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叛还是误会：刘禹锡与老领导杜佑为何断交（下）

四

德宗皇帝晚年，行政思路很是保守，保守到什么程度呢？贬到外地的官员十年都没有得到赦免，大量官员原地踏步，看不到升迁的希望。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不难想象，有多少人盯着权力变更所带来的机会，和王叔文、刘禹锡们关系好的，攀附一二实属正常；和他们关系不好，甚至处于敌对方的，恨之入骨也很正常。

大概从这个时候起，坏消息就源源不断传到了杜佑耳朵里。

王叔文瞄准度支、盐铁，就是为了揽财权，和杜佑之间的矛盾简直不可避免，正、副使意见不统一，刘禹锡夹在中间肯定备受熬煎，从情感上来说，他或许更亲近杜佑，就施政理念而言，却与王叔文共同话语更多，亲疏之别，埋下了后来分道扬镳的种子。

杜佑对这一幕不会陌生，二十多年前，他亲身参与过一起权谋之争，情境和当下几乎一模一样。

当时德宗刚即位，擅长理财的老臣刘晏身兼转运、租庸、青苗、盐铁等使，手绾天下利权，德宗和新任宰相杨炎想要排挤刘晏，先是打着集中管理财政的幌子，解除了刘晏的各项职务，继而派出户部官员，接手刘晏的工作，又将刘晏贬为忠州刺史，继而找了个由头将他赐死。

历史往往会以各种方式重演，杨炎派去接手刘晏的户部官员，正是时任金部郎中杜佑。二十多年之后，王叔文等于将杨炎的剧本拿来照抄了一遍，叫杜佑如何不心生疑窦。

假如矛盾激烈一点，王叔文会不会像当初杨炎对待刘晏那样，将他打入万劫不复之地？

再细数他年轻时那些大人物，元载、刘晏、杨炎、卢杞，哪一位不是将前任整死，风光上台，然后又被后任整死——当然这一切都以皇帝的支持作为前提。

在他人看来，皇帝不能说话，王叔文一系趁机执掌大政，私心之重，一目了然，长远的解决办法，是扶持起足以与王叔文集团对抗的新势力，一国不能有二主，却不能没有储君，因此，反对王叔文一系的人们，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迅速取得皇帝许可，将皇长子立为太子。

立储之后，反对王叔文一系的官员开始谋求顺宗皇帝退位，八月初一，皇太子正式即位，是为宪宗，王伾、王叔文这两位顺宗皇帝身边的重臣，走上了和刘晏、杨炎一样的不归路。

五

杜佑在激变不断的政局之中巍然不动，既不党同王叔文，也没有主动参与册立太子一事，史书上有关他的记录，仅是以度支使的名义上奏，表示年丰谷足，可以暂停继续往京师输入米粮，以纾民困。

但是他和刘禹锡之间，已然渐行渐远，一是老成谋国的元辅，一是骤居高位的新进，来自各方的流言蜚语，动摇了杜佑对刘禹锡的信任。

唐人对“忠”的理解其实比较朴素，私德的重要性甚至高于公德，门生对于座主、下属对于上级的忠心尤为重要，天下人都知道杜佑对刘禹锡的厚爱，这就产生了无形却厚重的道德要求：刘禹锡必须忠于杜佑，否则就是私德有亏，为士林不齿。

按照当时人的观念，顺宗永贞元年的政局潮动之中，刘禹锡明显辜负了杜佑，选择了跟随王叔文，严重一点说，可谓之背叛座主。这一违背士林公议之举，使得同情他的人少之又少。韩愈后来修《顺宗实录》，一点都没给刘禹锡、柳宗元留面子，将这段黑历史堂而皇之写进国史当中，两人居然没跟他翻脸，可见刘、柳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实在是愧疚在心的。

宪宗皇帝即位一个月之后，刘禹锡和其他同道中人一起，贬官刺史，继而再贬州司马。据刘禹锡回忆，他贬官之时，杜佑还“流涕以诀”，这其中是惋惜，是同情，还是做给人看的，已经难于辨别了。

元和元年写完这封信之后，刘禹锡与杜佑再无来往，六年之后，刘禹锡还曾写过一封短信给杜佑，但杜佑随后去世，这封短信他有没有看到，不得而知。

与刘禹锡同时贬官的八司马中，唯有程异受到盐铁使李巽举荐，得以返朝为官，元和末年，程异以杰出的理财能力升为宰相。李巽早先只是杜佑的副手，都可以将诏令中明文规定“永不叙用”的程异捞出来，杜佑如果真想帮刘禹锡一把，肯定是有办法可想的。

但杜佑什么都没做，刘禹锡自此置身巴山蜀水凄凉地，闲置了二十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