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两朝四代皇帝为什么都不放过东北小国高句丽？ | 刘三解

南陈的灭亡，给了高句丽当头一棒，开皇十年，“高丽王高阳闻陈亡，大惧，治兵积谷，为守据之策”。

也就是说，高句丽开始了备战，并在次年正月和五月两次遣使朝贡、献方物，考虑到行程的因素，使者的派出，也当与“大惧”有关。

不过，自此之后，高句丽一直到开皇十七年才派出朝贡使者，而也就是这一年，隋文帝赐高句丽王玺书斥责其“诚节未尽”，以及“驱逼靺鞨，固禁契丹”，并发出了赤裸裸的威胁，见《资治通鉴》卷178的记载：

是岁，上（隋文帝）赐汤玺书，责以“虽称藩附，诚节未尽”。且曰：“彼之一方，虽地狭人少，今若黜王，不可虚置，终须更选官属，就彼安抚。王若洒心易行，率由宪章，即是朕之良臣，何劳别遣才彦！王谓辽水之广，何如长江？高丽之人，多少陈国？朕若不存含育，责王前愆，命一将军，何待多力！殷勤晓示，许王自新耳。

南陈的灭亡，意味着中国的统一已经不可阻挡，作为中国旧土的辽东，究竟自处，已经成为现实的问题，否则，你的人有南陈多？你的天险有长江宽？惹急了我，就灭了你，不过，如果你谨守臣节，我就不动刀兵，省得派官治理的麻烦。

所以，隋文帝的玺书实质上是一颗定心丸，表态只要高句丽真心臣服即可维持独立存在，所以，在高丽王汤死后，高句丽王元刚刚即位，即上表表示臣服。

然而，不到一年的时间，变故发生。

（开皇十八年）春，二月，甲辰，上幸仁寿宫。高丽王元帅靺鞨之众万馀寇辽西，营州总管韦冲击走之。上闻而大怒，乙巳，以汉王谅、王世积并为行军元帅，将水陆三十万伐高丽，以尚书左仆射高颎为汉王长史，周罗睺为水军总管。六月，丙寅，下诏黜高丽王元官爵。汉王谅军出临渝关，值水潦，馈运不继，军中乏食，复遇疾疫。周罗睺自东莱泛海趣平壤城，亦遭风，船多飘没。秋，九月，己丑，师还，死者什八九。高丽王元亦惶惧遣使谢罪，上表称“辽东粪土臣元”，上于是罢兵，待之如初。

高句丽王元亲自率领靺鞨联军1万多人进攻辽西，被隋朝的营州总管韦冲驱逐，这直接触怒了隋文帝，派出了汉王杨谅率领水陆军30万讨伐之，没想到后勤不济，大军损失殆尽，而高句丽也给了台阶，就此罢手。

这个事件，韩昇教授的考证是因为高句丽境内契丹别部的叛离，导致了高句丽王的追击，以至于进入了隋朝的辽西境内，这也是之前隋朝痛斥高句丽的“固禁契丹”的现实反应。

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但却不能解释一个问题，就是，如果高句丽军是为了追逐一个叛逃的契丹别部，为什么要由“高丽王元”亲自率领？

所以，要么，这是隋朝边将设计的一个借口；要么，这就是高句丽王元亲自挑起的战争，而无论是哪种可能性，都说明，隋和高句丽双方之中，有一方需要一场战争。

而从准备情况来看，绝不是隋朝，那主谋者只能是高句丽。

首先，汉王谅军出临渝关，值水潦，馈运不继，军中乏食，复遇疾疫。

这条记载意味着隋军主力是经临渝关出发，沿辽西傍海道北行，这条路最大的问题就在于狭窄和沼泽密布，所以，一旦遭遇水灾，交通就会被彻底截断，数十万大军直接就被卡在塞外了。

其次，从东莱渡海奔平壤，沿路遇风，漂没极多，意味着一是对沿海风信气候不了解，另一方面就是船只太小或船型不合适，抗风能力太差。

最后的结果，则在轻描淡写中透着残酷：

秋，九月，己丑，师还，死者什八九。

农历六月出临渝关，九月即回师，短短3个月时间，30万大军死者80—90%，也就是光死者就达到了24万—27万人。

之所以是这样一个结果，根源就是“主因怒而兴师”，刚刚混一南北的隋文帝正在建功立业的兴头上，任何直接的尊严挑战，都会要求臣子以最快的速度打回去，而这个举动，恰恰是高句丽最乐见的。

为什么？

因为历史地理与今日地理之不同。

今天从关内到东北，通过辽西走廊，地势平坦，非常容易，但是在隋唐时代，华北平原和东北平原的地貌与今天有根本的不同。

首先，华北平原在今天雄安一线到大海，被一系列的大湖泊和河流、沼泽，隔为两段，北端以幽州为中心，人口稀少，处于半农半牧的阶段，南端有一系列的人口密集区，如相州、魏州等地，是农业非常发达的地区。

这样的地形，使得汉代到北朝的河北地区交通，依赖于沿着太行山东麓的平缓地带行进，形成了一系列的城市群。

直到隋炀帝开大运河，河北地区开出了新的“东道”，就是靠近大海，沿运河水路北上到幽州的路线。

可以说，哪怕是在当时隋唐的国境内行军，这两条路也绝对算不上好走。

更大的困难出现在从北京到东北的道路上。

在隋唐时代，辽西走廊仍未“干透”，你没看错，就是干透，沿着山海关出关的路线，也称辽西傍海道，在这个时代仍旧是泥泞的险途，沿途有大量的沼泽，道路狭窄，并不利于大军的大规模行动。

在汉代前后，进入东北的路线，比较便捷的，往往是出燕山山脉后，北上医巫闾山山麓，进入辽西大凌河谷地带，北上营州，也就是今天的辽宁朝阳，经草原地带再折向东方渡过辽河，进入东北腹地。

这是一条持续了1000多年的传统道路，通过效率也实在说不上高。

进入今天的辽宁省腹地之后，当时辽东的重要城市都在辽河沿岸，其下游流域又是一个庞大的水网沼泽地带，大部分地区人烟稀少，只有部分城池中有一定数量的人口聚居。

所以，隋唐征伐高句丽的陆上后勤线，等于是在缺少居民聚落依托的情况下，从幽州前推近2000里，这一路上，完全用人力、畜力推进，消耗之大可想而知。

地理的因素，我们可以视为“天灾”，而隋朝的赋役制度，则只能称作“人祸”。

隋文帝本就不愿意给地方官府或者说府库保留过多的粮食和物资，而乐于将这些租调存放在关中、河东的国家大仓之中，这是一种强干弱枝的手段，对于从北齐手中征服的河北地区，尤其如此。

这就意味着，虽然汉王杨谅所统辖关东州郡人口众多、土地广袤、农业发达，却并不掌握多少物资，“就近取材”或是“远路调拨”，都会面对上文中提到河北道中部天然水网阻隔的问题。

也就是说，在大军出发的后勤总基地所有的物资，可能就是小猫三两只。

从开皇十八年二月作出战略决策，到六月份，大军已经开拔出关，也就意味着整个战争准备时间满打满算不到4个月，对于《李卫公兵法》中强调要有3个月合练的隋唐行军而言，整个战争准备的时间相当于没有。

所以，大军甚至还没有推进到高句丽境内，只是出了临渝关，就已经被辽西地区的恶劣交通折磨得断粮、疫病，整个战争可以说一开始就输了。

如果说，这只是因为恶劣交通的问题导致的后勤总崩溃，恐怕难以令人信服，真正的根本原因，应该是为了应付隋文帝的“严令”，整个河北地区的官僚系统全速运转，也不足以支撑一支后勤补给线长达3000里的大军的供应，这是“国力”的问题，也是“组织能力”的问题，都不是一两道圣旨能够解决的。

这次战败，直接导致了隋文帝对高句丽态度的大转弯，哪怕是百济主动要求联兵攻打高句丽都遭到了冠冕堂皇的拒绝，原因很简单：

紧随其后的开皇十九年，隋朝派遣六名总管分道出塞讨伐都蓝可汗，这实际上开启了隋朝扶持突利可汗，也就是日后的启民可汗全取东突厥汗国的一系列战争的序幕，这场纵横捭阖的大战略，一直到隋文帝仁寿三年方才收官，启民可汗彻底臣服于隋帝国的治下。

所以，为了“里子”，也就是北方更大的威胁，隋文帝只能坐视自己承受了巨大损失的征辽战争无疾而终，而到了隋炀帝大业三年，启民可汗在榆林朝见隋炀帝，双方表演一场君臣尽欢的戏码时，高句丽在突厥汗廷的使者被启民可汗自己抛了出来。

按照《隋书》的说法，隋炀帝此时就定下了征辽之策。

所以，隋炀帝征辽并不只是为了自己的“面子”，更是为了其父隋文帝的“面子”，一定要把这个依靠山高水险而抗拒天威的小国彻底征服。

同时，东突厥汗国在启民可汗的治下回归统一，势力渐渐恢复，高句丽都开始主动地勾勾搭搭，也就意味着，如果不能对东突厥进行足够的武力威慑，很有可能会发生叛离，这对于隋炀帝而言，更是不可接受的。

所以，远不同乃父，隋炀帝为征辽战争进行了充分的准备，无论是水军的战船，还是运粮的大运河，甚至是事先在辽西的积谷存粮，都昭示着他要进行一场大规模武装游行的野心和决心。

实事求是地讲，如果不是为了向东突厥和各国使者耀武扬威，隋炀帝完全不需要动员高达200万人的力量，进行这样一场战争，他只需要派遣几路大军一步步地蚕食过去，就可以在与高句丽的国力对耗中获胜。

问题是，他的目标根本不是高句丽，而是被隋朝的战略据点营州与高句丽隔开的东突厥汗国。

一个最显著的例子见《资治通鉴》卷181：

壬午，诏左十二军出镂方，长岑、溟海、盖马、建安、南苏、辽东、玄菟、扶馀、朝鲜、沃沮、乐浪等道，右十二军出黏蝉、含资、浑弥、临屯、候城、提奚、蹋顿、肃慎、碣石、东施、带方、襄平等道，骆驿引途，总集平壤，凡一百一十三万三千八百人，号二百万，其馈运者倍之。

癸未，第一军发；日遣一军，相去四十里，连营渐进；终四十日，发乃尽，首尾相继，鼓角相闻，旌旗亘九百六十里。御营内合十一卫、三台、五省、九寺，分隶内、外、前、后、左、右六军，次后发，又亘八十里。近古出师之盛，未之有也。

另见《资治通鉴》卷180：

太府卿元寿言于帝曰：“汉武出关，旌旗千里。今御营之外，请分为二十四军，日别遣一军发，相去三十里，旗帜相望，钲鼓相闻，首尾相属，千里不绝，此亦出师之盛者也。”

上一条，是隋军第一次征高句丽的军队布置，与大业三年隋炀帝北巡突厥时，元寿所提出的对东突厥耀武扬威的编成，几乎完全一样，只是把相去30里改成了40里，旌旗千里不绝，完全一致，等于是将当年因为防卫需要而不得不放弃的“耀武”之法，用在了高句丽战争中，到底是给谁看的呢？

另有一种解释说，隋炀帝、唐太宗、唐高宗的战争目的是为了截断内亚延伸至草原再到东北平原和朝鲜半岛的贸易路线。

问题是，从草原进入东北平原的交通枢纽就是营州，这个枢纽，被隋唐两代牢牢地控制在手中，突厥与高句丽势力沟通的路径，不但被其阻隔，还被长期游牧在辽西的契丹人所阻隔。

无论是隋炀帝，还是唐太宗、唐高宗征辽时，契丹人，都已经脱离了突厥、高句丽的控制，转而服属于中原王朝，也就是说，辽东和草原的沟通，在战争发起前，就已经被隔断。

这也是三者之间的第一个共同点。

第二个共同点就是，这三位皇帝发起征辽战争时，草原帝国都已经是中原帝国的臣属，也就是说，不再成为公开的边患。

所以，说征辽战争是为了截断某个现实存在的联系，本身属于臆测，但是，一个比较虚幻，却极为重要的问题，也就摆在了隋唐帝王的面前。

那就是，如何让草原人长久地臣服于“圣人可汗”、“天可汗”？

既然不能动刀兵，对方又是畏威不怀德的蛮夷，那么，超大规模的“军事示威”，又可以顺道“复中国旧疆”、“报中国子弟之仇”，何乐而不为呢？

况且，只要跨越了山海屏障，高句丽的国力和战力远远不能和东突厥相提并论，摧毁它远比再灭亡一次东突厥更容易，可以说是最合适的“开刀”对象，更何况除了隋炀帝时代之外，唐太宗和唐高宗所面对的，都是一个内乱分裂的高句丽，处于最虚弱的状态，征服它正是时机。

至于隋炀帝为什么拼了命也要征服高句丽，根子就在这个“服”上，隋炀帝三次出师，最终满足的，也不过就是“臣服”，而非消灭，也就是说，他对高句丽的态度，与隋文帝并没有什么不同，这也就否定了当下很多关于“统一”的解释，或是那些将高句丽视同于辽、金、后金的奇谈怪论，试问，如果只是高句丽只是诚心臣服，而不上版籍，又算哪门子统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