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民权：李光地与《音学五书》

一

《音学五书》，顾炎武著。顾炎武，字宁人，号亭林，学者称亭林先生，江苏昆山人，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经济家、地理学家。一生著述等身，其《日知录》和《音学五书》堪称其里程碑式的作品，代表了那个时代的最高学术成就。“所以，论清学开山之祖，舍亭林没有第二个人”，这是梁启超先生对顾炎武学术的最高评价。《音学五书》是一部研究古音学的著作，包括《音论》、《诗本音》、《易音》、《唐韵正》、《古音表》。学术界把它称作清代古音学的“开山之作”。它的出现，为清代古音学研究构筑了一个宏伟的大厦，其未完善处已由后人修补而成。然而，《音学五书》之所以能广泛流传，影响至深，这与当时李光地保护板刻却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段史实却鲜为人知。今述之以补语言史研究之不足。

当时《五书》版印以后，其校刻者张弨死，其子张叶增张叶箕因家贫而将板刻质于人，流入坊间。后坊间将削掉以镌刻它书，此事被李光地知道后以重金赎回。然后继续印刷，从而使《五书》得以广泛流传。后文将详叙。

李光地为什么要以重金赎回板刻呢？是因为李氏对顾炎武的学术成就及为人十分推崇。他的音韵学知识就是直接从顾炎武那里学来的。

二

李光地（1642—1718），字晋卿，号厚庵，别号榕村，福建安溪人，清初著名的思想家、经学家。康熙九年（1670）中进士，选庶吉士；后授编修，充会试同考官，累官至直隶巡抚、吏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一生为清廷鞠躬效劳，深得康熙帝器重。有一次康熙帝对廷臣说：“知光地者莫若朕，知朕者亦莫若光地。”其死，“谥文贞，并赐匾二，一曰清虚怡简，一曰昌时柱石”。“昌时柱石”，再没有比这更高的评价了。正因为如此，“雍正元年春，首录旧臣名节之尤验白者”，并追赠太子太傅。李光地在政治思想上提倡理学，并建议康熙帝用理学来加强思想统治，为康熙帝著有《御纂朱子大全》、《性理精义》、《周易折中》等书，使理学地位在清初得到巩固，成为统治者奉行的正宗学术思想。后又奉诏与门生王兰生编纂《音韵阐微》，这是一部根据等韵学原理对传统的反切进行改良的韵书。此外，李氏一生著述丰厚，后人集之为《榕村全书》，共二百余卷。

李光地晚于顾炎武二十九年（顾氏生于1613年），当他青壮年时，顾氏声望已誉满海内。因此，李光地对顾氏的学术成就是推崇备至的。他说朱熹“《诗传》叶韵已好，尚不如顾宁人考据精确，六经皆可通”，把顾炎武推至朱熹之上。又云“近代博雅淹洽，未见其比”。其对顾氏韵学更是推崇，云“韵学不讲，宁人独出究心，直还三代”，“宁人讲入声，直千古未有”。其对顾氏《五书》评价曰：

有顾氏之书，三代之文可读，《雅》《颂》之音各得其所。语形声者，自汉晋以来，未之有也。

两人第一次见面是康熙十年。顾氏于其年从山东来到京城，住在外甥徐乾学家（徐于康熙九年中进士，授编修，后官至刑部尚书）。李光地于康熙九年中进士，选庶吉士，来往于徐家。第二年在卫尔锡引荐下见到顾炎武。这次相见交谈，使李光地终生获益。其年，李氏三十岁，顾氏五十九岁。李氏以音韵学质疑于顾氏，顾氏耐心为其解答。李氏《顾宁人小传》追述其事曰：

余始官庶吉士，会相遇，为半日话。时余于音学无晓也，宁人举其大指示曰：古者同文，声与形应。凡字旁从某，音必从某。后世不愔音伪，反谓古书为叶，皆非也。《唐韵》承江左末流，部居悉舛，分合之间，纷不可治。今当以《诗》《易》周秦之文为正，质验字旁。分者并之，合者离之，使古书无二音，然后得复其旧。子闻言犹未省了。家居数载，追寻言绪，未达者自以意为之说。又七年复来京师，则宁人没矣。闻其书已成，亟求观之，所意者幸不谬。

虽为“半日话”，但顾炎武古音学之大纲之精髓已尽见其中。可转述为如下几点：

一、在古音认识上，古音存于文字声旁（谐声字）之中，“声与形应，凡字旁从某，音必从某”。人们一般把“同声必同部”的发现归功于段玉裁，殊不知这一理论的提出，顾炎武已先发其声。

二、在古音观念上，古诗无叶音，古音原本如此。这是顾氏对陈第“古无叶音”说的继承。

三、在研究方法上，以《唐韵》为基础，以《诗》《易》周秦古文为正，并质验谐声偏旁，对《唐韵》重新部分，“分者并之，合者离之”，使古音原貌“得复其旧”。这就是著名的“顾氏《唐韵》离析法”。

以上三点对于一个研究古音学的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李光地就是在顾炎武的启发下，后来又加以研究，先是著《等韵便览》，所谓“未达者自以意为之说”即是（著于康熙十五年）。后又著《榕村韵书》，古韵部分及有关音韵学观点一依《音学五书》。如古音分部为十，《广韵》支、麻、庚等韵部各离析为二，分别派入相应的歌、支部，歌、鱼部，耕、阳部等。从“所意者幸不谬”中，可以看出这次谈话给李光地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因为其音说竟“不谬”于顾氏。后来李光地又写了一些音韵学文章，收于《榕村全集》中，如《覆驳谐声韵学札子》（卷二十九，页二十六），《南北方音及古今字音之异》（卷二十，页十九）。《榕村别集》又收《等韵辨疑》一卷。《榕村续集》里有很多书信也谈到音韵学问题。可以说，这些文章乃至后来奉敕编纂的《音韵阐微》，都是在顾炎武古音学的启发下写成的。例如《音韵阐微》中根据合声方法改良反切，也是受顾炎武反切起源于合声说的启发。罗常培先生认为是受康熙帝的启发，其实这是不符合实际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引世宗宪皇帝御制序文曰：

至汉魏之间，孙炎创为翻切。齐梁之际，王融乃赋双声，等韵渐萌，实暗合其遗法。迨神珙以后，其学大行，传于今者有司马光《指掌图》、郑樵《七音略》、无名氏《四声等子》、刘鉴《切韵指南》。条例日密，而格碍亦日多。惟我国书十二字头，用合声相切，缓读则为二字，急读则为一音，悉本乎人声之自然。证以《左传》之丁宁为钲，句读为谷，《国语》之勃提为披，《战国策》之勃苏为胥，于三代古法，亦复相协。

这段序文主要谈了两点，一是《音学阐微》的合声反切有着等韵学产生的背景，二是它根源于先秦时代的合声反切。而后者正是顾炎武在《五书》之《音论》里所阐发的。根据李清馥《榕村谱录合考》记载，李光地多次强调“满州十二字头，尽合古韵”，虽有几分曲阿，但强调反切的改良须以古音研究为基础却是真的。

顾炎武对李光地的才学也非常赞赏。当时，李光地把他写的有关文章通过卫尔锡转请顾炎武指数，并欲通过卫氏引荐给顾炎武。卫氏名既齐，字尔锡，康熙三年进士，人称卫太史。卫尔锡与顾炎武是好朋友，康熙四年，顾氏以自己写的《诗本音》请正于卫氏。该年，顾氏与颜修来书云：“《诗本音》二册送上，有较正者，乃卫太史笔也。”顾炎武看了李光地的文章以后赞叹不已，亟于求见。李清植《文贞公年谱》对此有所记，其曰：

（康熙）十年辛亥，公三十岁。始见顾炎武，闻音韵之学。公以历论八篇就正于卫公既齐。卫公以示顾氏，顾氏曰：元人之文也，谁为为之者？幸一识之。卫公乃见公于顾氏。顾氏与纵谈点画声音古今讹异之原。公心识其说。

通过顾炎武的启发，加上李氏又能“心识其说”，所以李氏后来才能广通音韵之学。兹不烦举《文贞公年谱》二条证之，谱云：

（康熙十五年），是岁编《等韵便览》。公既通国书及顾氏音学，至是玩心益熟，乃摘字之习用者，依等韵字母编为便览。

（康熙）四十九年庚寅，公六十九岁，夏四月《韵笺》成。韵部一依顾氏《古音表》，至括众韵为六摄通用，上去二声尤得古意。

可见，直到晚年，李光地对顾氏音韵学仍至信不疑。实际上，在李光地时代，讲古音学的不止顾氏一家，如柴绍炳、毛先舒、邵长衡、毛奇龄等。这些人都有著述行世，柴氏有《古音通》，毛先舒有《韵学通指》，邵氏有《古今韵略》，毛奇龄有《古今通韵》。尤其是毛奇龄的书，皇上昭付史馆刊印（康熙二十三年），具有很强的“权威性”。然而，这些人的古音学或不够完整难成体系（柴氏、毛氏先舒），或掇拾朱熹叶音之说（邵氏），或执今韵以通古音（毛氏奇龄），缺憾甚多。李光地认为，这些人的学说皆不可取，并在《韵笺序》中，对“叶音说”和毛奇龄的古音通转说痛加诟斥。而李光地独钟顾氏之说，不能说是没有见地，“近代博雅淹洽，未见其比”，决非轻断之语。其《韵笺序》云：

近日唯长洲顾炎武宁人氏能古韵，心通其意，而又援据极博，足以征之，故缀其韵谱。凡《唐韵》之可通者不可通者，悉注于本目之下。其曰通者，古法也，曰不通者，时误也。

不仅韵部，其《韵笺》体例亦如同《唐韵正》矣。

三

在叙述李光地保护《五书》板刻之前，有必要把《五书》刻印情况作个交代。

顾炎武《音学五书》脱稿于康熙五年（1666），第二年交付淮上山阳县好友张弨刻印。张氏名弨，字力臣，山阳诸生，精通六书之学。张氏及两个儿子叶增叶箕为《五书》的雕刻，倾力相助，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山阳县志》和《淮安府志》皆称，张弨取鬻产之值为顾炎武刻《广韵》和《音学五书》。《五书》后叙云：

予纂辑此书几三十年，所过山川亭鄣无日不以自随。凡五易稿而手书者三矣。然久客荒壤，于古人之书多所未见。日西方莫，遂以付之梓人，故已登版而刊改者犹至数四。张君弨为之考《说文》，参群书，增辨正，酌时宜而手书之。二子叶增叶箕分书小字，鸠工淮上，不远数千里，累书往复，必归于是。〔其工费则又取诸鬻产之直，而秋毫不借于人〕。

可见张氏一家对《五书》的贡献。顾炎武《寄张文学弨，时淮上有筑堤之役》诗云：“遥忆张平子，孤灯正勘书。”张弨为《五书》反复校雠，订正其中文字错误，顾氏与潘耒书云：“近日力臣来札，《五书》改正约一二百处”。

然而，《五书》虽于康熙六年开雕，但最后定版却在康熙二十年，而印刷成书却在顾氏身殁之后。其间经过了反复修改，“故已登版而刊改者犹至数四”。张穆《潜丘年谱》称，康熙二十二年癸亥，“陆清献日记，癸亥十一月三十日，淮安阎百诗来会，言顾宁人不在，所著《音学五书》方在刊刻”。看来《五书》符山堂版本年代应定于康熙二十二年之后而不是康熙六年，定于六年是错误的。

《五书》刻成之后，其版遵顾氏之意，藏之名山。然而张弨死后（张氏殁于康熙三十三年），其子因家贫之故，遂将《五书》之板刻质于人，后讹传李光地以五百金买去。《山阳县志》卷三十三张弨传记云：

与昆山顾炎武善，取鬻产之值为刊《广韵》及《音学五书》，手加校雠。……《五书》板存淮上，李相国光地以五百金购去。晚岁遍游五岳，皆为之图，书画皆名家。后嗣衰微，其符山堂藏书多归于何焯。

又《淮安府志》亦是如此说。然《山阳县志》所记并不详校。先有顾衍生之元谱云：“《五书》刻于淮上，后为张力臣鬻于安溪李公。”而潘耒《访顾亭林遗书不得》诗序云。“《音学五书》刻于淮浦张力臣家，力臣亡，其子以板质于人，不可复问，则以为力臣鬻之者，诬也”。就张力臣与顾炎武的交情看，断不会干卖板之事。既然以鬻产之值助刻《广韵》和《五书》，更不会靠卖板五百金来度日。顾氏虽死多年（康熙二十一年），人走茶凉还不至于如此。而李光地也因此背上了一个强买《五书》板刻的黑锅，遭人唾弃，实在是不应当。潘耒为之辨诬当是。而实际情况又是怎样的呢？李清植《文贞公年谱》有一段较详细的记载，其云：

（康熙）四十六年丁亥，公六十六岁。夏四月，校刻《韩文考异》，赎顾炎武《音学五书》。顾氏是书既成，厚自珍秘，世无知者。顾氏既没，其版沉埋于扬州坊贾间。坊贾将削其版以镌它文，适有见者，以告公。公为赎归，传于世。

这段材料可补解潘耒之疑，“力臣亡，其子以板质于人，不可复问”。至于《五书》板刻是怎样流落到扬州坊贾间，则不可考。《山阳县志》所记“以五百金购之”，当是指赎金而已。如果李清植不是为其祖父李光地护短的话，所记当为事实。李光地当时凭相国身份强购《五书》板刻，实乃当时讹传。由此看来，顾炎武《音学五书》能大量流传于今，影响之所以大，李光地实为功臣。如果不是他及时赎回，坊贾将削灭，《五书》之将湮没，实为语言学史上一大憾事。

当然，在此之前，《五书》已版印于世，但数量毕竟很少。今观张弨符山堂本《音学五书》，却有着各种不同的版面装帧，但刻写的字体、笔势和书中避讳、文字漫灭等均一样，属同一个原板刻无疑。版本不同，显然是先后多次印刷的结果。可以推测，李光地得板以后又印刷了多次。有一件事情很能说明问题，今就南京图书馆所藏《五书》符山堂本观之，有的载有徐氏三兄弟（徐乾学、徐元文，徐秉义）为舅父顾亭林介山书堂所作的《征书启》，有的没有载。载有《征书启》的本子是早期翻印本，没有的是后出本子。《征书启》大概作于康熙十六年前后，其开头曰：

舅氏顾宁人先生年逾六十，笃志经学，欲作书堂于西河介山，聚天下之书藏之，以贻后之学者。

案之顾衍生之元谱，康熙十六年五月，顾氏六十五岁之时，去汾州之介休，是年有诗《介休》和《介之推祠》。而此时，徐家兄弟官位显赫，徐家正是鼎盛时期。又案之《清史稿》及有关资料，康熙三十年前后，徐元文兄弟因子侄倚势犯法，被人弹劾，又陷于党争之中，失败后而先后革职，告假回家。徐元文于归家第二年（三十年）抑郁死去，徐乾学亦于三十三年死去，从此徐家衰落。而到了康熙四十六年以后，徐家已基本上没有地位了。因此，我们可以断言，没有徐氏兄弟《征书启》的《五书》符山堂本，是板刻落到了李光地手里之后，于康熙四十六年以后印刷的。一方面，李光地出于对顾炎武及其《五书》的推崇，不惜以重金赎回板刻；一方面又出于政治上的敏感性，为避清廷嫌忌，怕受牵连而不得已将徐氏兄弟的《征书启》删掉。尽管李光地与徐乾学兄弟有着相当的交情，然而世态炎凉却不得不如此。虽然如此，但李光地为保护《五书》板刻，为《五书》的继续翻印，为古音学的传播，却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否则，《五书》流传不多不广，乾嘉学派如江永、段玉裁、戴震、王念孙、江有诰等就难以在《五书》基础上继续拓展，取得丰硕的成果。然而，张弨的校雠刻印之功，李光地的护板再印之功，谁又知晓！

作者 | 张民权

来源丨《南京社会科学》1996年第0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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