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化历史研究】英国资本主义800多年的财富与不平等

本文为“量化历史研究”第333 篇推送

Piketty(2014)和Piketty & Zucman (2014)认为加总的财富-收入比(W/Y)可以作为衡量收入与财富不平等，或收入进入资本积累的比例，或资本的边际回报或国家财富的重要宏观指标。

P&Z构建了从1700年起英法德美四国的W-Y比，发现它们1913年的比值为650%，1920年下降到300%，此后至1980年保持较低水平，1980年后上升至450%。在过去几个世纪呈U型的W-Y比，意味着不平等状态又回到了一战前的水平。

而Jakob B. Madsen于2019年发表在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文章对英国八个世纪的情况进行了研究，构建了1210-2013年英国的财富、储蓄和增长总值的年度数据，覆盖了黑死病时期、前工业时代、英国工业革命时期以及向知识经济过渡的近期。文章得出的结果与Piketty&Zucman(2014)以及Piketty(2014)在两个方面形成鲜明对比。

图1  Jakob B. Madsen与P&Z在1700-2013年对私人部门W-Y比估计值的对比

首先，文章在1700-1913年间的私人部门W-Y比的基准为534％，但P&Z估计的平均值为715％。结果显示，W-Y比为534％比715％，与经济理论更为一致；P&Z的W-Y比显著偏高，因为个体户和家庭工人的劳动收入以及其他相关问题在他们的材料中被记录为利润收入。

其次，P&Z发现英国的W-Y比的U型路径集中在20世纪，在1913-1920年，从660％显著下降到337％，这是因为一系列外部冲击引起的。虽然，W-Y比的部分下降可以用股票价格下跌来解释，但P&Z估计的跌幅太大了，不能用资产价格来解释，也不能与经济理论一致。

本文构建了1210-2013年的数据库。1210年是大多数据可用的最早时期，数据集来源于200多个不同的原始数据。P&Z数据是来自不同作者1700、1855、1865、1875、1885、1901以及1920-2010年的数据，而且仍用1855年之后的储蓄数据代表基准年份。其次，本文的财富数据是计算单价与数量的乘积来构建的，P&Z是按“购买年数”的比例从利润中计算得出的，由于多种原因，后者导致数据可能严重扭曲W-Y比。最后，本文的数据允许在总财富中对可再生要素和不可再生要素进行明确区分，因为资本积累不仅仅可以由储蓄而来，还可以通过不可再生资产（土地）得来。

W-Y比和储蓄的发展

图2  1210-2013年私人部门加总的W-Y比

研究结果发现，私人财富收入比W-Y在前工业时期约为500％。由于黑死病带来的人口负增长率，使得1348年至1450年之间的W-Y比高于长期水平。1844年后，W-Y比呈U型：1841-1920年间下降近200%，1920-1980年间下降至400％，在此后的20多年上升到约600％。1844年后W-Y比下降的原因是英国工业化的发展以及可再生要素成为生产的主导要素。

1213、1460、1630、1750、1840及2013年，这些年份在周期中达到峰值的状态可能是暂时的，因为在这些时期的W-Y比偏离其稳定状态。 W-Y比的前四个峰值(1213、1460、1630和1750年)由农业用地和固定资本存量(包括牲畜)的增加而推动，而1840年代的峰值主要由住宅价值的增加和外国资产的膨胀推动，2013年的增长是由住房和消费者耐用品财富的增加推动的。在16-17世纪，W-Y比低于至其长期均衡水平，是因为降低了不可再生资产在总财富中的比，包括固定资本、农业土地价值、牲畜和贵金属的W-Y比都降低了。在此期间，储蓄率很低，土地的实际资本回报也很低。

工业化前的W-Y比高于工业化时期。因为相对而言，工业化前期的工资收入增长率相对较低，而不可再生生产要素的资本回报相对较高，所以W-Y比例较高。

随着1760年代起新兴工业化的发展，农业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逐渐下降，直到1913年GNP的农业份额达到5％的低点，不可再生资产在总财富中所占比例下降。私人部门W-Y比的下降趋势只是在1867-1879年受到中断，是因为大部分资产的增加，尤其是净外国资产的W-Y比从0.5上升至1.0。后工业化时期私人部门的W-Y比的增加是住宅W-Y比上升的结果。

图3  不可再生资产在总财富中的比例

图3描述不可再生资产在总财富中的占比情况，1790年前，在0.5-0.8到之间波动，因为农业用地是主要的财富来源。此后，占比不断下降，从0.8跌至1920年的0.2，因为工业化和固定资本存量逐渐取代土地作为最重要的非人类生产要素。1980年代后，随着经济进入后工业体制，不可再生资产的占比翻倍，是因为服务业已经取代制造业成为增长的主要推动者，因此，随着专业人士和商业部门被中心城市圈吸引，城市地价的压力也随之增加。

图4  私人部门储蓄率

图4显示了9年移动平均值的私人储蓄率，其中储蓄率用私人总储蓄除以NNI来估计。1830年前的储蓄率在7.5%左右波动，在17世纪的储蓄增加也很迅速，英国的储蓄率在工业化前期是充足的，节俭和投资的社会文化可能为国家建设和英国工业革命奠定了基础。储蓄率从第一次工业革命附近(约1760年)开始上升，直到1860年，此后在20%左右。增长的原因有技术进步，组织方式，以及可再生资产在总财富中所占份额的不断增加。

结果表明，过去200年私人部门的W-Y比呈U型路径与稳态的W-Y比的变化是一致的，因为经济经过了三种生产方式的过渡。工业化前英国的W-Y比很高，土地作为主导要素，而工人实际工资仍然保持在马尔萨斯的生计水平。工业化的发展使农业在总收入中的份额逐渐下降，进一步导致W-Y比下降。此外，来自新世界的粮食产品和其他国家的动物产品入侵降低了农业部门的盈利能力，加上农作物歉收，导致1873-1896年农业萧条，最终，土地财富减少。最近由于经济向后工业时代的过渡提高了城市土地的价值，不可再生资产在总财富中的份额上升，从而将W-Y比推高到工业化开始的水平。

综上，文章提出了四个核心观点。1.W-Y比在一两个世纪的中期频率上大幅波动，英国的长期均衡水平约为500％。

2.过去两个世纪W-Y比的U型路径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从工业化前、工业化到后工业化生产制度的转变。1844-1980年期间W-Y比的下降在英国更早发生，可能是因为英国的早期工业化减少了不可再生资产占总财富的份额。

3.储蓄和实际资本收益都是财富积累的重要驱动因素。资本收益往往对工业化前和工业后社会的财富积累更为重要，而储蓄对工业化时代社会的财富积累更为关键。

4. Piketty's (2014, 2015a, 2015b)认为收入不平等随着W-Y比的路径通过要素收入分配而发生，这一点由过去的200年的数据得以证实。根据Atkinson & Leigh(2013)估计的最高收入分配以及Madsen(2017)估计的要素份额的回溯，可以确定收入不平等的U型路径与W-Y比的U型路径非常相似，增加了W-Y比值作为衡量不平等的代理变量的证据。

文献来源: Jakob B. Madsen,2019,wealth and inequality over eight centuries of british capitalism,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