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女翻译·481《中国艺术》（278）

编者按：《中国艺术》（Chinese Art）是西方早期研究中国艺术的重要文献，1958年在纽约出版，上下两卷。作者William Willetts（魏礼泽）（汉学家、西方艺术史家）从中国的地理特色着手，系统梳理了玉器、青铜器、漆器、丝绸、雕塑、陶瓷、绘画、书法、建筑等中国艺术的各个门类。他坚持客观描述作品的方法，“并不对所讨论器物给予美学价值论断，而是让器物自己说话”。

“让器物自己说话”，与观复博物馆“以物证史”的理念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也是我们选择翻译此书的原因。此次我们邀请到美国CCR（Chinese Cultural Relics《文物》英文版）翻译大奖获得者对此书进行正式专业的翻译，译者也是MLA（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 Bibliography美国现代语言协会国际索引数据库）和AATA（国际艺术品保护文献摘要）收录的美国出版期刊Chinese CulturalRelics的翻译团队成员。

本着尊重原著的原则，此次翻译将存疑处一一译出，其后附有译者注。现在就让我们跟随本书，在绚烂璀璨的器物中，感受中华文明的博大辉煌。

这种不确定使得Gallois对中国花口带脊背线（出筋）碗起源于西方的观点变得可疑，但没有完全推翻这种观点。和中国陶瓷样品（图66a）有明显关联的，是一种银碗，具有多层压印纹，看起来就像有8或者12层出筋。有些这种碗在俄罗斯出土，见于Smirnov的图录，一般认为属于萨珊文化。其中一个发现于Perm Government，内底处焊接一条小鱼造型的痕迹；这说明这个位置曾经焊接了一条小鱼浮雕，或许是金质小鱼（图67a）。我们立即就想到了一组唐代的四花口带脊线陶瓷碗，内底里面也有鱼的造型位于釉下。图39a的案例展示了一件四花口杯，为邢窑白瓷，仿唐代银器。其内底釉凸起的设计纹样，包括由一圈联珠纹包围的鱼纹，还有四丛水草。

图66a

图67a

图39a

由于Perm碗的证据，Gallois认为，这种鱼纹碗是西方首先发明的，或许是用来放鱼刺的辅助用具，就像有些地中海的盘子，也用鱼纹装饰一样。要是我们能确定Perm碗就是西方的产物，那么这种观点可以说完全无懈可击；但我还是怀疑情况并非如此。正仓院的藏品中有一件金铜合金的碗，和这件多方面类似，但正仓院那件光素无纹，圈足矮小（Perm碗的圈足损坏）。我们无法确认正仓院这件的产地是哪里。但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藏的一件类似的鎏金八花口碗里面有两条鱼的錾刻，一边一个，这是典型的唐代作品。Kempe收藏中也有一件类似的作品。为什么正仓院和Perm碗就不能都是中国制作的呢？至少它们也应该是中国模样的复制品。只要这种可能性还存在，我们就不能武断地认为中国的出脊花口碗来自西方，或者说这种鱼碗来自西方。对于前者，不能忘记漆杯原型的存在。至于纹饰，单条鱼或者双鱼是繁殖旺盛和富饶的象征，在汉代工艺艺术中一直如此。这种纹饰从那时开始一直很流行。陶瓷中，这种纹饰一直是装饰汉代大盘内部的纹样，唐代的瓷器和陶器碗内底也有。宋代和明代，这种纹样在龙泉瓷器和定窑、磁州窑瓷器上特别受欢迎。

处女翻译·480《中国艺术》（2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