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生杨、陈祎舒：志承往圣，以开来学——论来知德的治学思想

来知德（1525—1604）作为明代后期著名学者，在具体学习过程中十分重视对治学方法的总结与运用，成为他最终学有所成的关键因素。他的治学思想受到当时士人的重视，四川学政郭棐、郭子章都曾先后专程登门拜访，以咨诹治学之道。来氏的治学思想还对后世梁山乃至蜀地学子产生了深远影响。学界特别重视来氏易学，而很少涉及来氏治学思想。有鉴于此，本文试图从治学理想、治学态度、治学方法与环境三个方面，对来氏的治学思想作初步的分析与阐述，并结合其生平经历，探讨其治学思想对当代的启示。

一、注重立志，以圣人自期

来知德从小立志学习孔子，认为圣人可学，公卿难到，将圣人作为自己一生的追求。

（一）志成圣贤，愿学孔子

来知德认为学之先在于立志，始终以“做圣贤”作为人生最高追求。他自幼聪慧，八岁知读书，十岁即能出口成章，十六岁游泮，嘉靖三十一年（1552），“以礼经中式第五名”。然而之后，来知德三次会试不第。科举之路的坎坷，也引发他对未来、人生的思考。嘉靖四十一年（1562），来知德第四次会试不第，适逢“父风疾发，母目疾重”。收到家书的来氏遂不顾友人的惋惜乃至垂泪相戒，摒弃读书人以科举取士作为出路的俗见，焚去路引，毅然决定回乡侍奉双亲。为表决心，他在绢上书写“愿学孔子”四字，将之缚于臂，踏上归途。至此，来知德将人生付诸于更高的追求，践行其“愿学孔子”的人生信条。

（二）公卿难到，圣人可学

来知德之所以以圣贤自期，还在于他对圣贤之道与世俗名利之间的理性选择，由此提出“圣人可学，公卿难到”的论断。来知德认为学者志在闻道，以成圣贤，因此无论仕隐，都应保持一种高尚的人生境界。他说：“事无定体，惟义是适；行无定辙，惟道是崇。故可以仕，亦可以止，仕止之间，存乎己。子谓子夏不云乎‘无为小人，汝为君子’。若为小人，何取青紫?若为君子，岀亦可矣，处亦可矣。”君子与小人之别即在于人生追求的不同，君子喻义，小人喻利。所以，在来氏看来，只有君子才有为官入仕的资格。

至于圣贤与公卿孰轻孰重，来知德曾言：“圣贤之与王侯公卿，人非不知圣贤之为贵也，人止知慕王侯公卿富贵而不学圣贤。”“圣贤之为贵”是当时的普遍共识，但由于钦羡王侯公卿的富贵人生，导致学者在确立志向的过程中重公卿而轻圣贤。想要改变这种现状，就需要学者从更高的精神层面去思考人生。来知德宣扬了立身行道的人生境界：“（黄巩）尝言曰：‘人生仕宦至公卿，大都不过三四十年，惟立身行道，为千载不朽。世人往往以彼易此，何耶?’其素志如此，所以干岀此事。”较之圣贤，公卿富贵是短暂而易逝的，而圣贤的“立身行道”方能成就不朽的人生。二者相较，孰轻孰重自然明了。

来知德认为，学者倘若以圣贤自期并长期践行，假以时日，必然能够成为圣贤，而志在公卿却往往因为仕途的坎坷而不能遂愿。由此他得出论断：“万个公卿不如一个圣人，然公卿难到，圣人可学。学者做不上去，只是志衰。程子曰：‘学者为气所胜，习所夺，只可责志。’此言说得好，当玩之。”

来知德结合自身实际，在自知“公卿难到”的情况下，立志成圣贤，在个人追求上完成了一次质的飞跃，赋予人生更高的精神意义，可谓既明确了个人定位，亦升华了自我价值。

（三）志存高远，方得其乐

来知德认为只有存立崇高的目标，才能胸襟坦荡，不受自身习气所影响，而成就事业：“做大丈夫，把万古看做昼夜，此襟怀就海阔天高，只想做圣贤出世，而功名富贵即以尘视之矣。”纵观历史长河，来知德以开阔的胸襟坦然面对世俗世界的羁绊，志成圣贤，超然物外，从而得以将公卿富贵视若尘埃。

来知德跳出世俗羁绊，在求学问道上倾尽全力，探究理学，潜心研《易》，以为学为圣贤，自然乐也在其中。他说：“世上要成一个人，要继往圣，开来学，所系匪轻，则朝夕之间，自然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愤以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矣。”来氏以圣贤自期，时刻将圣人之道践行于生活各个方面，同时乐在其中，最终亦得以学有所成。在《格物诸图引》中，他回顾自己少时的追求道：“德生蜀中僻地，少时不揣，妄意圣贤，然无传授且愚劣，虽有此二者，而学圣贤之志未常一刻忘也。”可见来知德虽地处偏僻而无名师指点传授，却在为学之初就立下了宏伟的志向，并时刻坚守，最终完成了《周易集注》。

二、淡泊名利，注重躬行

来知德意识到沉溺于名利对学子的巨大危害。这种危害主要表现为学子们关于科举制度认识的片面性。通过批判这样的片面认识，来知德希望学子们能够正视科举，最终摒弃功利主义的人生态度。来知德乐道甘贫，始终强调躬行的重要性，重视将圣人之道付诸于实践。

（一）正视科举，摒弃功利

来知德注重斥逐科举中的功利意识，从而将学子引导到追求圣贤的道路上。“岂有科举无所为而为乎?白沙先生子（陈献章）入试揭晓，夜有诗云：‘静观今夜心，四海皆名利。’此言说尽人情，故无所为而为在今日科举之学说不得，读此段可以观世道。”来氏认为科举应有所作为，但现实却并非如此。他引用陈献章的诗句，揭示当时学子们热衷于科举的真实目的，而追逐名利的心态直接影响学子们日后的发展路径。他认为圣人之道丧失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后人对名利的追逐，从而引发个人欲望的无限膨胀，最终导致自我沉沦，以致与圣人渐行渐远。

针对当时学子在求学过程中暴露出的追逐名利的现象，来知德将“科举之士”与“三代之士”进行比较，在反映后世士风衰落的同时，也体现了他对功利主义的斥逐与批判。所谓“三代之士”，是指先秦时代那些拥有贤德的君子，他们注重自我精神境界的提升。较之“三代之士”，“科举之士”汲汲功名富贵，结果“东名不成，西利不就，其间就里，许多劳扰，只在奔波过岁月，所以不知孔颜之乐”。对功利的追求直接影响当时的社会风气，读书人皆认为求学的唯一目的便是考取功名。在个人与舆论的双重作用下，这一错误认识伴随了读书人的整个人生。在来知德看来，人生的意义绝不应如此。醉心于富贵使人们获得的只有短暂的安逸与享乐，却无法达到生命的不朽，而汲汲富贵名利更是对人欲的放纵，不但毫无裨益，反而有害。如此一来，“平生所讲究五经四书非止荣禄进取之梯，实乃虎狼生翼之具”。这种本末倒置的做法，已然与志在圣贤的求学目的背道而驰，诸如此类的错误认识亦将对求学者产生极大的消极影响。来知德以中式之后建坊为例予以批判：“以读圣贤之书，中式之人即三代乡举里选之士，汉之得举孝廉者也。中式后为之竖标竖坊以表扬之。今乃若此，是弃天爵而要人爵，舍灵龟而观朵颐，为外物而反丧至宝矣。”他始终认为学习的根本目的在于对自我修养与精神境界的提升，倘若仅将求学看作通过科举获取名誉地位的途径，为存“人爵”而弃“天爵”，则无异于舍本而逐末。

来知德认为科举可以作为追求圣贤的一种途径。也就是说，科举活动同样可以改变为追求圣贤的行为。来知德肯定了科举取士制度存在的必要性，认为应当正确地认识科举的功用，通过科举入仕，继而将圣人之道付诸实践。做到“凡一切升沉得丧俱置之不问”，由此提升个人境界。来知德以明代先儒薛瑄与王守仁为例，二者均由科举出身，最终皆身居高位，却未曾受到科举制度的羁绊，而流芳千古，就是因为他们始终保持着高尚的人生理想。“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科举取士在使读书人畅达的同时，更要求他们拥有广阔的胸怀去兼济天下，履行仁义道德的义务，成就圣贤。

（二）乐道甘贫，躬行实践

来知德的科举生涯并不如意，然而他以圣贤自期，乐道甘贫，始终不为名利所动，重视圣人之学在实践中发挥的作用。

纵观来知德的一生，他始终保持乐道甘贫的人生境界。连续四次会试不第的打击并没有使来知德对生活失去信心，反而促使他放下科举的包袱，以一种更加轻松淡泊的心境去面对生活。傅时望在《来瞿唐先生日录引》中曾这样评价他：“乐道甘贫，拥膝长吟，常自比李白，所著诗中更无一愁字。”来知德一生都在快乐中学习悟道，他曾将自己的卧榻命名作“九喜榻”，并作《九喜榻记》：“一喜生中华，二喜丁太平，三喜为儒闻道，四喜父母兄俱寿考，五喜婚嫁早毕，六喜无妾，七喜寿已逾六十花甲之外，八喜赋性简淡宽缓，九喜无恶疾。”这看似平淡的“九喜”却饱含着来知德对人生的领悟，也反映了他阅遍世事之后的淡然与平和。“某数年以来万念已断，惟注《易》一念耳”“心志在此，福泽亦在此”。淡泊的心境不仅使来知德的一生快活逍遥，也保障了他的注《易》生涯始终不为外物所累，可谓终生受用。万历三十年（1602），时任四川总督王象乾与贵州巡抚郭子章联合举荐来知德，后经皇帝准许并下诏“填注翰林院待诏”此时的来知德却选择了上疏辞官。

来知德强调躬行的重要性，重视将圣人之学在实际生活中加以实践。他“足不入城，心无区囿，居惟一室”，积极探求“孔颜之乐”，努力体悟入圣之法。在对易学研究不断深入的过程中，刻苦钻研，躬行向前，他认为：“穷理不难，但既穷其理矣，以理而见之躬行为难。”可见在“知”与“行”两个方面，来知德更加注重“行”的重要性。对此他曾说：“天下之学无有不行而可以言学者。”每个人只有坚定理想，并通过不断践行，才能够最终实现自己的价值。这既是一段漫长的过程，亦是自我积累并最终得以成才的关键。正是在这种知行观的影响下，来知德数十载如一日，恪守躬行，并发出了“学者若不能慎独克己，躬行实践，乃去终日讲学，讲之何益”的感慨。

三、识痛痒、重体悟、讲究环境

来知德认为读书当有所思，提出了“读书要识痛痒”的见解。在探求圣贤之道的过程中，来知德强调用心体悟，认为“闻道由于顿悟”。此外，来知德还十分重视环境对人的影响，认为“习俗易人，贤者不免”。

（一）“读书要识痛痒”

在数十载的为学生涯中，来知德遍阅儒家典籍，得出了“读书要识痛痒”的见解。来知德对书本内在思想的理解经历了由博返约的过程，将自身的体悟最终以简洁的方式进行表述；而在具体的学习过程中，则强调次序性和渐进性，通过不断积累，由最初的量变实现质的飞跃。他曾言：

从来圣人不曾教人不读书，但读书要识痛痒，如读“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便思学是学何事，习是习何事，悦是悦何事，都将身心体贴岀来，便不枉读书了。若不能领悟，读五车三十乘也是闲。

“识痛痒”就是要在读书过程中对书中的内容细心推敲，并深入思考、用心领会，体悟其中蕴含的内涵，其实就是强调在读书过程中始终抱有敏锐的问题意识，培养个人举一反三的发散思维。也正是凭借着这种问题意识，造就了来知德不盲从于权威，敢于存疑并加以创新的学术独立精神。

《论语·雍也》篇载：“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朱熹对此解释道：“君子学欲其博，故于文无不考；守欲其要，故其动必以礼。”来知德在前人基础上，将博约结合的思想运用于具体的读书过程中。“天下无有读书成心病者，但读书要识痛痒，归在我一路来，博学详说，将以反说约的，如此读书不枉读书矣。”通过扩大自己的知识储备，力求博学，将已经掌握熟识的书中内容择其要点加以表述，得以体现其义理的精华。博约结合，二者兼备，读书自然，书中义理亦更加了然于心。

对于具体的读书过程，来知德又将之分为三个阶段，并强调其次序性与渐进性，最终完成由量变到质变的飞跃。他说：“大抵为学有个初头功夫，有个中间功夫，有个收拾功夫。”学习的整个过程即为认识的过程，是依靠不断的积累逐渐由量变最终完成质变的漫长历程。在“初头功夫”中，来知德首先承认个人天资禀赋的差异，并引用孔子之言，认为人“有生而知之，有学而知之，有困而知之。”而对应此三者，按照实践能力的差异又分为“有安而行之，有利而行之，有勉强而行之。”虽然人与人之间存在此类客观上的差异，但来氏认为他们的共性在于“必有所感发”，即意识到“从圣人之学”的重要性，也是学者欲为善的起点。“初头功夫”为学者指明了为学的方向，“中间功夫”则要求学者在具体的学习过程中进一步深入，逐渐强化对圣人之学的认识：“既有所感发兴起，则必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发愤忘食，好古敏求，斯有所执持，立于礼是也。”在经历了“中间功夫”的长期探索学习，逐渐熟悉并掌握了圣人之学的内涵后，习惯终成自然，学者此时便能超脱于外物而乐在其中，此即“收拾功夫”：“执持既久，义精仁熟，习惯自然。”当然，在实际学习中，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是具有次序性与渐进性的。来知德在《买月亭张成夫临别索言》中曾指出：“为学如烧窑，切不可助长火候，功夫到，烟自生清亮。”他将学习过程比作烧窑，“助长火候”必然导致对知识理解的主观片面，表明在求学之路上不存在绝对的捷径，只有自己肯下功夫才是迎来最终质变的必要保障，在来知德看来，读书学习本应伴随学者一生，当然，在达到“收拾功夫”的漫长过程中，也需要个人针对自身的具体情况制定出适宜自己的学习方法。“学者惟变化气质最难，圣人教许多门人都是因病而药，变化气质。”选择每个人所擅长的学习方式，是不断学习积累的过程中由量变达到质变的关键。

（二）“闻道由于顿悟”

来知德重视用心体悟的作用，强调学者在精神上须置身其中，感受圣人的境界、气象，领悟圣人之道，从而实现对所学知识的融会贯通。这是对“读书要识痛痒”的进一步阐发，其范围也由读书转移至学习圣贤的整个过程。

1.悟圣人境界、气象

来知德终生以孔子为师，重视领悟圣人的境界、气象，认为要“常观浴沂舞雩气象”。来氏意欲使人经常用心体悟圣人的高尚道德情操，以期提升自我修养与境界。对圣人的学习不能仅局限于形气上的模仿，而应将圣人的精神内化为自身良好的道德品质，通过体悟，将圣人的境界了然于心。

不可在一颦一笑、一步一趋上学圣人，只在心上学。若要说如何温而厉，如何威而不猛，如何恭而安，如何申申如也，如何夭夭如也，如此去学圣就差了。

学习圣人的过程是由内而外进行的，用心体悟是认识的基础，在此基础之上个人的道德品质通过外在的形气得以彰显。过分地注重外在形气上与圣人保持一致，而忽略了对个人内在精神境界的养成，就显得过于肤浅，缺乏深刻的认识。圣人的境界需要学者用心探求，方能获得形气上的坦荡无欲。来氏虽与孔子时隔千载，却时刻将孔子的思想悟之于心，除了遍览往圣著述之外，更重要的便是在精神层面赋予一种心灵间的沟通，神交既久，自然成就圣贤。

万历二十六年（1598），《周易集注》刊刻完成，他每日居一竹室内订正《周易集注》，并题于柱曰：“蜗室取淇园，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睿圣武公为老友。羲经探赜隐，尚辞尚变，尚象尚占，素王孔子是先师。”以贤人卫武公为友，以至圣孔子为师，通过研究太极图而得以悟《易》，可见对圣人境界、气象的体悟亦是来知德最终取得成功的必要因素。

2.悟圣人之道

在领悟圣人境界、气象的同时，来知德特别重视对圣人之道的领悟。对圣人之道的融会贯通是认识的最终目的，而实现这一目的的具体方式则是通过内心体悟：“闻道由于顿悟，苟不能顿悟而惟岀入于圣贤文字之间，虽华颠巨儒，读尽五车三十乘亦不能知之。”正如前所述，来知德言“读书要识痛痒”，圣人的言传身教通过典籍记载得以传承，蕴含在这些文字中的内在精神即圣贤之道。“一醒兼一悟，便是学圣处。”学圣关键在于幡然醒悟，学者只有顿悟闻道，方能学有所成。

重在悟道的精神体现在来知德治学思想的诸多方面。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来知德对格物之法的探讨和对象数易学的研究。正是凭借着顿悟闻道，来氏得以构建并完善了自己的格物学说。《格物诸图引》曾对其探求圣贤之道的具体过程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来知德最初“作圣功夫无下手泊岸处”，终于在他登临太白山之巅后，顿悟格物之法：“见此心之所以往来者，非有他也，乃三欲也。盖孔子之三戒，孟子之三好也。”由此，来知德得出了格物之物“乃物欲之物”的见解，并将太白山改名为“悟山”，以纪念其在此山领悟圣贤之道。来氏对《周易》的研究，也是其注重体悟的实际表现。在对《周易》的研读过程中，他逐渐认识到当时易学研究所存在的诸多不足，尤其是对象数易学的忽视。针对当时的“象失其传”，来知德“远客虬溪深山之中，沉潜反复，忘寝废食有年，思之又思，鬼神通之，数年而悟伏羲、文王、周公之象，又数年而悟文王《序卦》、孔子《杂卦》，又数年而悟卦变之非”。来知德又曾“画《太极图》于室中”，通过对《太极图》的反复体悟，最终历时二十九载完成《周易集注》，创造了明代象数易学的巨大成就。

（三）“习俗移人，贤者不免”

来知德注重良好的学习环境对于个人学习发展乃至人格塑造的巨大作用，其所著《入圣功夫字义》，专门论述了环境对人发展产生的影响：

常见人之居山者则说守猎话，居泽者则说舟楫之话，居市井者则说贸易之话，居儒林者则说翰墨之话，居京师者则说京师、则说百官宗庙之话，居边徼者则说虏掠战斗之话，近僧人则说后世，近道流则说金丹。头之所戴，足之所履，耳之所闻，目之所见，良弓为箕，良冶为裘，近朱则赤，近墨则黑。故习俗移人，贤者不免，故孟母三迁。

这段论述包含两层含义：第一，是对学习环境的选择，个人实际生活的环境往往不是单一的，而是混杂多元的，如何选择适宜自身学习发展的环境尤为重要；第二，不良的环境将对人的成长产生极大的消极影响。个人的行为习惯、思考方式乃至理想追求都受到身边事物与风俗的影响。

在与朋友的交往中，来知德追求志趣与精神上的共鸣。“乐多贤友，即有朋自远方来，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乐也，皆非涉于形气之私之乐也。”来知德所看重的朋友间的交往。是一种脱离物质利益束缚的精神层面的交流与共鸣，以此促进自身对学问造诣的不断深入。他曾立下《快活庵四禁》：“不枉见有司，不入县城西门，不释麻衣，不自奉杀生”：与士人阶层的交往仅限于学问造诣上的探讨切磋，朋友之间的相互拜访以及诗文唱酬，至于与仕宦有司相关的政事，来知德对此并不关心，这亦体现了他淡泊名利的心境。

古人一向重视学习环境的选择，从战国时代的“孟母三迁”，直至来知德针对学习环境的深入论述，其中无不体现着环境对人才塑造的深刻影响，来知德始终与良友硕儒为伴，成为其治学有成的关键所在。

作者简介：金生杨（1974—），男，重庆万州人，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易学和文献学研究；陈祎舒，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主要从事历史文献学研究。

文//来自于《宜宾学院学报》2015年07期。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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