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化历史研究】特许经营企业:英国近代经济学思想的溢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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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历史研究】特许经营企业:英国近代经济学思想的溢觞

“自信不被经济学影响的那些所谓务实分子,往往只是几个过时经济学家思想的奴隶”

——凯恩斯

讲解经济学教材时引用凯恩斯以上雄辩者甚众;无论是否夸张,斯密、李嘉图等经济思想家的论说,都深刻影响了现代人的思维。面对近代以来的如此变化,研究者不禁要问一句:这些深刻的思想,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在2018年刊登的研究中,借助质性及量化两种办法,Erikson及Hamilton说明:特许经营企业的兴起,当为近代经济思想在英国兴盛的源头之一。

近至17世纪之前,标称“经济”的读物,不仅数目稀少,内容亦与当代观念大相径庭:色诺芬及亚里士多德以降,古希腊语字面意义上的“经济学”——实际含义是家政学,统筹家庭资源的学问——是当时经济类著作的中心。此外,过去经济著作的另一主流是伦理问题:譬如,谴责有息借贷败坏道德,是16世纪时经济著作多见的主旨;又如,批评社会不公并呼吁济贫,也是同期经济书籍常写作的题目。

17世纪初是一个转折点。譬如,面临经济萧条,英国社会舆论普遍归咎于从事奢侈贸易的东印度公司,称其“垄断市场”、“榨干了英国的白银储备”,等等;作为回击,英国早期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托马斯·孟出版《论贸易》,说明贸易确实为英国带来好处。之后,又有多名作者大力颂扬贸易好处,形成所谓“重商主义”思潮。此后,伴随着经济学著作印行数目的急遽上升,贸易、货币、市场、供需等话题亦日益占据相应著作的主流。

图1  1550-1700年间,英国刊行经济类著作的数目

为何会有如此变化?观览图2,以下假说显得颇为自然:经济学著作的“泉涌”,与特许经营企业的“井喷”呈现完全一致的曲线。原文据此推测:与新兴企业利益攸关者,当孜孜于磨砺思想武器,努力争夺社会层面话语权,以期影响政策制定。于是,企业的兴旺,也会成为鼓呼相应经济思想的动因。另外,如果企业已在作为决策机构的议会中拥有足够的话语权,其争求舆论高点的激励,则会相应减弱。

图2  1550-1700年间,英国设立的特许经营企业数目

文章从多个角度探究了以上假说。首先,原文详细罗列了研究时段内英国的经济学著作及经济学家。实际上,为17世纪初之思想转型献力者,有不少都是出色的商人。以前面提到的、附和孟的作品为例,作者几乎都是商人,内容也不外乎颂扬特许经营制度,或敦促政府施加对此类企业有利的管制。类似的现象贯穿17-18世纪:公司经营者,或与公司利益有密切联系者,积极论述、传播符合自身利益的经济学论点。

其次,借助向量自回归模型,文章从定量层面检验了经济学思想与特许企业数目间的联系。如图3所示,控制诸多变量后(研究时段内英国的大学及修道院数目未发生显著变动),作者的上述假说得到了验证:一方面,特许经营企业的总数,确与经济学著作出版的总数显著正相关;另一方面,议会中商人代表的总数,则与经济学著作的出版数目呈现显著负相关。文章多方面检验了上述结果:例如,将经济学著作数目换成政治或哲学著作数目,相应变量不再显著。

图3  向量自回归模型(VAR)的回归结果,系数为正意味着显著正相关,系数为负说明显著负相关

从左到右代表不同的潜在影响因素:特许经营企业数目、印行书刊总数、人口数、议会召开天数、是否发生经济动荡、年份、是否曾发生重大政治事件、税收总额、延展特许经营期限的企业数目、贸易委员会是否活动、海外贸易总额、GDP总额、议会中商人成员的数目

最后,在前述定性及定量论述的基础上,文章从以下两方面作了更加深入的量化分析。其一,16-18世纪间,经济类著作的主体发生了明显的“漂移”。前期,家政、济贫与有息借贷是主导;后期,以上三类著作占总体的比例显著下降,贸易、商业及企业相关的题材相应增多;其二,经济类著作的作者身份也在变动。士绅及教士等不再占“大头”;与之相反,商人占比几乎一直处于直线上升趋势。

表1  不同时间段内经济学论著作者身份比例的变化

从左到右:贵族、士绅、教士、军官、职业人士、商人、扈从

公司是近代社会最具颠覆性的力量之一。在16-18世纪英国,这一势力刚刚登场,旋即挥舞思想武器。作为争夺话语及代表权的一部分:取代旧人,商人成为新的经济学家;打扫书橱,商人所思所想成为经济学的热点研究题目;当特许企业数目“井喷”,新类别经济学著作亦随之“泉涌”。之后,当商人“登堂入室”,真正主导政治生活,这股风暴也慢慢偃息:现在,他们有更有效的办法,表达自己的好恶。

经济史是经济学的“源”而不是“流”。在16-18世纪,经济学还没有构建起完整的“经济科学”理论体系,主要体现为重商主义、重农学派等经济政策。也就是说,当时欧洲经济学研究主要是围绕实际经济“问题”展开。这篇论文生动的表明了经济史推动了经济学发展。只有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结合研究才能更加深刻的探究经济学的奥秘。随着19世纪后经济学发展成为一门具有独特范式的“科学”,熊彼特批评“经济分析中所犯的根本性错误,大部分是由于缺乏历史的经验”,因为经济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独特的过程。在历史面前,理论是苍白的。因为所谓的理论多是他国历史的总结,“拿来主义经济学”只会沦为“过去经济学家思想的奴隶”和他国经济史的奴隶。就中国经济学发展的阶段性而言,中国经济史学与实际经济问题可以是研究的重点,也是构建理论创新的基石!

文献来源: Erikson, Emily, and Mark Hamilton. "Companies and the rise of economic thought: 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early economics in England, 1550–1720."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24, no. 1 (2018): 111-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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