。时梁孝王来朝,其属下邹阳、枚乘、严忌皆善辞赋,相如见而悦之,遂称病免官,游梁,为梁孝王门下客。放着皇帝的近侍不做,去当诸侯王的门客,旁人看来,此盖有悖仕宦之道。但相如为悦己者容,投奔梁孝王,只为一适情而已。至于琴挑文君、夤夜私奔,更是只能在“未能笃信道德”的蜀地才会有的壮举。嵇康,这位魏晋名士,越名教而任自然的领袖,其《高士赞》对相如表达了敬佩和赞美。文云:“长卿慢世,越礼自放。犊鼻居市,不耻其状。托疾辞官,蔑此卿相。乃赋《大人》,超然莫尚。”其实无需再举例,只此一家已能说明问题。

三苏在此点上可谓认同了先贤。他们对为文“不得已而言”的论述颇多,兹举数例明之。苏洵《权书·引》云:“我以此书为不得已而言之之书。”对史书,苏洵认为应“遇事而记之,不择善恶,详其曲折,而使后世得知而善恶之自著者,是史书之体也”。这里的“不得已而言”是主张“实录”。对其他文章而言,“不得已而言”是“得乎吾心”,也就是要表达出内心的真情实感。在《太玄论·上》中,苏洵说:“言无有善恶也,苟得乎吾心而言也,则其词不索而获。”“不索而获”就是汩汩滔滔,自然成文。在苏洵看来,《易·系辞》、《春秋》、《论语》这些著作皆为作者“思焉”、“感焉”、“触焉”而得,更何况抒情达意的文章呢?苏洵又说:“方其为书也,犹其为言也;方其为言也,犹其为心也。”这显然来自扬雄的“心声”、“心画”的影响。

苏轼继承乃父观点并发扬光大。他说:“夫昔之为文者,非能为之为工,乃不能不为之为工也。山川之有云雾,草木之有华实,充满勃郁,而见于外,夫虽欲无有,其可得耶!自少闻家君之论文,以为古之圣人有所不能自已而作者。故轼与弟辙为文至多,而未尝敢有作文之意。”苏轼此文直接来自其父,其实是远绍刘勰。《文心雕龙·原道》云:“旁及万品,动植皆文:龙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云霞雕色,有逾画工之妙,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夫岂外饰,盖自然耳。”强调自然为文,就是要情动于中而后形于言。苏轼说自己的散文“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其实就是对自然为文,“不得已而言”的最佳诠释。

任情适性一方面是要求表达真情,另一方面是要求顺从、满足人的正常欲求。反之则是矫情戕性。苏轼说:“孔子不取微生高,孟子不取于陵仲子,恶其不情也。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延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以此,陶渊明成为苏轼最心仪的诗人,以致遍和陶诗,追其心迹。以人情论文,本非高明之论,但放在宋代理学兴起、文网渐密之时,却是需要胆量和勇气的。

总之,强调为人的任情适性,强调为文的抒写真情,是巴蜀文学的鲜明特征,也是三苏文艺思想的突出内容。

五、“成一家之言”与巴蜀士人特异个性

有鲜明独特的人格个性,方有自标一格的文风。三苏虽为父子兄弟,但其文风各异、面目鲜明。以散文而论,老苏的“指事析理、引物托喻,侈能尽之约,远能见之近,大能使之微,小能使之著,烦能不乱,肆能不流。其雄壮俊伟,若决江河而下也;其辉光明白,若引星辰而上也”。不同于苏轼的“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辨驳无碍、涉笔成趣,也不同于苏辙的“汪洋淡泊,有一唱三叹之声”。

三苏文风各异,是他们自觉追求的结果。他们一直提倡风格的独立性和多样性,以此作文,也以此衡文。苏洵评司马迁之文“淳健简直,足成一家”;《上欧阳内翰第一书》评孟子、韩愈、欧阳修、李翱、陆贽之文,认为欧阳修之文“纡余委备,往复百折,而条达流畅,无所间断;气尽语极,急言竭论,而容与闲易,无艰难劳苦之态”,这是“欧阳子之文”,而“非孟子、韩子之文”,肯定了欧阳修的戛戛独造,成为欧文的千古的评。至于苏轼对风格的重视和强调更是触处可见,兹从略。苏辙也十分重视风格的独立性和丰富性,如其说“文章自一家”(《开窗》)、“凛然自一家”(《题东坡遗墨卷后》)、“优条自好勇自强,各自胜绝无彼此”(《王维吴道子画》)等皆是。

同时,三苏文风各异也与巴蜀士人的奇异特行有关。自汉迄宋,巴蜀多一流作家,这些作家无一不以鲜明风格引起文坛注目。“务一出己见,不肯蹑故迹”,不只是苏洵一人的个性而是整个巴蜀士人的群体特性。盖巴蜀本为西南夷,夷风的存留,山多水多、相对隔绝的地理环境,远离王权中心的疏离状态,都适宜培养个性的张扬。“女娲补天”、“蜀犬吠日”,两个成语,一褒一贬,但都鲜明地折射出巴蜀人的个性。“未能笃信道德”、狂傲自放、好奇逐异,成为蜀风的标志。检诸载籍,此类文字处处可见。司马相如无论也,扬雄之淡泊自守,陈子昂之碎百万之琴,李白之使高力士殿上脱靴,薛涛之歌伎身份,苏涣之拦截商旅、劝人造反,苏舜钦之以伎乐娱神,张俞之数征不就,等等。

自然,人格个性不等同于文学风格个性,但文学风格却可折射出人格个性。巴蜀士人的奇特异行与巴蜀文学的奇风异彩是有内在联系的。

总之,人总是生活在特定时空之中的。特定时空所铸造的地域文化,既源自该地域诸环境的制约和影响,又同时成为后之者的文化原型、文化范型,使生活于此中的人们,或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其浸润、制约、影响。以此,巴蜀文化中的两汉先贤意识,杂学特色,异端色彩,切人事、重抒情的个性,尚节气、重操守、务出己见的蜀人士风,与三苏文学创作及文艺思想的形成有密切的关系。

作者简介：李凯，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文//来自于《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0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