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燮军、张伟：邵廷采史学述略

浙东史学源远流长，早在东汉前期，即有会稽山阴人赵晔著《吴越春秋》。自此后，浙东史学代不乏人。至南宋时，浙东学人研史成风，诚如清人章学诚所云：“浙东儒哲讲性命者，多攻史学，历有所承。”出现了像吕祖谦、王应麟、黄震等一批史学名家，形成了一个颇具特色的浙东史学派。有清一代，更是史家辈出，如黄宗羲、万斯同、全祖望、邵廷采、邵晋涵、章学诚等，且其史学宗旨一脉相承、渊源不异，蔚成史学一大宗派。对黄、万、全、章诸氏之史学，史学界已多有论述，不复赘言。今试就邵廷采之史学作一初步探讨，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

邵廷采原名行中，字允斯，后改名廷采，字念鲁，浙江余姚人。生于清顺治五年（1648），卒于康熙五十年（1711），是与万斯同大致同时代的浙东史学派的一位重要成员。他学宗刘宗周，以宏扬王学为己任，可谓浙东王学之后劲。

邵廷采家学渊源十分深厚。邵氏家族自河南徙居余姚以来，世世“慎守经术”，且精治阳明之学，故有明一代，浙东诸望族中以明经及高第者，邵氏为最。其五世祖海州公甄，明世宗嘉靖三十一年（1552）举人，高祖靖州公钦谕，神宗万历十六年（1588）举人，曾祖易庵公洪化、祖父鲁公公曾可、父鹤间公贞显，皆姚江书院中高第。尤其是邵曾可，一生“勤道缵学，敦善行不怠”，“孝义、理学著姚江”，为士人称道。外祖父陈蜀庵，“博览典文，精研性理，尤好《左氏春秋》、司马迁《史记》，旁及《昭明文选》”，于经史之学，造诣颇深。这样一个学术世家，对邵廷采的成长是十分有利的。他自幼秉承家学，从八九岁开始，便在祖父的指导下学习王阳明的《客坐私祝》，接触周、程、张、邵、朱及白沙、绪山、心斋等理学大家的著作。祖父死后，又跟从外祖父习《左氏春秋》《史记》等史学名著。由于他聪颖好学，博闻强记，到十五岁时已“通《易》《诗》《书》并《左氏春秋》”。同时，对朱熹《通鉴纲目》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喜读朱子《纲目》”，有意于史书之编写。

邵廷采的成才，亦得益于良师的指点和帮助。他曾习见沈国模、管霞标、史拙修、虚修诸先生，从韩孔当、施约庵先生游，与黄宗羲、董无休、刘子志、子良、毛西河五先生并礼修相见，故所学“审于王门遗绪、明季旧闻”。在这些名儒中，黄宗羲的学术思想对他日后从事史学研究影响至深，故邵氏一直念念不忘，“十余年前，尝以《读史百则》呈正黄先生，后又蒙授《行朝》一编，殷勤提命，难忘是恩”。他自己曾说：“余本有清明之质，又承祖父教育，师友皆良贤，向是圣门路上人。”正是受家学的启蒙，良师的指导，加之天资疑悟，笃志于学，使得他学有所成。

邵廷采一生安贫乐道，不作趋时之文，不为功名利禄所诱。当时，清廷开科取士，士人纷纷奔竞其中，出于种种原因，廷采虽也屡次应试，然“中不中，自己全不主张”，终不以习制举业为务。他以韩愈宏道之志为志，以司马迁著述之业为业，明确表示：“士不得志则览名山大川，退耕且钓，志韩愈之志，业司马之业耳矣。”邵氏以读书、传授、著述为乐，他认为书不可以不读，说：“圣人之学在躬行，读书其一端也。”“欲发明心理，知古今，识事变，济时行道，扬名显亲，自非读书皆无由致。”并总结出一套顺序渐进的读书方法：“读书之序：《四书》读毕，一年而习一经，五年可毕五经。经学既通，以及诸子百家，俱有本矣。古文自《左传》始，《国策》不必多读，因苏、张习气，坏人心术。宜多读汉儒董仲舒、王吉、魏相、刘向、匡衡之文，其余取雄健严谨。贾谊、司马迁、相如、班固要当成诵，此外可勿问也。唐、宋大家，韩、欧最上，卓然传经纪事之言。柳文亦不宜多读，朱子谓其‘易令后生气促’。三苏、曾氏俱好，惟王氏叛道篡圣，当黜。……他如《十三经》、二十一史及宋以后文，随精神识力所能加，而多方采择之，非可预讲也。”由此可见，邵氏所列，皆为经、史之书，这与他“济时行道”的经世致用思想有关，他自己“上窥下逮，自封建、学校、农屯、军政、天官、舆图诸书无所不读”。“读书尊经右史，一切稗编、小乘，不屑寓目”。他毕生以教授为业，曾主讲姚江书院达十七年之久，门生遍布江南，故虽“未曾与群士争名，然大江以南已隐然知其姓氏”。晚年出游齐、鲁、燕、赵等地，以访求宋、元遗民轶事为己责，“所至以笔墨自随，而尤汲汲以搜罗胜国以遗为己事”，潜心于著述。

邵氏一生著述颇丰，与史事有关的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思复堂文集》十卷。《四库全书》列入《存目》。清光绪年间，会稽徐友兰重刊，收入《绍兴先正遗书》。是集初刊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以龚翔麟所撰墓志，邵思渊所撰墓表，万经所撰小传冠诸编首，分传、记、赠序、寿序、书序、书启、论、略、墓碣、墓表、墓志、行略、杂著等体。其中传、记部分，记述明代殉国臣子，旁及宋、明遗民，或表彰忠烈，或追述乡邦先哲，意在“表章儒先，发扬忠孝”。论、略两体，追溯原委，详述流变，旨在明辨当世举措的得失利弊，以谋翼正之道。清代学者李慈铭阅其《文集》后，以为“文章峻洁，则非谢山所及”。近代学者梁启超则更为推崇，称其“极尽文章之能事”，“为中国第一”。

（二）《西南纪事》十二卷，记桂王君臣事迹。

（三）《东南纪事》十二卷，记鲁王、唐王君臣事迹。

此两书取材甚广，考订详密，比较可信地记录了闽、浙、滇、桂匡复事迹，对明季忠烈义士多所表彰，极有助于南明史的研究。

（四）《姚江书院志略》四卷。 《志略》成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四年后刊刻。现有学者认为，《志略》可能非邵廷采一人之功。但该书的完成，倾注了他不少心血，功不可没。《志略》系统地记述了姚江书院的发展历史，为后人全面研究姚江书院派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颇大。

此外，邵氏史著尚有《宋遗民所知录》及《明遗民所知录》等。由于史料残缺，前书较简略，邵氏亦自云：“名曰《所知传》，愧闻见陋狭，外此遗漏者固多也。”后书记述了邵氏所闻见之明末清初遗民事迹，约五十人。两《遗民录》之作，意在表彰忠义节气，且均寓有对故国民族的衰亡之痛。这些史著流传至今，对考证历代尤其明代史实，大有裨益。

二

邵廷采著史，更论史。从他的大量史论中，我们可以看出，其史学思想是相当丰富的。

（一）历史观。邵廷采与传统的儒家学者一样，其历史观是倒退的。他醉心于三代之制，极力赞美三代，认为夏、商、周是理想的政治社会。在他看来，封建、井田、学校乃是三代“治天下之具”，自秦统一六国，推行郡县制，则封建废；商鞅变法，开阡陌而井田废，井田废则民无恒产，而失其养；学校废，则处士横议，而教益衰。“三者皆亡，虽有良法美意，皆无所施”。故“后世之民所以不得沐唐、虞、三代之化，自战国始”。汉、唐虽得天下正统，但“汉、唐之德不如三代之什一也”。整个历史的发展呈现出衰退的变动趋势。作为治国安邦之道，他力主“复封建、行井田、改学校”。显然，这种复古主张在当时是不可能得以实现的。

然而，通过对整个历史兴衰过程的总结和历代典章制度沿革的考察，邵廷采多少意识到历史的变化性和发展性，注意到事物的发展有其内在的“势”。如，他在分析分封制和郡县制推行的原因时，曾说：“夫自有生民，其不能不趋于兼并者，势也。虽以圣人为之君相，无可如何。在上者封建并于郡县，在下者八家之业并于豪强，虽皆上之失道致然，然而此固自然之理也。故封建非圣人意，当此之时，其势不得不分。郡县亦岂秦意？当此之时，其势不得不合。”因此，他又认为：“凡事有行于古，而不可沿于今者。”“盖政与世移， 旬月之间，情势万变。吾之所论，未必遂可施行；而今之所难行，又未必不可施行于后。” 在这一认识的支配下，他对历史上的一些变革亦予以了充分肯定。如对中唐杨炎变租庸调而行两税，邵廷采的评价就极高：“租庸调，三代以后之良法也，杨炎变为两税，其救弊非不善。……或以咎炎，天下所以无任事之人也。”对这一些具有进步思想的观点，我们同样应予以注意。

在总结历史兴衰过程的中，邵廷采十分重视民心的作用。他认为唐、明之亡国，根于失民，故反复强调：“丘民之心不可失。”要维系民心， 统治者则必须“务教化经道民，不以刑罚；深仁以泽民，不以小惠；衽席以安民，不以兵革”。 他告诫清统治者：“长国家者鉴于唐与明之亡，其亦惕然知天命人心所依，无事聚敛以剥民，自取剥床之害也哉！”这表明，邵廷采的史观还渗透着浓重的民本思想。应该说，这是邵氏历史观中最精华的部分。

（二）正统观。封建史家大多持有统论思想，这是因为统闰之辨不仅涉及到史著编纂的方法论问题，而且也体现着史家的政治伦理观。两者虽不能等一，但且密不可分。邵廷采对历史上各个王朝的统闰问题十分重视，他曾说：“一家之似续、一国之世及不可以轻，而况乎正统之大乎！”他认为历史的“统”时断时续，有天行之统和人心之统之分。正统绝而归之偏统，偏统绝而归之窃统，是为天行之统；存窃统而终不使附偏统，存偏统而终不与于正统者，是为人心之统。“是两者，万世而不亡。”邵氏正统观深受《春秋》《通鉴纲目》的影响，认为“为正统之说者，一衷于《春秋》《纲目》而定，余纷纷可无议也” 他把历朝的统闰大致归纳为：三代以后，汉、唐、宋、明为正统；秦、晋、隋为闰统；南北朝、五代时期为无统。而对于元朝，仅说“入承大统”，不加阐述。

在邵氏的正统观里，同样体现着浓厚的封建伦理纲常说教和传统儒家的“尊王攘夷”思想。尽管他把宋朝放入正统之序，但他认为立国长久、守之仁义而足当正统的，只有汉、唐、明三朝，宋不能列其内。理由仅是“其取之不以正也”。 他对元朝统闰问题上的不置可否，实是出于忌讳清廷；而主张把辽、金史附于宋史之末，则充分暴露了他的“尊王攘夷”的民族主义思想。

我们认为，正统观固然是时代的产物，其存在有一定的必然性，但持有这一观点的史家，在分析和记载史事时，往往产生偏差。这与邵廷采本人所提倡的据事直书原则是有矛盾的。

（三）力主据事直书，反对任情褒贬。我国史学向有据事直书，反对任情褒贬的优良传统。司马迁之《史记》，因“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而被誉为“实录”；唐刘知几更作《直书》、《曲笔》两篇予以专门论述，力倡“君子以博闻多识为工，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

同许多著名史家一样，邵廷采也极强调撰史须据事直书，反对随心所欲地褒贬人物。他说：“是非明于异代，文章持万世之公。事虑久而渐湮，征求宜豫；道与天而均重，编次非轻。古者一史自出于一人，或以父子而世其业。后世众传分成于众手，至以崇卑而监其官。司马分散数家，刊落犹多未尽；范氏淹通后传，条例且虞过烦。《晋书》经瀛洲之十八士而始成，《宋史》（当为《新唐书》或《新五代史》之误）费欧阳之百万言而尤杂。辞之烦简以事，文之今古以时，固欲自成一家之体。然述一事而先后不同，叙一人而彼此不同，遂至踵坏百代之书。又况周臣不立韩通，国嫌宜慎；唐录难私张说，公道谁明？魏则为王，蜀则为寇，名儒且与陈寿同讥；按之入地，扬之上天，何物敢于魏收作色？总之，本朝自尊其人物，多称贤者而不列小人。若夫后王追定其权衡，当讨大夫而并及天子。”他呼请：“纪表志传，当如班掾之精严，毋仍应泰纪事之体；予夺贬褒，愿学文公之平恕，勿等李贽续书之偏。……宜开忌讳之门，大肆专家之学。”简言之，著史当尊重史实，如实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力戒那种“按之入地，扬之上天”的恶劣史风。在这里，邵氏对史料的取舍，史书的编纂方法及文辞的运用，均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不乏见地。

邵廷采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由于他在史著的编撰过程中，参伍考稽，务尽详审，故其著述多“可称信史”。

（四）倡导史学经世致用。学术经世致用思想是浙东学术的一大传统。“浙东学术，自王充以降，形成求实的学风。这种求实精神，在理论上表现为实事求是，在实践上强调经世致用。在史学领域，则主张史学经世”。黄宗羲所著的《明夷待访录》，便具有极强的经世致用色彩。而章学诚更力主“学业将以经世，当视世所忽者而施挽救焉”。又云：“文章经世之业，立言亦期补于世；否则，古人著述已厌其多，岂容更益简编，撑床叠架为哉。”

此种经世精神亦为邵氏治学之宗旨。他认为，儒者之学，当以经世务为业，以躬行为实。他说：“经、史、子、集，淹贯惟今；丧、祭、冠、婚，典型由古。凡士习民风之大，并人心天理之微，要归当事之施行，宁止书生之空论。”学术文章必须为世所用，“不然，书陈陈充栋，如不能用，何益？”而治史贵在鉴往如今，以救时弊。故其所作《治平略》十二篇，远溯原委，泛论上下古今，“皆时所当先者”。《史略》六篇，更畅论明代政治得失，尤足证其经世之志。

在这一经世思想指导下，邵廷采治史十分重视贯通。他曾建议：“朝廷开史馆宜先正前史，去宋、齐、梁、陈、北齐、魏、周书，存《南北史》；废《三国志》，用《季汉书》。”很显然，这是因为《南北史》和《后汉书》较其它诸书更具有贯通性，故得邵氏青睐。他研究历史上的典章制度，尤重其贯通性。如《田赋略》即述自尧、舜时期到明季的田赋演变情况。而《户役略》《国计略》《农政略》《仓贮略》《水利略》《盐法略》《钱币略》《关市略》《刑律略》《弭盗略》《河防略》及《史略》之《治体》《兵制》《宗藩》《宦侍》《海防》《太学州郡》，无不详其终始，论其短长。这些《略》中，邵廷采的治史经世思想充分得到了体现。

此外，邵廷采还提出了经、史合一的观点。他认为，六经之《尚书》《春秋》，“经而史也”；司马光《资治通鉴》、朱熹《通鉴纲目》，“史而经矣”。这对打破儒家经典的神秘性，扩大史学研究领域，是有积极意义的。

总之，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邵廷采的史学思想虽夹杂着不少陈旧、落后的观点，但他承扬了我国古代史学领域诸多优良传统，进步的成份应是其思想的主流。

三

邵氏史学既上承黄宗羲，又较深刻地影响了此后的浙东史家，诸如邵晋涵、章学诚等人。邵晋涵为邵廷采从孙，且其祖父邵向荣为邵廷采弟子，其学术思想受家学影响自不待言。即如章学诚之史学，亦源自邵廷采。姚名达曾说：“始吾攻读实斋之学，昧其渊源所自。嗣屡于实斋书中见其称引念鲁《思复堂文集》，亦即悚然异之；而曲终奏雅，实斋竟自道其根底出于念鲁，则觅取《思复堂文集》，再三研绎，而恍然其间条贯，固有可寻也。”章学诚本人对邵氏极为服膺，早年与邵晋涵交谈，就盛赞《思复堂文集》说：“班马韩欧，程朱陆王，其学其文，如五金贡自九牧，各有地产，不相合也。洪垆鼓铸，自成一家，更无金品州界之分，谈何容易！文以集名，而按其旨趣义理，乃在子史之间，五百年来，谁能办此。”后在给其子信中又道：“盖班、马之史，韩、欧之文，程、朱之理，陆、王之学，萃合以成一子之书，自有宋欧、曾以还，未有若是之立言者也。”香港大学杜维运教授对邵氏的学术作了全面概括，认为：“廷采主讲姚江书院十七年，卓然为姚江王学之后劲，然其兼治史学，实出黄氏之教，所著《宋遗民所知录》《明遗民所知录》，既隐寓民族之痛，而《东南纪事》《西南纪事》《思复堂文集》，记胜国遗闻轶事尤详，只以穷老海滨，闻见未广，所记或有疏舛。然其征存国史之志，以史经世之心，不惟有黄氏之教，且下启邵晋涵、章学诚之史学。”这一评论，可谓至公。

要之，邵廷采在中国史学史上有着不容低估的地位和影响。

作者 | 唐燮军、张伟

来源丨《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98年第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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