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为何在咸丰二年遭京师人人唾骂？

曾国藩晚年在家书中回忆，“昔余往年在京，好与诸有大名大位者为仇，亦未始无挺然特立不畏强御之意。”

大名大位者之一，就是那位因鸦片战争而出名的琦善。琦善出身贵族，身名早达，二十岁就当了河南巡抚。一度位极人臣，在朝廷中根深蒂固。虽然两度获罪，琦善在京中人缘却一直很好。回到北京后，会审人员只寻“微琐细事”令琦善回答，实际是为他开脱罪责。刑部尚书恒春甚至要将举报人萨迎阿的四名下属当做罪犯抓来，与琦善一同审讯。这明显是违反大清律的。然而对这个建议，满朝无人反对。只有当时兼属刑部侍郎的曾国藩挺身而出，拍案而起，说琦善虽然权高位重，但既然奉旨查办他的罪行，则自然应该以罪犯待之。举报他的那几个司员官位虽低，现在也仍然是朝廷命官，怎么能像罪犯一样抓来当堂对质？如果举报者被这样对待，将来再有大员犯罪，谁敢过问？况且皇帝只命会审琦善，并没有命令兼审其司员。如果一定要传讯司员，那必须先请旨。

曾国藩“词气抗厉”，“四坐为之悚动”，刑部尚书恒春不得不取消了这个动议。慑于曾国藩的刚直，咸丰二年四月，琦善被革职，发往吉林效力赎罪。

另一个“大名大位”者是赛尚阿。咸丰二年初，赛尚阿等因为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军过程中调度不力，日久无功而“交部议处”。朝中众人多力图为之宽减，只有曾国藩“以军务关系重大，议处罪名宜从重者，不当比照成例”。

但会议还是决定从宽处罚。曾国藩不服，“会议罢后，公专摺奏请从严议处。” 赛尚阿因此终被革职。

本来，曾国藩在京官中人缘颇好。然而，这两次挑战“大名大位”者，却令他人际关系网出现巨大破洞。因为琦善门生故旧遍天下，与穆彰阿关系也颇深。曾国藩打破了“官官相护”的潜规则，成为官场上的异类。案子审完之后，许多人与曾国藩拉开距离，甚至不再往来。他在官场上的处境愈益孤立。“诸公贵人见之或引避，至不与同席。”在背后当然更是遭到无数诋毁之词。弹劾赛尚阿又得罪了一大批人。因此曾国藩在咸丰二年几乎成了京师人人唾骂的人物。

在北京在最后一段日子，曾国藩动辄得咎，精神十分痛苦，愈来愈想念家乡了。国事颓唐，他百计奋斗，却丝毫无补，不免又一次萌生了退志：

粤西事用银已及千万两而无确耗，户部日见支绌，内库亦仅余六百万。时事多艰，无策以补救万一，实可惭愧！明年拟告归，以避尸位素餐之咎。

在给罗泽南的信中亦云：

计稍迟岁时，即当解组归养，从吾子与孟容（指罗泽南与刘蓉）于万山恬寂中耳。

咸丰二年六月，曾国藩终于得到了江西乡试正考官的外差，他兴冲冲逃离这个让他失望而厌恶的京城，准备从此引退归山。不料刚走到安徽太和县，接到了母亲去世的讣闻，当即换装回乡奔丧，至此正式结束了他十四年的京宦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