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能躲进苏联大使馆，为何仍难逃一死？

随着北伐战争的顺利推进，吴佩孚、孙传芳集团先后被消灭，北洋军阀中只有张作霖为首的奉系依然控制着北方地区。为了振作残局，1926年12月，张作霖在天津就任安国军总司令。1927年春，北京政府形式上以顾维钧任国务总理兼摄大总统职务，实权则为安国军总司令张作霖所掌握。与此同时，奉系军阀高举"反赤"旗号，不断制造白色恐怖。

奉系军阀在其控制区域制造的白色恐怖，迫使国民党、共产党的革命工作转入地下。1926年夏，李大钊和国共两党的北方领导机关一起，迁入北京东交民巷苏联使馆所属的一个废弃的兵营里。这一秘密行动被法国、日本使馆相继发现，他们把情况通报给了张作霖的安国军总司令部，并一起鼓动奉系军警采取行动。奉系军警立即进行侦查，获得确证，于是，军警便与列强公使商议，打算搜查苏联使馆。

各国公使们对于搜查苏联使馆一事并无异议，但认为中国军警进入东交民巷使馆区违反了《辛丑条约》的规定，应该由外交部出面商请。于是，安国军总司令部将此意思通报给负责外交事务的顾维钧，顾维钧不愿负此责任，便推诿延宕。奉系见此，派安国军总司令部外交处处长吴晋直接与列强公使接洽商谈。1927年4月4日，领袖公使欧登科（时任荷兰公使）与各国公使秘密会议，欧登科称："张作霖元帅的随员一再向我提出，俄国人正在滥用使馆区的庇护，组织叛乱。据说，有4000支手枪被偷运入旧俄卫队的兵营，从那里分散给北京的不法分子。"会议一致同意准许中国军警进入使馆区搜查。

两天以后，即4月6日上午10时许，京师警察厅总监陈兴亚率领警察、宪兵、便衣侦探300余人，来到东交民巷。陈兴亚向欧登科递交的公文称："大批共产党人躲避在使馆区内远东银行、中东铁路办事处、庚子赔款委员会"，"煽动学生、工人，预谋在首都暴动"，必须"采取果断措施"。欧登科立即代表公使团在该公文上签字。很快，大批军警进入苏联使馆西侧进行搜查。

其实，这次搜查的重点并不是警察厅公文中所指出的三处，而是搜查苏联使馆的旧兵营。当日，共逮捕50多人，计苏联使馆工作人员甘布克等15人，中国共产党北方区执行委员会书记李大钊等20多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路友于等10余人。

下午2时许，奉系军警在搜查时，设于旧兵营第一门内的苏联使馆武官室起火。据警察方面的报告称："发现俄人数名盘踞屋内，在彼肆行焚毁文件"，所以即行逮捕，并查获证据多件。搜查一直持续到当晚7时。在远东银行、中东路驻京办事处，军警一无所获，在使馆所属的旧兵营里，查获枪支弹药、旗帜、印章以及大批的文件材料。

当日傍晚，领袖公使欧登科向中国外交部递交照会，抗议军警"逾越所准许之权力范围"，搜查苏联使馆所属的旧兵营。同时，因为军警搜查到的"叛乱"武器，不足其向公使团指控的百分之一、二，公使团又同意将原先搜查日期延展两天。

4月7日，天津警察厅会同法国巡捕搜查了法租界内苏联驻华商业贸易机构；同日，上海公共租界发生外国巡捕包围苏联领事馆事件。这一系列事件，引起中苏关系的急剧恶化。

李大钊等人被捕的消息，引起全国震动。各界人士纷纷奔走营救。北京25所高校校长，杨度、梁士诒、司法总长罗文干等要求将该案件移交法庭办理。京津各地报纸相继呼吁，"党狱"万不可兴。

但是，社会各界的强烈呼吁未能遏制奉系军阀的"反赤"行动。警察厅根据搜查使馆所获的名册，开始大肆搜捕，4月16日，中共党员、国民党北京市农民部长莫同荣等被捕入狱。李大钊等人的被捕，也令其他军阀备受鼓舞，山东军阀张宗昌就发来电报，说李大钊是"赤党祸根"，认为"巨魁不除，北京终久危险"。

李大钊在狱中受尽折磨，倍受严刑拷打，但他始终坚贞不屈，自称为马克思学说的崇信者，其他一切，概不知晓。他在《狱中自述》中写道："钊自束受书，即矢志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4月27日，京师警察厅公布，由安国军总司令部、京畿卫戍总司令部、京师高等审判厅、京师警察厅组织军事特别法庭审理此案。次日，即28日，就组织特别法庭，于上午在警察厅正式开审，审判仍取秘密方式，不准旁听，亦无辩护人。法庭除军警外，闲散人等一概禁止入内。下午1时许，审理完毕，经法庭合议结果，判定李大钊、路友于、莫同荣、范鸿劼、谭祖尧、邓文辉等20人处以绞刑。

判决确定后，立即通知警察厅执行。执行地点，亦经商定在司法部后街之地方审判厅看守所执行，由警察雇汽车四辆，将李大钊等押送至行刑地点，自一时五十分起，至四时十分止，执行完毕。面对酷刑，李大钊始终神色不变，视死如归，他第一个走上绞刑台。中国马克思主义先驱李大钊同志就这样壮烈捐躯，年仅3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