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志立：古代巴蜀典籍的编纂及特色

文字的发展，促进了以文字传播为目的的对文字资料进行搜集、选择、整理、编次、加工的编辑活动的诞生与兴盛。“编”和“辑”本是两个毫无关联意义的单音节词。“编”的原意是指用来串联龟版或竹简的绳索，后引申为“按次序编排”，如《史记·孔子世家》：“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孔子编“六经”、述“礼乐”，是中国最早的编辑家；“辑”的原意是和协，后来引申为“将文字资料加以收集”，如《汉书·艺文志》：“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编辑”一词作为双音节在南北朝才开始使用，《南史·刘苞传》：“少好学，能属文，家有旧书，手自编辑，筐筐盈满”，编辑一词的含义才与书籍的编纂联系起来。

“自古巴蜀出文宗”，在巴蜀漫长的历史中不仅诞生了一大批优秀的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作家和诗人，而且也出现了一大批在中国编辑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编辑家。

一

早在汉代，巴蜀地区就开始有了图书的编纂活动，而当时在全国最有影响的是辞书的编辑。从先秦到汉代，中国的语言和文字经历了很大的变化，许多古字、古音已不大为汉代人所识，因此用汉代的语言解释古代的文字，“古今异言，通之使人知也”，在文字传播中就凸现出重要的意义。扬雄所编纂的辞书《方言》在编辑史上被公认为是中国最早的辞书之一。扬雄（公元前53—公元18年），字子云，四川成都人，汉成帝时曾任给事黄门郎，王莽时升为大夫，曾校书天禄阁。他虽以文章名世，但由于口吃，不善于与人交谈，却悉心钻研文字学和语言学，并著有文字学专著《训纂》，他所编纂的《方言》（旧题编为《犹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是中国第一本解释中国古今方言土语的辞书。

扬雄编撰《方言》时已经是一位上了年纪，有地位、有声望的学者，他编写这本书的艰苦过程，在《扬雄与刘歆书》一文中有生动的记叙：

雄少不师章句，亦于五经之训所不解。尝闻先代酋轩之使奏籍之书皆藏于周秦之室。及其破也，遗弃无见之者。独蜀人有严君平、临邛林闾翁孺者，深好训诂，犹见酋轩之使所奏言。翁孺与雄外家牵连之亲，又君平过误。有以私遇少而与雄也。君平才有千言耳，翁孺梗概之法略有。……雄为郎之岁，……奉令尚书，赐钱六万，得观书于石室。……故天下上计孝廉及内郡卫卒会者，雄常把三寸弱翰，赍油素四尺，以问其异语，归即以铅摘次于椠，二十七岁于今矣。

扬雄为了编撰这部《方言》花了长达27年的时间，他在汇集了与他同时代的巴蜀学者严君平、林闾翁孺等人在文字学、语言学方面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专事采访了各地来京的官吏的士兵，不辞辛苦地搜集各地的民谣、俚语、方言、土语，所记录的方言遍及西汉帝国各个地域，包括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方言》在文字学和语言学的最大贡献是以方言释古语，以通用语释方言，创造了一种使古今词汇和地方词汇相互融会贯通的方法。他还创造了一些新字来记录各地有声无字的词语。扬雄所作的这些工作，对汉语言文字的发展和促进文化的传播和交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扬雄也因此被班固称之为“博物洽闻，通达古今，其言有补于世”的圣人。

二

三国魏晋时期，中国已出现了图书的“四分法”，即把书籍分为经、史、子、集四类，其中“经”是指古代社会中的政教、纲常伦理、道德规范的教条，主要是指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典籍，如《周易》、《尚书》、《周礼》、《诗经》、《春秋》、《论语》等；“史”是指各种体裁的历史著作，如正史、编年史、纪事本末、别史杂史、传记、史钞、载记等；“子”是指诸子百家及释道宗教著作，如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杂家、小说家、释家、道家等；“集”是指收集的历代作家一人或多人的散文、骈文、诗、词、散曲等的集子和文学评论、戏曲等著作。就侧重而言，其中经、子、集三类是以思想为主体的著作，这类著作大多数是作者写自己的思想，写人们对世界、对社会的看法，是历代人们对古代思想的理解和概括。而史是以知识为主体的著作，这类著作大多数是作者写他人的思想、他人的事，包括对历史上发生的事件和有关人物的记录和评价。正是有了史书这一形式，才使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历史能够更直接地流传下来。早在殷商时期，中国就设有专门记史的“史”官，“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史书的编纂在汉代有一个很大的发展，如司马迁的《史记》“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把史书的编写和传播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巴蜀地区的文人向来有史籍编纂的传统，如汉代扬雄的《蜀王本纪》就整理了古蜀从蚕丛、柏濩、鱼凫、蒲泽到开明五代蜀王的神话传说，是扬雄对巴蜀大盆地历史传说的有意识的“寻根”之作，也是第一部系统整理巴蜀地区历史的地方志。刘熙载《艺概》中记载孙可之《与高锡望书》云：“文章如面，史才难得，至司马之长之地，千载独闻得扬子云”，可见其史料价值。三国魏晋时期，巴蜀史志独称发达，成为巴蜀传播文化的一大特色，谯周、陈术、来敏、孙盛、李尤、陈寿、常璩等人均是著述巴蜀古史的名家，其中尤以编纂《三国志》的陈寿和编纂《华阳国志》的常璩最为出名。

陈寿（公元233—297年），字承祚，巴西郡安汉（今四川南充）人，蜀汉时曾受学于撰《蜀本纪》的谯周（今四川西充人），研究经史，任过卫将军主簿、东观秘书郎、治书侍御史等职，晋灭吴后著史书《三国志》。《三国志》合文史于一体，不仅记录了三国时期魏、蜀、吴三国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情况，以及在政治、军事、科技、文化方面杰出的人才，同时还记录了当时国内少数民族甚至邻国的历史。《三国志》在编纂的体例上既不同于之前的《史记》中分纪、表、书、世家、列传和《汉书》中分纪、表、志、传，也不同于之后的《资治通鉴》的编年体，而是创造了以人物为中心写史，以人带史的史传文学的体例。陈寿熟悉三国文献，三国时期许多史事都是他耳闻目睹、亲身经历。在编纂过程中他抱着公正、客观的态度，取材精审，对史实经过认真的考订，慎重的选择，对于不可靠的资料进行了严格的审核；行文简明、善于叙事，文笔简洁，剪裁得当，注重写人的思想感情和性格特征，不仅对后世的史学、而且对史传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三国志》以其严谨而被选作二十五史之一，并与《史记》、《汉书》、《后汉书》齐名，合称为中国《四史》；而它在中国的史传文学中更是占有重要的位置，凡以后的包括《三国演义》在内的小说、戏剧等人物、事件和故事情节，以及现在席卷全国及海外的“三国文化热”，其人物原型和事件大多数出自《三国志》，在传播“三国文化”、特别是巴蜀文化上功不可没。

如果说由陈寿编纂的《三国志》是三国时期的一部断代史的话，那么由常璩编纂的《华阳国志》则是一部从历史地域学的角度，为巴蜀地域文化寻根的地方史。常璩，字道将，蜀郡江原县（今成都市崇州市）人，生卒年无可考，生平事迹也少记载，大概活动于西晋至东晋年间。常璩在编写《华阳国志》之前，参考了前人司马相如、严君平、扬雄、谯周、任安等人的史作，有感于两晋朝野对巴蜀地域文化的轻视，愤而立志，潜心写作。《华阳国志》从追溯巴蜀开国的历史开始一直到他生活的魏晋时期，较全面地反映了巴蜀地区的历史进程。它把历史、地理、人物结合在一起，既有很多巴蜀地区的风土人情、地理环境、出产异物、历史沿革等的记载，又有“大禹治水”、“五丁开山”、“杜鹃啼血”等神话传说以及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爱情故事的记叙，还总结和概括了巴蜀人的性格特征以及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关系。《华阳国志》是我国最早、最完备的一部集大成的地方史著作，开创了一种“大文化”式的历史著述新体式，不仅为巴蜀地方志的繁荣开辟了道路，而且为巴蜀地域文化的传播作出了贡献。

三

唐宋时期，是中华文化空前繁荣的一个时期，也是编辑出版事业飞跃发展的时期。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发明和普及，使书籍在经历了简牍、卷轴、写本的演变后，而以册装印刷物的形式基本固定下来，它不仅使人类从文字传播时代进入到印刷传播时代，而且大大推动了以图书出版为目的的编辑事业的发展。编辑工作也从一般意义的文字搜集、整理、加工发展到出版前的校雠、排版、装帧等，与编辑学相关的校雠学、目录学、版本学等学科也由此而兴起。

巴蜀地区是中国古代雕版印刷的故乡之一，宋人朱翌在《猗觉寮杂记》中提到：“雕印文字，唐以前无之，唐末益州始有墨板。”“墨板”即雕版，此句的意思是雕版印刷唐以前没有，唐末才开始在成都出现。到五代时，巴蜀地区已成为中国乃至世界雕版印刷的中心，并出现了一大批热心于编书、印书的编辑家。如前蜀昙域和尚收集其师贯休的诗作1000首编印了《禅月集》；后蜀宰相毋昭裔受后唐国子监雕印儒家经籍的影响，曾拿出自己的家产来编印诸如《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九经》之类的著作；由曾任卫尉少卿的赵崇祚编辑的《花间集》，收录了晚唐和五代18家词（其中蜀地词人占15人），成为中国第一部词总集。

到宋代，巴蜀地区的编辑出版更是进入了一个黄金时代，在编辑史上有“宋时蜀刻甲天下”之称。与唐代编印书籍主要是民间所为不同，宋代则有了官刻、家刻和坊刻之分。官刻，即由中央或地方政府机关组织的大规模的编辑出版活动，主要以编印佛教著作、经史典籍和大型类书为主；家刻和坊刻，即由书院或书坊主持的民间编辑出版活动，以编印个人的诗文、历书、经书、杂书为主。如宋代著名理学家魏了翁为了扩大理学在社会的影响，就曾在家乡眉山编印了《论语集注》和《孟子集注》等书，使得理学在蜀地广为传播；宋代著名文学家苏轼的著作也曾被大量地编印，据近人许肇鼎《宋代蜀人著作》所作的不完全统计，历代选编刊刻苏轼的著作达166种，内容涉及文史哲多种领域，“自京师至于海隅障徼，学士大夫，莫不人知其名，家有其书”。“蜀刻本”不仅在内容上异常丰富，而且在用纸、装帧、印刷上都独具特色，在中国图书编辑史上亦有重要的地位。

在史籍的整理编纂上，宋代的巴蜀也达到了一个高峰，被时人称为“西蜀史学”，闻名于世。宋代巴蜀著名的史学家有“三范”、“二李”。“三范”皆为四川华阳（今成都市双流县）人，即曾参与编纂《新唐书》的范镇，曾参与编纂《资治通鉴》、并著有《唐鉴》的范祖禹，曾参与重修神宗、哲宗《实录》的范冲。“二李”即编著《续资治通鉴长篇》的四川省丹棱县人李焘，编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的四川省井研县人李心传。

范祖禹是北宋第一流的史学家，跟随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长达15年之久，是司马光最得力的助手。书成以后，司马光有《荐范梦得状》，其中讲到：“臣于熙宁三年奏祖禹自前知资州龙水县事同修《资政通鉴》，至今首尾十五年。由臣顽固，编集此书久而不成。致祖禹淹回沉沦，不得早闻达于朝廷。”范祖禹为编修《资治通鉴》而“不事进取”，看薄官名禄利。司马光的另两个助手刘分、刘恕，一个被贬外放、一个积劳早卒，实际上只有范祖禹一个助手，为《资治通鉴》的编修立下了汗马功劳。范祖禹对唐史特别有研究，《资治通鉴》中的唐代部分就是由他起草的，另外他还编写《唐鉴》一部，世称“唐鉴公”。

李焘在编著《续资治通鉴长篇》时，广泛搜集北宋历史的官方资料，如日历、实录、会要、国史、御集、宝训、敕令以及士大夫的私家记载，如笔记、小说、私史、家传、行状、奏议等不计其数，在编写中对史料进行辨别真伪和考订异同，然后融会贯通，用了40年时间，成书共1063卷，是中国第一部当代通史，被誉为“春秋之后才有此书”。宋代巴蜀编著的其它史学著作更是数不胜数，当代著名学者蒙文通先生曾评价：“两宋之世，史学特盛超越汉唐。蜀中史著之多，方志之富，更为特出。”

四

唐宋以后，巴蜀从一个文化发展的高峰上跌落下来，在图书典籍的编纂上也“乏善可陈”。明代以后文化才有所复兴，而在典籍编纂方面的代表人物有著名的川藉学者与文学家杨慎。

杨慎，字用修，号升庵，四川新都人，他自幼聪慧过人，又非常好学，再加上他出生于书香门第，是明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杨廷和之子，所以从小就受到很好的家庭教育。11岁能诗，12岁拟作《古战场文》、《过秦论》，13岁时随父进京，24岁时殿试第一，考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但杨慎的政治生涯非常坎坷艰辛，由于他为人正直，不畏权势，曾因“议大礼案”忤怒皇帝，被处以“廷杖”之刑，后来又被谪戍到云南永昌卫（今云南保山县）达30余年。他在京师做官时已是天才英发，才学过人，被公认为明朝三大才子之一，若不遭贬谪，很可能是当时京师文坛领袖。也许正是他坎坷的人生经历，成就了他十分广博的学术。他一生刻苦学习，勤于著述，不仅对经、史、诗、文、词曲、音韵、金石、书画、戏剧等无所不通，而且对天文、地理、生物、医学等也有很深的造诣。据《升庵杨慎年谱》记载，杨慎平生著作有400余种；今收入四川省图书馆所编《杨升庵著述目录》的就达298种。主要作品收入《升庵集》（81卷，又称《升庵全集》）。《升庵外集》序中称：“国初迄于嘉隆，文人学士著述之富，毋逾升庵先生者。”《明史·杨慎传》中认为，在整个明代“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慎为第一”；《四库全书总提要》也肯定：“慎赅博元通，究在诸子之上”。杨慎是巴蜀地区继苏轼以后又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大学问家，特别是他所编纂的《全蜀艺文志》64卷，收录了自汉代蜀人或与蜀地相关的630人所写诗文1873篇，涉及领域之广、材料之富，至今仍然是研究巴蜀文化的基本资料。

明末清初，四川遭受了长达60多年的战乱，土地荒芜，人口锐减、社会动荡，百业萧条。再加上清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推行文化专制政策，大兴文字狱，给四川的文化事业带来沉重的打击。但清政府严酷的文化统制政策，并没有能阻碍文化的发展和传播，就在这一时期，蜀中产生了富于启蒙思想的著名思想家和政论家唐甄，可谓是万马齐喑中的一声惊雷。

唐甄，四川达州人，是与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齐名的明清四大思想家之一。他辛勤著述三十余年，著有《潜书》、《毛诗传笺合义》、《春秋述传》、《潜文》、《潜诗》、《日记》等著作，其中《潜书》是最重要的著作。在书中他对君主专制制度进行大胆的揭露和批判。他认为皇帝也是人，没有什么神秘，并指出皇帝是一切罪恶的根源，“自秦以来，凡帝王者皆贼也”，“杀一人而取其匹布斗粟，尤谓之贼，杀天下之人，而尽有其不布粟之富，而反不谓之贼乎?”；在清代第一个向皇权提出了挑战；他还提出了“抑尊”，即限制君权的主张，发展了产生于先秦的民本思想，强调民是国家的根本，离开了民，便没有国家的政治；针对当时贫富悬殊的社会现象，唐甄提出贫富要相对平均的主张，他指出“天地之道故平，平则万物各得其所”。《潜书》的最重要的意义还在于唐甄独立思考，敢于创新，经世致用的精神。唐甄提倡“言我之言”，贵在己出，激烈地反对蹈袭古人。他说：“言，我之言也。名，我所称之名也。今人作述，必袭古人之文，官爵郡县，必反今世之名，何其猥而悖也，”所以唐甄一生“不为应酬之文，意所欲言则言之。”他的《潜书》能与黄宗羲的名著《明夷待访录》齐名，并非偶然。

清雍正乾隆年间，巴蜀还出现了在国内颇有名气的“蜀中三才子”，即丹棱的彭端淑、罗江的李调元、遂宁的张问陶。他们都是清雍正乾隆年间的进士，不仅在诗书画文等方面皆有很深的造诣，而且在图书的编纂上也多有建树，其中最有成就的是李调元。

李调元也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通才”，他除著有《童山诗集》40卷，戏曲理论著作《曲话》、《剧话》等50余种书籍外，还于乾隆四十九年编撰了大型学术总构《函海》。《函海》集巴蜀文化之大成，涉及巴蜀文学、史学、民俗、谣谚、戏剧、艺术、音韵、训诂、金石、书法、绘画、编辑、农学、美食、庖厨等诸多方面，共集图书163种，合编为40函，852卷。前24函，收两晋六朝至元明诸文人罕见文本，以及杨慎未刊印的巴蜀文人著述，并加以刊证；后16函则为李调元自己的著作，这部书被誉为巴蜀古代的百科全书，至今仍是研究古代巴蜀文化的重要资料。

作者简介：赵志立，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文化研究院研究员。

文//来自于《中华文化论坛》2013年0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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