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弼：没落时代的悲剧注脚

李光弼：没落时代的悲剧注脚

——从上元二年李光弼接到的一份命令说起

缘起：不合时宜的进攻命令

唐肃宗上元二年，公元761年一月。

身处平叛前线，兼太尉、天下兵马副元帅、中书令、朔方节度使等要职于一身的朝廷柱石——大将李光弼接到了唐肃宗一道让他如芒在背、彻夜难眠的命令：整军备马，收复洛阳。

李光弼

此时安史之乱已经进入第六年，经过长期苦战，形势已经开始向着有利于唐军的方向发展。长安已经重新回到帝国中央政权的掌握之中。东都洛阳虽然一度也被朝廷收复，但由于安史降将史思明的再次反叛而重新陷落。为避开骁将史思明的凌厉攻势，唐军在大将李光弼带领下退守河阳一线。在李光弼和唐军将士艰苦奋战下，唐军像楔子一样死死钉在河阳一线，消耗了叛军大量有生力量，也让叛军无法兵临潼关、西指长安，双方在潼关以东形成了新的平衡。此时，对于河阳前线的李光弼唐军来说，自保实力、坚守阵地虽有余，反戈一击、吃掉对方则不足。任何脱离坚固城防工事，寻求与敌主力决战的企图都将面临巨大的失败风险。

打破平衡、再取攻势的关键并不在河阳。

这个念头在李光弼心里越来越清晰。为今之计，只有自己加强河阳防线，继续吸引史思明将叛军主力集中于河南，朝廷乘机以郭子仪的朔方军从河东一线大举东出、长驱直入，直捣叛军老巢河北，才能让叛军首尾不能相顾、陷于战略被动。待史思明率军北返之际，河阳一线的唐军主力再全力追击，方可与河北的郭子仪唐军形成犄角之势，收克复洛阳、殄灭叛军之全功。

在坚守河阳的一年多时间里，李光弼已经不止一次的向朝廷进行上述建议。然而等来的却是这样的一纸命令。透过这份简短而不容置疑的命令，李光弼深切感受到了唐肃宗企图早日收复东都的迫切心情。这让身经百战、愈挫愈勇的李光弼也禁不住发出一声叹息。

缘来：得之不易的战略平衡

一年来，唐军能够在邺城一败、东都再失的不利境地下能够恢复到如今的战略平衡，个种甘苦只有李光弼自己知道。

唐至德二年（757年），经过长期准备，唐王朝终于艰难摆脱了灵宝大败、玄宗幸蜀、潼关失陷的全面被动局面。唐肃宗以灵武为基地，集中朔方、回纥、安西、河西精兵十五万，发起了对长安叛军的全面反攻。在回纥骑兵的有力策应下，唐军乘安禄山之子安庆绪杀父篡位，造成叛军内讧之机，经过苦战，终于一鼓作气攻克了长安、洛阳，取得了平叛之战的阶段性胜利。但玄宗、肃宗父子被久违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忙着在东西两京重修宫室宗庙，分封宗室功臣，给了退守河北的安庆绪叛军以难得的喘息之机。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唐王朝对已经降唐的叛军主将史思明羁縻不力，导致史思明的再次反叛。至此，河北出现了安庆绪、史思明两大叛乱集团，平叛之路再掀波澜。

史思明

想到此，李光弼心里又一阵隐隐作痛。无论如何，史思明的再次叛乱，自己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从叛乱伊始，李光弼、史思明——对阵双方最勇武的两大将领已经进行了三年的激烈较量。史思明的狡诈悍勇、唯利是图，李光弼有着深切的体会。他深知，史思明的投降不过是他和叛军新首领安庆绪争权的权宜之计。对于以北方胡族为主要民族构成的安史叛军来说，相互倾轧、尔虞我诈是其内部关系的基本形态。自始至终，叛军内部都没有建立起正常稳定的权力继承和授予方式。安庆绪杀安禄山以自立，随后史思明又杀安庆绪，最后史思明自己也重蹈覆辙，被其子史朝义所杀。在这种情况下，要指望手握十三郡土地，八万士卒的叛军首恶史思明投降后能够死心塌地地效忠大唐，无异于缘木求鱼、痴心妄想。因此，他秘密建议唐肃宗先以高官厚禄稳住史思明，再设法诛之。

然而由于李光弼事机不秘、所托非人，导致事情败露。史思明一怒之下，斩杀劝自己投降的部将乌承恩、耿仁智，再举叛旗，唐王朝招降平叛策略遭受重大挫折。虽然李光弼在对待史思明投降一事中存在操之过急的问题，但纵观其后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李光弼当初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史思明始终是唐军最凶恶的敌人，直到他被儿子史朝义所杀，安史叛军对于唐王朝的威胁才最终结束，唐朝对安史叛军也才从守势转为攻势，并最终收降安史叛将、底定河北老巢。

然而夺回长安洛阳后徘徊不前、迁延岁月的唐王朝似乎并没有注意到盘踞河北的安庆绪、史思明两大叛乱实力大有合流之势，在收复洛阳近一年后才组织郭子仪、李光弼、王思礼、李嗣业等九节度使，合兵六十万，向盘踞河北邺城的安庆绪叛军主力发起进攻。但要命的是，相比还占据河北大片州郡、拥兵数十万的叛军，唐肃宗更担心自己手下这些功高震主、手握重兵的武将。为了防止前线将领做大难治，唐肃宗派不通兵事，却是自己亲信的宦官鱼朝恩作为“观军容使”统摄全局、监视诸军。结果由于诸将互不统属、各自为战，唐军被史思明的五万叛军精锐击败。虽然李光弼、王思礼所部得以全军而还，但各路唐军损失惨重，好不容易形成的大好局面毁于一旦。唐军被赶出河北，安史叛军再次南下，直指唐军刚刚收复不久的东都洛阳。

鱼朝恩

唐肃宗、鱼朝恩将惨败的罪责推给了主持收复长安洛阳、功勋卓著的老将郭子仪，将其兵权解除。李光弼临危受命，取代郭子仪成为前线唐军统帅。面对老对手史思明及其手下来势汹汹的叛军主力，李光弼和部署冷静分析局势，否定了“加兵陕州，退守潼关，据险以待”和坚守洛阳孤城两种方略，针对河阳北接泽州、潞州(治今山西晋城、长治)，利则进取洛阳、不利则退守潼关，有“猿臂之势”的有利地形，制定了固守河阳一线的战略。

以此为起点，长达一年的河阳保卫战正式拉开了帷幕。

李光弼的守城战术，史思明早已领教过其威力。两年前，安禄山叛军攻破潼关、进占长安，唐玄宗仓皇幸蜀、太子李亨即位于灵武。危难时刻，郭子仪、李光弼遣朔方精兵数万尽数前往灵武供肃宗驱策，李光弼镇守的河东重镇太原只剩老弱万余。而此时，史思明率高秀岩、蔡希德等叛军主力十余万发起了对太原的进攻，企图攻占河东、直犯关陇。在实力对比悬殊、胜负之势分明的极端不利态势下，李光弼带领太原军民，打响了永垂中国战争史册的“太原保卫战”。你攻毁城池，我做土堑随时抢修；你重兵攻城，我以巨石投射回敬；你人多势众，我便挖地道搞突然袭击……凭借智慧和果敢，李光弼带领太原守军奋战五十余天，“斩首七万级”，最终赢得了太原保卫战的胜利。

河阳之战依然如是。乾元二年九月，史思明占领洛阳后，便兵临河阳南城，与李光弼相持。面对敌众我寡的不利局面，光弼向诸将慷慨陈词：“吾位三公，不可辱于贼。万有一不捷，当自刎以谢天子！”后遣李抱玉、荔非元礼、郝廷玉、论惟贞等骁将与叛军决战，一举擒叛将徐璜玉、李秦授，歼敌无算，最终将战线稳定在了河阳一线，打破了叛军攻破潼关、再陷关中的企图。

缘去：自作聪明的恶劣后果

战果来之不易，自当倍加珍惜。但唐肃宗急功近利、好大喜功的老毛病又犯了，看到河阳战线逐渐稳定，唐肃宗就忙不迭地命令李光弼向洛阳发动反击。单从急于求成、好大喜功这一点来说，唐肃宗和他的父亲唐玄宗真可说是一脉相承。算起来，这已经是唐王朝第三次不顾客观形势的瞎指挥了。

第一次是在安史之乱初期。叛乱爆发后，安史叛军连克河北河南州郡，占领洛阳，直抵潼关脚下。唐朝大将高仙芝、封常清带领仓促召集的士兵凭借潼关坚城据险而守，拼死抵挡住了叛军进攻。关键时刻，身处叛军腹地的唐常山太守颜杲卿、平原太守颜真卿兄弟联手举兵讨贼，很快召集河北各州郡二十万人马反正；与此同时，郭子仪、李光弼率朔方、河东唐军主力与河北叛军形成对峙，并多有斩获；位于河南的唐真源令张巡起兵于雍丘，阻挡叛军势力进入江淮。唐军和安史叛军在北、中、南三线都与叛军形成僵持状态，而安史叛军也陷入内外交困、进退两难的被动境地。此时唐军如能固守潼关一线，待形势逆转，则以朔方、河东唐军为主力，东出河北、直捣范阳；潼关唐军东出河南，收复洛阳，则克平叛乱、再造一统必不难实现。然而唐玄宗急于迅速收复洛阳，催逼潼关唐军出城与叛军决战，并杀掉了苦谏不止的潼关守将高仙芝、封常清。继任的宿将哥舒翰被逼无奈，大哭出战，结果兵败灵宝，二十万唐军全军覆没，潼关随之丢失。唐玄宗仓皇出逃，将诺大长安城拱手让给叛军，局面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

安史之乱

第二次是在唐肃宗即位于灵武之后。此时安禄山已将长安、洛阳两京收入掌中，但并未囊括整个关中，且对出逃入蜀的唐玄宗和即位灵武的唐肃宗都没有全力追击，反而忙着在洛阳建立新朝、贪图享乐，给了唐王朝以喘息之机。唐肃宗召郭子仪、李光弼的朔方、河东数万唐军入卫灵武，同时将安西、河西唐军精锐悉数内调，为平叛做准备。唐王朝还以“土地士庶归唐，子女金帛归回纥”为条件，联络回纥骑兵入援。张巡在河南的持续抵抗，让江淮财赋源源不断运往关中，为唐王朝奠定了最终平叛的物质基础。李光弼指挥的太原保卫战的胜利，也让叛军止步于河东。面对逐渐对唐军有利的相持局面，谋臣李泌为唐肃宗献上了以朔方唐军主力出河北取范阳，关中唐军进长安收洛阳的两路夹攻之策。这实际上，就是之前高仙芝、封常清、郭子仪、李光弼们为唐玄宗所献南北夹攻之计的翻版。然而唐肃宗渴望迅速收复长安洛阳、恢复李唐皇室正统，拒绝了李泌的迂回包抄、两路夹攻之策，选择集中主力向据守长安的当面之敌发动进攻。结果虽然历经苦战，唐军最终收复了长安洛阳，但并没有消灭叛军有生力量，更没有占据其河北老巢，为安史之乱的再次反复与河北强藩的最终形成埋下了隐患。

可叹的是，唐肃宗并没有吸取自己和父亲前两次轻敌贪功冒进、破坏战略全局的教训，继续遥制前方大将、逼其出兵决战。

唐肃宗

战，还是不战？李光弼捏着这份命令，目光落在了身负皇命而来的监军——鱼朝恩身上。

监军，古已有之。特指中央政权派员协调军务、监视主将。汉武帝时便设有监军使者，东汉、魏晋沿用。但到了唐玄宗时期，首次以宦官为监军。安史之乱爆发后，为防止安禄山权势日重、尾大不掉、最终反叛的现象再度出现，强调中央权威，唐玄宗始以宦官为监军，节制诸将。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以宦官边令诚为监军，监视大将高仙芝、封常清及其率领的潼关守军。彼时东都洛阳和两河大片土地已陷入敌手，高仙芝、封常清带领的潼关守军成为确保关中和都城长安安全的最后一道屏障。然而身为监军的边令诚直到此时还不忘大发国难财，一再向高仙芝索贿。被拒绝后，边令诚怀恨在心，进馋言于唐玄宗：“常清以贼摇众，而仙芝弃陜地数百里，又盗减军士粮赐。”加之高、封二将不愿遵玄宗出关与叛军决战的命令，促使玄宗下令将二人处死，唐军痛失两员能征惯战、效忠朝廷的大将，潼关唐军为之气衰。

监军之制就这样在平叛战争中首开恶例。此后，宦官担任的监军一再在唐军平叛过程中起到阻挠作用，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眼前这位鱼朝恩大公公。鱼朝恩，唐代著名擅权宦官，因在玄宗出逃过程中侍奉太子李亨而被肃宗重用，被任命为三宫检责使，左监门卫将军知内侍省事。乾元元年，就是他被唐肃宗任命为所谓“观军容使”，监视九节度使会攻安庆绪盘踞的邺城，结果六十万唐军被史思明打得一败涂地。

而此次进攻洛阳，便是鱼朝恩屡次以叛军将士多是幽州人、朔方人，思乡心切、兵无战心为由上书唐肃宗，请求尽速收复洛阳的结果。

看着一脸得意，期待借自己和唐军将士之手建功洛阳的鱼朝恩，李光弼内心只有苦笑。鱼大公公哪里知道，他那里得到的所谓消息，只是史思明为引诱唐军脱离坚城而精心策划的谎言。而此时，李光弼手下，地位权力仅次于他的大将仆固怀恩，由于嫉妒李光弼的功劳，也和鱼朝恩一唱一和，催逼光弼赶快出战。

何去何从，李光弼必须做出决定。如果违逆皇上和监军大人的意思，焉知自己不会像前任郭子仪一样丢官去职，被眼前这个野心勃勃的仆固怀恩取而代之？也许这还是最好的结果。以自己曾经逼反史思明的“前科”，如果肃宗皇帝认真追究起来，自己岂不要像高仙芝、封常清一般被数罪并罚、横死军前？

罢罢罢，你要进攻，那便进攻吧。李光弼掩卷长叹，明知这是史思明设下的陷阱，但还是定下了进攻洛阳的决心。

上元二年二月，李光弼被迫出兵，与史思明对阵于洛阳北之邙山。李光弼命唐军依险设阵，但仆固怀恩却在鱼朝恩的支持下布阵于平原开阔地。李光弼告诫他：“依险则可以进，可以退；若平原，战而不利则尽矣。思明不可忽也。”但勇而刚愎的仆固怀恩却拒不听命。史思明趁机袭之，唐军大败。无奈之下，李光弼、仆固怀恩率朔方军渡黄河退保闻喜，鱼朝恩退保陕州，怀州、河阳一线被史思明占领。李光弼兢兢业业稳定下来的陕、洛形势就此宣告瓦解。史思明得手后，立即以其子史朝义为前锋，直驱陕州、潼关，企图乘胜再入关中。关键时刻，史朝义败于陕州卫伯玉部，因害怕被其父治罪，遂与其亲信密谋，杀掉了史思明自立为帝。叛军内部再次陷入长达几个月的内讧，四分五裂之际，再也无力组织对关中的进攻。幸运之神再次站到了唐王朝一边。

形势的急剧变化，让唐王朝因猜忌功臣、急功近利造成的危害终于没有像头两次那般灾难性蔓延。唐肃宗也深知是因监军掣肘才导致唐军失败，因此并未重惩李光弼，反而复拜太尉，兼侍中、河南副元帅，知河南淮南五道节度行营事，镇泗州。但是，李光弼最终还是离开了河南、河北平叛主战场，来到江淮次要方向，平定浙东袁晁叛乱、保证江南水道畅通。从此，仆固怀恩取代李光弼，成为唐军平叛主将，并最终主导了安史之乱的最终平定。

郭子仪、李光弼，这两位自安史乱起便奋起抵抗、功在社稷的一代名将最终都未能亲手平叛，殊为可惜。

缘灭：悲剧人物的时代宿命

李光弼身上，鲜明体现了中晚唐武将的悲剧宿命：尽心竭力、效忠王室，但在皇权猜忌防范之下难得善终。然而站在唐王朝一边，对功勋武将的监视掣肘，却也有着一番难以言传的情非得已。

安史之乱前，边将难治、尾大不掉的现象就已显露。安禄山等一干封疆大吏不仅军权日重，还把手伸向了地方民政、财政、行政领域，成为中央政权的重大威胁。叛乱期间，唐王朝对己方军队的调度，也难如臂使指、指挥自如。除了常山颜杲卿求救于太原尹王承业、睢阳张巡求救于贺兰进明均未果而败死外，名将哥舒翰的遭际也很能说明问题。叛乱初期，哥舒翰在高仙芝、封常清被杀后，就任潼关唐军守将。出于尽快收复洛阳、平定叛乱的愿望，也出于对手握重兵、近在咫尺的哥舒翰的忌惮，杨国忠怂恿唐玄宗不断催促哥舒翰出关与叛军决战。而哥舒翰及其部将对杨国忠的弄权和唐玄宗的昏庸同样不满，王思礼等将领皆劝哥舒翰当机立断，诛杀杨国忠，以消除叛军“清君侧”的口实。虽然哥舒翰并未同意，但却斩杀了杨国忠派来监视哥舒翰大军的将领杜乾运，还吞并了他的万余军队。这件事本身就说明了在手握军队、专征一方的大将眼中，唐中央政府的权威已然不再神圣。或忠或叛，只在将领的一念之间。

在安史叛军的强大攻势下，李唐皇室已是惊弓之鸟、噤若寒蝉，自然对己方将领不服调度的行为格外敏感。而李光弼自己，也恰恰给了唐王朝掣肘监视自己的极好借口。肃宗登基后，以李光弼为河东主将，镇守太原。而此前在太原统兵的御史崔众骄横跋扈、欺凌守将，对让自己将军队交由李光弼节制的命令也不予理睬。光弼大怒，命人将崔众捆绑起来，即行斩首。此时恰逢朝廷使者来到太原，任命崔众为御史中丞。面对手握王爵、口含天宪的朝廷使者，李光弼直言：“崔众有罪，我已经把他抓起来了。你如果不宣诏，我就斩御史，如果你宣诏，我就斩中丞。”一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霸气。然而在朝廷看来，武将不请示皇帝便自行斩杀前线文官，是典型的不臣之举。如果蔓延开来，各路唐军纷纷效仿，则很可能安史之乱尚未平定，李唐王朝便已瓦解。由于战事紧迫，唐肃宗并未深究此事，但已经埋下了君臣不睦、相互猜忌的隐患。

此后，肃宗、代宗屡次派遣宦官为监军，郭子仪、李光弼、仆固怀恩等功勋将领正是其监督的重点对象。

然而不幸的是，由于皇帝昏庸、制度缺失、所用非人，担任监军的边令诚、鱼朝恩、骆奉先等宦官，或颐指气使、骄横跋扈，或贪财好货、强行索贿，或揽功于己、诿过于人，不但没能起到监督将帅，保证中央政令军令畅通的正面作用，反而一再掣肘将领正常军事指挥行动，造成巨大负面损失。除了高仙芝、封常清、哥舒翰、郭子仪、李光弼等大将众所周知的遭遇，立下赫赫战功，在叛军中享有“来嚼铁”美誉的来瑱，因得罪位居中枢的权宦程元振，被其以谗言害死。而取代李光弼成为唐军主将的仆固怀恩更是因为监军骆奉先轻信谣言，向朝廷诬告将勾结回纥谋反，最终被逼叛逃，引回纥、吐蕃入寇，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

郭子仪

而李光弼本人，虽然是克平大乱、中兴唐室的灵魂人物，但也不免被鱼朝恩、程元振等宦官联合构陷，在吐蕃入寇、天子出奔、都城再度沦陷的紧急时刻都不敢亲赴救援，最后竟然忧惧而死，实在令人扼腕。

安史之乱前后，正反两方面历史让武将们看清了这样一个事实：对待安史叛军投诚而来的骄兵悍将，朝廷极尽笼络讨好之能事，准其自带其军、自领其政、自统其民，导致河北强藩屡屡作乱、不可复制，直到唐亡；而对忠于唐室的武将，则或监视掣肘、百般刁难，或明升暗降、削夺兵权，或贬谪发配、流放赐死，除郭子仪为人宽厚忍让、深谙进退之道，做到了“权倾天下而朝不忌，功盖一代而主不疑”，以八十五岁高龄去世外，得善终者寥寥。

正如范文澜先生所说：“朝廷对强横不法的武夫,按照强横的程度,给予大小不等的姑息,愈强横,得到的待遇也愈优厚。对顺从朝命的功臣,按照功绩和威望的程度,给予轻重不等的猜忌。......功臣们因此对朝廷有所顾虑,不肯轻易脱离兵权和防地。”在这种两面三刀、欺软怕硬的悖谬政策引导下，越来越多的武将选择拥兵自保、图谋割据，大唐中央政权的权威也在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的泥淖中逐渐沦入谷底。

作为平定安史之乱最大功臣之一的李光弼，经历过军旅生涯的辉煌，却以悲剧方式在落寞中收场，这也预示着初唐、盛唐武将弯弓走马、建功疆场、绘图凌烟时代的永远结束。而中央政权对李光弼等武将的忌惮，也使文官带兵、以文制武成为两宋以后中原王朝军事制度的主要内容和基本形态。虽然宋明等王朝整体上逐渐丧失了汉唐时期对外扩张的积极性，但不可否认的是，武将叛乱、分裂国家、冲击政权稳定的情况也被杜绝。

不知道光弼在天有灵、观此大势，不知又当作何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