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自缢，闯王兵败，大清朝是怎么渔翁得利的？

1644年，即大明崇祯十七年三月，农民军攻破北京城，崇祯帝自缢于煤山，按理说李自成应该坐定了江山。谁料半路杀出程咬金，紫禁城的皇帝宝座竟让“第三者”——清人莫名其妙给夺了过去。长熟的“桃子”被人摘了，李闯王成了最窝囊的起义军领袖。而“第三者”占据紫禁城竟长达两个多世纪，其中玄机何在？

清人在入关前后，对汉族王朝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等“合法性资源”一直在努力学习、认真钻研，很重视发挥汉族知识分子的作用，洪承畴、范文程等汉人为清人入主中原立下汗马功劳。每次机会到来时，清人能充分运用汉族意识形态资源，收笼人心。在这方面，它比蒙元做得高明。轻视汉文化的蒙元统治中原还不到百年。

古代汉人相信天命，于是，清人在农民军攻破北京后，马上打着替明朝报仇的旗号进入山海关。占领北京后，清廷便以帝王之礼隆重改葬已入田贵妃墓的崇祯帝，令臣民服丧。自己俨然就是明朝的继承者。

清人还紧紧抓住“救民”、“安民”这二条汉族统治的“祖训”不松口。入关前，即宣称“此行除暴救民，灭贼安天下，勿杀无辜，勿掠财物，勿焚庐舍”。多尔衮采取洪承畴的建议，严令申明军纪，改变清军以往抢掠财帛所造成的令人恐怖的形象，以新的面目出现，扭转“顺民心，招百姓，我不如贼”的不利清军状况，同农民军在政治与思想上“角逐”。

随军大学士范文程在代表多尔衮接受吴三桂投降时，特别强调此次“兵以义动”，是为你们报君父之仇，“国家欲统一区夏，非又安百姓不可”。入京后，立即宣布废除明末苛捐杂税，减轻民众负担；下令“故明内阁部院诸臣，以原官同满洲官一体办理”，对在京明官一揽子包下，概不追究他们“从逆”李自成大顺政权的“政治问题”；发现强迫剃发感情上有大阻力，从策略考虑，果断暂缓剃发，能进又能退。因此清兵在华北、西北的军事行动，几乎通行无阻，颇得汉人的协助。

清史学家孟森在《明清史讲义》里评论这段历史时说：“世祖开国之制度，除兵制自有八旗根本外，余皆沿袭明制……顺治三年三月，翻译《明洪武宝训》成，世祖制序颁行天下，直自认继明统治，与天下共遵明之祖训。此古来易代所未有。清以为明复仇号召天下，不以因袭前代为嫌，反有收拾人心之用。”可谓点到了要害。

清廷一方面充分“肯定”明朝，把自己说成是它的衣钵传人，另一方面却宣称明朝已经灭亡，完全“否定”它的实际继承者——南明朝廷，不予以承认，加以征伐。

清军南进还未到扬子江，清廷就迫不及待地开“明史馆”修“前朝”之史。后代王朝修前代史，是历代中国王朝相沿已久的政治传统，清廷在正式与南明兵戈相向前，先用修史的方式宣布它的灭亡，为其征讨正名。对于明朝灭亡的时间，清朝官方的话语，前后完全一致，并通过撰写史书、文字狱等形式，不断加以强化。

明朝灭亡时间如何定，关系到清朝的正统地位，清廷坚定的史观是：明亡于崇祯帝煤山自吊，灭明者为“贼”（李自成），大清是从“贼”的手中夺的天下。乾隆四年（1739年）定稿颁行的《明史》，就在崇祯帝死后称“明亡”。整部《明史》，对隆、永等南明之君都无一个字的记载；“一年皇帝”朱由崧则收在《诸王傳》里，且云“自立于南京，伪号弘光”。将爝火不息，奋战不休，一直到康熙元年（1662年）才最后扑灭的南明事迹一概抹杀。

《明史》的修撰，明确把握并坚持“正统观”，它以崇祯殉国划线，之前承认明朝居“天命”与“正统”，明亡后就由清朝继承其中国王朝的地位，而其它皆为残渣余孽与僭伪。以此来强调大清统治的合法性。

清廷对明朝采用肯定和否定的“两手”策略，其统治技巧可谓精巧圆熟。孟森称赞满族为“善接受他人知识之灵敏种类，其知识随势力而进”，前期诸帝比明中后期都强，可惜末代子孙“死于安乐，以致亡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