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东渐：近代中日两国的改革与困境

中日关系，是一个永远不可能跳开的话题。两国一直到近代，还都受到西方世界的科技、文化和经济冲击。双方也几乎同步做出反应，施行了一系列著名变革。

今天，我们就以这段历史为主线，比较下双方的具体得失。

鸦片战争前的两国思维

清朝这边，思想政治状况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儒家文化一家独大，天子皇权高度集中。

统治中原的满族在努尔哈赤起兵反明时，在思想政治上还非常落后原始。努尔哈赤创设的八旗制，本质上是将打猎的临时人员编组方式，固定为行政与作战编制。八旗的最基层组织“牛录”，在满语中就是“箭”的意思。在狩猎与作战之外，基本是一片空白，注定这种制度的极限只能管理建州女真。等到接连击败明朝，占据辽东，就急需一整套治国理政思想理论。后金政权采取了最短平快的方式，即全盘照搬儒家思想和明朝皇权独大的政体，于是就有了读着《四书》《五经》《朱子全书》长大的清朝皇子和四部尚书、总督、巡抚、县令的官阶。连八旗里的官职“牛录额真”“甲喇额真”“固山额真”，也换上了时髦的汉语名字“佐领”“参领”“都统”。

到鸦片战争前夕，对外消灭了盘踞新疆的准格尔汗国，在内铲除了三藩、台湾郑家等割据力量，清朝已经建立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高度集中皇权，儒家思想则几乎可以等同于全部世俗思想文化。

与清朝形成对比的是，日本的思想政治状况是：儒家文化略有优势，二元政治权力分散。

在清朝取代明朝的40年前，日本大军阀德川家康在现在的东京，当时的江户，建立了德川幕府。幕府与在京都的仿照中国唐朝官制的天皇朝廷，构成了日本独有的二元政治体制——公武合体。其中，朝廷依据日本神话中天皇是天照大御神，带有不可置疑的神权色彩，受到武士和商人农民的共同尊奉。但幕府经常以武装示威、断绝财政供应等方式逼迫天皇按幕府将军意愿安排朝廷人事，甚至废立太子和太女，在中央二元政治中居于实际上的优势地位。

不过在地方，直接控制在幕府手中的土地只有全国的1/4，另外3/4被其他近260个武士首领分享，这些武士首领即藩主虽然在自己的领地，即藩国上有独立的司法行政权，但在幕府将军的绝对军事力量前，随时有被减少甚至没收领地的可能。

京都的日本朝廷从唐朝的大化改革开始，一直就是中原文化，特别是唐诗宋词的铁杆粉丝。儒学也一直在日本广为流传。德川家康的政治幕僚中，就有儒学者林罗山。明朝灭亡后，以朱舜水为代表的一批儒学家东渡日本避难，受到幕府上层高度礼遇，掀起了日本武士学习儒学的新高潮，就此确立了儒学在日本文化中的优势地位。不过无论是幕府自己的讲习所，还是各地方藩国的学馆，都在讲授儒学的同时，教授日本土生的兵学和荷兰传入的兰学（最早仅指荷兰医学，后来拓展到荷兰传入的所有科技知识，因为书籍大部分没有翻译，学习兰学需要首先学习荷兰语），所以儒学并不能在此获得如清朝和朝鲜一般的独大优势。

鸦片战争后的两国思想变革

1841年6月，被革职即将流放新疆的林则徐，将他组织翻译的一些零散外文资料，交给好友魏源。魏源据此加以汇编增补写成《海国图志》一书。该书彻底摒弃传统儒学“九州四夷”的世界观，在“五大洲四大洋”的总体框架下，对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展开介绍。

此书虽然受限于魏源本人的外语水平和参考资料的过时，有不少错误，却是当时远东儒家文化圈内独一无二的地缘政治科普书籍。可惜的是，随后身陷二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的清朝知识分子，暂时无暇通过此书开眼看世界，晚清四大名臣之一的左宗棠在该书再次出版时为其写下序言：“书成，魏子殁，廿余载，事局如故。”而同样在这20多年中，隔壁的日本却被此书掀起了波澜万丈的思想风暴。

1851年，三册《海国图志》被书商贩运到日本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长崎。以武士为主的日本知识分子，当时正因为听闻鸦片战争清朝的战败，而陷入巨大的资讯恐慌中。《海国图志》和魏源另一部记录鸦片战争时期清朝情况的著作《圣武记》，顿时令他们如获至宝，复制了20多个版本，广泛流传开来。当时日本最著名的儒学家之一，已经40岁的佐久间象山，更是对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点推崇备至，并且积极予以实践。

佐久间象山利用自己主管松代藩经济发展的职务便利，从横滨收集了大量荷兰科技书刊。开展马铃薯栽培、酿造葡萄酒、制造硝石玻璃、炼钢、制造操纵荷兰火炮等试验，成为洋学的泰斗权威，名气也更趋高涨。包括地位最高的德川家三个藩国（尾张藩、纪伊藩、水户藩），几十个藩国都挑选青年武士到他门下留学。对这些青年才俊，佐久间象山教导道：“西洋人也没有三头六臂，与吾邦人实属一样。日本人如果肯下功夫阅读书籍，必定能做出与西洋人一样的东西。”

通过大量实验，佐久间象山的思考重点也从器物层面迅速上升到了哲学思想层面。对鸦片战争，他总结道：“西洋诸国精研学术，强化国力，而频频得势，以致周公、孔子的国度被其打败，这究竟是为何？西洋的学术得起要，而清国的学术不得其要，陷于高远空疏之怪谈、训诂、考证之流，缺乏万物一体之穷理精神。”跟今天习大大“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讲话精神高度契合。而大约同期清朝知识分子还在流行诸如英国是在乾隆时期（马格尼使团访华）接收了天朝“圣教”慕化，才致今日富强，而大清臣民对“圣教”学习不够，才被英国人反客为主的理论。（1861年李鸿章的幕僚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提出采西学、制洋器、改科举等“中学为本，西学为用”洋务运动思想基础。）

1854年，乘着其他列强还把注意力集中在清朝身上，美国远东舰队司令佩里率领13艘战舰冲入江户湾，将炮口对准幕府将军宫殿—江户城。自知不是对手的德川幕府，迫于无奈和佩里签订《神奈川条约》，解除执行了250多年的锁国令。开放贸易，允许西方人员船只自由来往。

乘此机会，佐久间象山向幕府上书，提出“清查流民、设立会计、兴办工业、普及教育”的开国四策。标志着他以“辅佐幕府、殖产兴业、贸易致富”的“佐幕开国论”思想最终形成。1864年。佐久间象山被幕府任命为海陆御用小官，但就在他期待大展拳脚之际，认为他放任蛮夷踏足神圣日本土地，出卖日本的激进青年武士，将他杀死在自己家中。

杀死佐久间象山的武士，信奉的是当时另一大思想流派“尊王攘夷”论。比较讽刺的是，这个思想的头号大V不是别人，正是佐久间象山最得意的弟子—吉田松阴。

跟大器晚成的老师不同，吉田松阴在11岁的时就被召到长州藩主毛利敬亲面前。他为藩主讲授兵学著作《武教全书》，被藩主称赞为“长州的至宝”，作为兵学神童名扬整个日本。在拜入佐久间象山门下之前，他因为阅读清朝传来的谬误书籍，也跟鸦片战争时的林则徐一样，认为英国人常年乘船，双腿僵直，只擅长海战不能打陆战。认为清军战败主要是士兵萎靡不振，缺乏勇气。

1851年，时年21岁的吉田松阴拜入佐久间象山门下，学习西洋炮兵技术，逐步认识到了日本在技术装备上和西洋列强的巨大差距，产生了对西洋技术的浓厚兴趣。1854年佩里少将率美国东印度舰队闯入江户湾，吉田松阴闻讯迅速赶往美舰下锚地海边，亲眼目睹之前只在书中读到过的巨大蒸汽战舰后。这个热血沸腾的青年断然买下一直渔船，在黑夜中划船偷偷靠近了美军战舰。被抓上船后，他向佩里的翻译官表达了自己希望搭乘美军战舰前往美国的愿望，美军指挥官佩里虽然对吉田松阴的勇气和热忱大为赞赏。但碍于和幕府签订的条约中明令禁止日本人偷渡出国，拒绝了吉田的要求，并安排舢板将他送回了岸上。

因为触犯国禁，吉田松阴被幕府投入监狱。幕府对这位声名远播的兵学秀才还是十分礼遇。不久后将他释放，押送回老家松下村监视居住。困居家中的吉田并未隐居反省，反而开办“松下村塾”，号称不问身份出身，只要有志求学一律收纳，短时间就有各地而来的青年才俊30余人投入门下。在教书的同时，吉田继续密切关注时局变化，发展自己的思想。

对自己恩师的“开国”思想，吉田本着自己军事家的见识，认为此举只会让日本陷入列强的经济盘剥乃至军事征服中，断不可取。主张利用开国的既成事实，全力购买先进装备，引进西方军事理论，待时机成熟后实行“攘夷”，将侵略者赶出国门后，再在平等的立场上和西洋列强建立对等的关系。对于面对列强威逼不断妥协让步、而又迟迟不革新军事的幕府中枢，他著书大肆批判，得到了大批不满现状的青年武士响应，逐渐形成了强大的社会舆论。随着吉田松阴的言辞越来越激烈，幕府中枢意识到了他巨大的煽动性，强制关闭“松下村塾”。对幕府彻底失望的吉田松阴，针锋相对提出了尊奉天皇、驱除外敌的“尊王攘夷”思想，此理论一出，响应者更多，甚至连德川御三家中的水户藩藩主和尾张藩藩主，都成了其支持者。主持幕府政治的大佬—彦根藩藩主井伊直弼终于彻底无法忍受，指令幕府武士奔赴各地，抓捕了包括吉田松阴在内的一百多名著名“尊王攘夷”论思想家，史称“安政大狱”。1859年11月，年仅29岁的吉田松阴被幕府处死。

同一时期清朝正在镇压两广发生的大规模天地会起义和土客械斗。放在清朝的强大国家暴力机器下，这种抓捕一百多名异见分子的行动根本算不上什么，但德川幕府并没有清朝那样的常设军事警察机关（绿营），而他面对的反抗力量，却是从小接受军政训练的职业武士。

1860年年初，50多名激进攘夷论武士分批潜入江户。2月18日清晨，其中18名剑术精湛者，埋伏在将军御所（现在的东京皇宫）的正门—樱田门周围，乘大佬井伊直弼进城办公之机，用四把左轮枪射击随行护卫，并拔出武士刀砍杀。在砍倒十多名护卫后，将井伊直弼拖出轿子，砍下头颅。事变发生后，因为行凶的大部分武士来自德川家自己的水户藩，幕府内部陷入了巨大的对立和争吵，最后反而认定是已死的井伊直弼处理政事不当酿成骚乱，对彦根藩处以了减封的处罚。德川幕府就此威信扫地。而此时从中国上海考察归来的吉田松阴弟子—高杉晋作，也适时提出了打倒腐败幕府，以天皇为中心再造新政府的“尊王倒幕”论，德川幕府的覆灭已经只是时间问题了

历史的眷顾与留学生的改革

到这里我们提到的日本思想家和革命家，还都只通过书本对西方有了不同侧面的了解，西洋诸国的强大，只触及了他们的头脑。他们对未来的规划，也局限于如何打倒幕府这个现实问题,如果没有更进一步的思想发展，不难想见，在打倒幕府后他们也最多只能建立另一个更强大的武士政权而已。李克强总理曾说：改革不仅要触及利益，更要触及灵魂。就在这个关键时刻，第一批被西方文明触及灵魂的思想家登上了历史舞台。

常言道：什么样的学生教出什么样的学生。1862年冬，曾在吉田松阴门下学习的青年武士井上闻多、伊藤俊辅等人纵火烧毁还未完工的英国领事馆。为了躲避幕府随之而来的追捕，5个年轻人干脆挪用了长州藩用来采购英国军火的一万两白银，通过英国驻日本总领事安东尼.高尔牵线，搭上两艘鸦片船，偷渡英国。

四个月后，5人顺利抵达伦敦。他们看到挤满泰晤士河的船舶、川流不息的车辆、密密麻麻喷吐煤烟的烟囱机器和风驰电掣的闪亮火车。5人瞬间意识到工业文明的碾压性力量，攘夷的幼稚妄想瞬间破灭。5人胸中满溢着疯狂学习吸收此等文明的无限激情，开始相互比赛记诵英语单词，一个多月后就达到了可以读懂英文报刊的程度。

具备学习基础后，5人报名入读伦敦大学学院，学习数学、物理、化学等基础学科。其后，又各自选定了专攻方向，伊藤俊辅、井上闻多学习政治学，山尾雍三转入格拉斯哥船厂，学习船舶设计和制造，远藤谨助学习经济学，井上胜学习铁路设计与建造。

1864年，日本国内激进攘夷武士在下关海峡炮击经过的外国商船，伊藤俊辅和井上闻多不得不提前终止学业，紧急回国，协助松下村塾的师哥高杉晋作和英法等国谈判赔偿事宜，随后在高杉晋作麾下，投身于轰轰烈烈的“尊王倒幕”运动，并在1667年王政复古政变、伏见鸟羽会战和1668年迫使幕府投降的“江户无血开城”等事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得以跻身明治新政府权力核心。

伊藤俊辅后来改名伊藤博文，在革命元老陆续淡出政坛后，主持了日本国宪法的制定颁布，出任第一任内阁总理大臣，授封公爵爵位。井上闻多改名井上馨，先后出任外务大臣、大藏大臣，并创立了日本最早的财阀集团“三井集团”，授封侯爵。山尾雍三、远藤谨助、井上胜在明治维新时期陆续归国，得到伊藤博文和井上馨推荐，山尾雍三在明治新政府中出任工部大臣，创立了日本工业学会和东京大学工学部，被誉为“日本工业之父”。远藤谨助出任造币总监，创立了日本造币厂并发行了第一版日元。井上胜出任铁路建设总监，主持设计建造了日本第一条铁路（东京到横滨），到他去世时，日本已经拥有超过7000公里铁路。

历史还是很公平的，同样的幸运也曾被赐予清朝。1846年，在香港开办教会小学的美国牧师萨缪尔.布朗因病回国，将三名天资较好的学生带到了美国。三人中，最年幼的黄胜不久因病返国，时年15岁的黄宽走上医学道路，获得英国爱丁堡大学医学博士学位，1857年归国行医。最后被李鸿章聘为广州海关医务处医官，并积极参与医学教学工作。时年17岁的容闵后来考入耶鲁大学，1854年获得文学学士学位后归国。1863年和冯桂凤一起被曾国藩聘为幕僚，协助曾国藩购买机器设备，创设江南制造总局，拉开了清政府“师夷长技以自强”洋务运动的序幕。1872年，在他的建议和曾国藩大力支持下，清政府派出了4批共计120多名幼童前往美国留学。

1881年，由于曾国藩下野和清朝驻美正使和副使屡次上书，声言幼童言行西化、不服礼教，清政府提前终止留学生原定15年的学习期，将留学生全部召回国内。留学事业宣告失败，对清朝彻底失望的容闵随后开始投身变法革命，被迫逃亡美国，最终客死异乡。

120多名留洋幼童中，最为著名的是后来主持建造京张铁路的詹天佑。较为著名的有北洋海军的吴应科、翻译家蔡廷幹。可惜的是他们无一人进入了清朝的权利中枢，对清朝的影响也就被局限在了最末流的器物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