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女翻译·479《中国艺术》（276）

编者按：《中国艺术》（Chinese Art）是西方早期研究中国艺术的重要文献，1958年在纽约出版，上下两卷。作者William Willetts（魏礼泽）（汉学家、西方艺术史家）从中国的地理特色着手，系统梳理了玉器、青铜器、漆器、丝绸、雕塑、陶瓷、绘画、书法、建筑等中国艺术的各个门类。他坚持客观描述作品的方法，“并不对所讨论器物给予美学价值论断，而是让器物自己说话”。

“让器物自己说话”，与观复博物馆“以物证史”的理念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也是我们选择翻译此书的原因。此次我们邀请到美国CCR（Chinese Cultural Relics《文物》英文版）翻译大奖获得者对此书进行正式专业的翻译，译者也是MLA（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 Bibliography美国现代语言协会国际索引数据库）和AATA（国际艺术品保护文献摘要）收录的美国出版期刊Chinese CulturalRelics的翻译团队成员。

本着尊重原著的原则，此次翻译将存疑处一一译出，其后附有译者注。现在就让我们跟随本书，在绚烂璀璨的器物中，感受中华文明的博大辉煌。

从这些巧妙的中国化的器物可以看出吸收变化的每个阶段，同时也有一些器物几乎完全不受外国影响。双耳瓶的基本造型（图36c）来源于本土（74a）；这一案例中，与其说中国窑工是受到了外国造型的启发，不如说是受到双耳对称观念的影响，让双耳形成优雅弧线。这是一种借用，但没有完全照搬照抄。而是用中国的龙的造型进行了改造。所有这些新的类型以及造型和纹饰，都是一种健康的吸收转化，而完全不伤害本土传统。

图36c

图74a

正如霍布逊所说，在唐代的器物和装饰纹饰中探索其外国原型是很有意思的事情。总体来说，大部分都来自萨珊时期（226-637年）的波斯金属器。但同样有影响的是近东地区的更加纯粹的希腊艺术，比如其陶器和玻璃器。所以，帕提亚时期的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亚历山大以及拜占庭都影响过唐代瓷器艺术的潮流。有些是经过伊朗的转接进入中国的。另外一些则是通过经常的贸易路线直接进入中国，比如5世纪定期在幼发拉底河的Batnae举行的集市，以及横跨印度洋的海运路线。西亚器物造型和纹饰的传播不仅是向东传，也向其他方向。实际上，不管政治上这一时期是否是“黑暗时代”，唐代则是商品大流通，东西交往密切空前（直到现代都无出其右），将古希腊风格融合进了旧世界的每个角落。

花口碗

第一种值得探讨的器型就是花口碗，这种碗在越窑、邢窑和岳州窑当中都可以看到。普通的窑口瓷器当中也可见。其造型有时椭圆，有时是正圆形。椭圆形碗中的花口总是四花口，而圆形碗的花口总是五花口。（而宋代的花口通常是六花口，原作者注）。我认为五花口来自四花口，所以也就略去不谈。我们认为这种花口的原型案例中，花口通常和出筋（从外部压印成凹陷线条），也就是从碗口到足的压印纹，从内面来看就像脊背线一样（图39a）。我认为这种，又是源自于口沿带齿的单纯花口造型，或者来自外部沥粉出筋的工艺，这种沥粉筋线在透明釉下清晰可见。

图39a

处女翻译·478《中国艺术》（2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