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汎森：清代儒者的全神堂——《国史儒林传》与道光年间顾祠祭的成立（节录）

摘要：清代道光年间（鸦片战争之后），北京大批京官发起顾祠祭。这个祭祠活动持续了七、八十年。本文是以顾炎武祠的建立为引子，藉《国史儒林传》成书过程，重新检讨嘉、道年间思想文化历史中，顾炎武为清朝第一儒者的论断是如何形成；同时也讨论了在形成顾炎武崇拜的过程中，士大夫编制了一个若有似无的“全神堂”，而官方功令、政治忌讳又如何影响清代儒者全神堂的安排。全文呈现出从嘉庆到道光，政治忌讳之逐步松弛与士人世界相应的变化，以及官方意识形态、学术、思想、社会几种力量相互交织、转变的情形。

清代国史馆修儒林传是从清嘉庆中期阮元（1764-1849）编辑《拟儒林传稿》才开始的。我们可以说他开始了清代儒者“全神堂”（pantheon）的安排。谁被收入这个全神堂，以及他们在这个全神堂中的位次，一方面反映了时代的情状及士人世界的舆论，另方面也对学风的发展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全神堂的位次中，最引起各方面嘱目的是对顾炎武（1613-1682）的安排，他的地位如何？人们从何种角度推崇他？对清代后期的士人世界具有很高的指标性意义。我最初是想探讨道光二十三年（1843）北京士人的一个突出的举动——一群对时局非常敏感的读书人合力建造顾炎武祠，定期会祭，这个会祭行动持续超过七十年。推动建祠的一群京官用来说服时人的一个主要论据是，当代大儒阮元在他所编的《国史儒林传》中以顾炎武为清朝儒者第一。但事实上那只是一个传言，为了厘清这个传言的形成，并推敲道光年间在内忧外患的新局面下，士人世界如何凭藉官方权威，标举他们所期望塑造的英雄人物，故先撰此篇，作为将来写顾祠会祭考的引子。

王汎森：《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学术与心态》

按，本文初载于中研院史语所辑刊第79本，后收入《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学术与心态》。此据史语所辑刊原文。

又，篇幅所限，此处仅摘录原文五、六节。另外，为保证论述完整，保留原文“摘要”、“前言”及“结论”部分。

五

《国史儒林傅》以顾炎武居首，代表有清一代儒者的全神堂位次的确立。清代嘉、道年间是学术全神堂开始变化的时刻，乾嘉考据仍然盛行，但它作为唯一权威的地位开始出现杂音，有一些新的学问起来争衡，不同版本的全神堂的安排即是这种表示，此处仅以顾炎武在几种不同的全神堂中的位次说明之。

嘉、道年间代表考证学正统派的全神堂是江藩的《汉学师承记》，《师承记》的成书，至迟应在嘉庆十六年十月至翌年五月之间。在他排定的全神堂中，专治考证的学者占有最核心的地位，为首的是阎若璩(1638-1704)、胡渭(1633-1714)、张尔岐(1612-1678)、马骕(1620-1673)等人，而治染佛学或宋明理学者，或排斥、或处于边缘地位。在江藩的全神堂中，仰慕朱子的顾炎武及受阳明心学影响的黄宗羲只居最末一卷，前面说过，江藩除了不满他们的学问外，还责备他们在明清易代之际，“不顺天命，强挽人心”。

道光年间出现了一波重整全神堂运动。这个运动显然与嘉，道年间内、外动乱有关，故激荡士人世界提出新的标准来评价本朝儒者，唐鉴(1778-1861)《清学案小识》是其代表。《清学案小识》自道光二十三年开始撰稿，成稿、刊行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夏。这一个新全神堂的安排宗旨非常清楚：“天下之患，莫大于不顾防检，不敦节槪，不修礼义廉耻，不遵规矩准绳。……”而认为“还吾程朱真途辙，即还吾颜曾思孟真授受”。故完全以程、朱理学为评判位次的中心，全书依序是“传道学案”“翼道学案”“守道学案”，然后是“经学学案”“心宗学案”，为首的是陆陇其(1630-1692)、张履祥(1612-1674)、陆世仪(1611-1672)等人，顾炎武则在“翼道学案”中分得一席。

另外一个全神堂是《国史儒林传》。前面已经提到，它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从嘉庆中期的《儒林传稿》，到嘉庆末顾莼重定次序。顾炎武由原先的位居第八，到后来居于清朝儒林之首。在三种嘉庆到道光的全神堂位次中，顾炎武在《国史儒林传》中得到最高的评价，以致道光二十三年，以何绍基、张穆为首的一群京官，以儒林传中顾氏为首作依据，在北京慈仁寺建顾炎武祠，联合同志进行祭拜，这个崇拜行动一直延绩到清末民初，超过七十年的时间。这是相当不寻常的举动。

道光年间，顾炎武仍旧是一个敏感的名字，参与顾祠祭的鲁一同(1805-1863)在回顾当日情景的一首诗中这样写：

朝士或不与，与者疑登仙，以兹盛传播，亦复遭讥弹。

它说明不少京官不敢或不愿涉足参加祠祭，孙衣言（孙诒让之父）也在顾祠祭的题名卷子上记下当时的实况：

始顾先生祠初成，余实在京师，予友孔绣山、叶润臣、朱伯韩，屡要予一拜先生了，予未敢往也。

甚至到了光绪十年（1884），当陈宝琛（1848-1935）提出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从祀孔庙时，我们还见到这样一条史料说礼部尙书毕道远（1810-1889）“发愤语诸司曰：三人学问，我所不知，但以品行言，二人在康熙时皆抗不出俗，尙得从祀耶？”

前面所引的材料告诉我们，在清代前期的顾炎武不但不是第一大儒，而且是一个忌讳人物。但是他在全神堂中的地位正默默地改变着。到了嘉庆、道光年间，一群读书人逐渐塑造出一种顾炎武崇拜，它强调汉宋兼采、强调学问与经济并重、强调明道救世之学。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人们正在逐步突破清代前期的政治忌讳。《国史儒林传》收入顾炎武、王夫之（乾隆年间王夫之有九种书被查禁）等有犯忌讳的人，并给予很高的位置，多少反映了清代文网箝制力量的松弛。《国史儒林传》也合法化了一些原先触犯政治忌讳的人物，触发了纪念或其他文化活动，道光二十四年的北京京官为顾炎武建祠，乃至道光二十至二十三年（1840-1843）湖南邓显鹤（1777-1851）主持刊印的王刻本《船山遗书》，都与这个新全神堂的安排有分不开的关系。

六

清代国史馆成稿一向存档，并不刊刻，那么我们所见到的儒林传，是如何出现的？当时人动辄说《国史儒林传》如何如何，又是怎么知道的？

嘉庆年间的钱仪吉（1783-1850）说国史馆的列传“外人弗得而见，曩承乏会典之役，幸获展观，亦不敢稍有写录”。钱仪吉因为参与会典的修纂而得以见到国史馆的传记，却未敢抄录向外流传。同治年间，李元度（1821-1887）编《国朝先正事略》，序上也抱怨草野之士无由获睹国史馆传。李桓编《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年代稍后（始于同治六年〔1867〕，成于光绪十六年〔1890）），他在《述意》中说该书的材料来源：“本人有国史馆本传者，均将史传首列，次及诸家文字。惟史馆故事，止准史宫就馆抄录，不得将原本携归私寓，先文恭公，先编修兄迭直史局，均不过二、三年，就钞无多。嗣属在馆戚友续钞，仍属无几，是以应有史传而阙载者甚夥，海内故家如将先世传本钞寄，当归补编。”由此可见史馆列传一般不能得见，史官也不可携回私寓，但是可以就馆抄录。李桓书中国史本传的数量其实已经很大，那是他父兄两代及他本人陆续请托在馆戚友抄录所得。

清代从史馆抄辑列传成稿并加刊刻的例子并不在少，乾隆、嘉庆间《满汉名臣传》等书即是。这类书的出版者往往并不明显，有时不具名或是安上一个化名，而出版者亦多不挂名，或挂上厂甸书铺的名字。另外也有一种情形，即抄录国史馆本传但并不出版。冯尔康见过一种《清人传记·志铭·杂文钞》，内有浙江沈炳垣“校读于崇明官舍”字样。他又见过宁波徐时栋所藏钞本《满汉列臣传》，上面有徐氏于同治五年（1866）整理时所写题记，说道：《满汉名臣传》有印本，但《列臣传》不知有无印本，“将写札与都中故人问之”。又讲到该本缺四卷，有些史实弄不清楚——“俟问故人之在史馆者当知之也”。由此可知从史馆抄辑各种列传是当时常见之事，而且国史馆传记抄出流传的数量相当之多。一直到清末民初，书商仍然大量从史馆抄出印行，如卷帙庞大的《清史列传》，便是清末中华书局雇人长期抄写的成果。而国史馆经费之困窘，可能是允许书商付钱抄辑馆传出版的原因之一。

国史馆本传拥有很高的权威，所以编书的人常常强调某某篇“依国史抄录”，或申明为“国史馆原本”。李桓《国朝耆献类征初编》的《述意》中便一再声明私家传状不如国史本传，故何绍基《顾先生祠》诗中强调他见到国史馆的顾炎武本传时感觉，“元气入人心，史笔非私擅”。

两卷本《国史儒林传》极可能是史馆人员抄录之本，辗转传抄，为厂肆书贾所得，故私印之，以满足学界殷望。而一旦刻印，一般读者即迳奉为官方定论。官版的全神堂很快就取得优势，超过其它私人纂述，如江薄《汉学师承记》、唐鉴《清学案小识》等书，创始顾祠会祭中的何绍基等人便抓紧这一点，到处宣扬“先生（顾炎武）冠儒林”。

我们决不能以辛亥革命以后的观点去想像清代官方文化权威的力量。从康熙以来，能得到皇帝的青睐，不管是著作得以进呈御览（如胡渭的《禹贡锥指》、朱尊彝的《经义考》）、蒙皇帝赐匾，或是其它今人看来微不足道的赏赐，都是无上的荣耀。趁着康熙南巡，在运河两岸跪迎，希望呈书献诗的例子不胜枚举。康熙四十二年（1704），胡渭诣行在献《平成颂》及所著《禹贡锥指》，皇帝特书“耆年笃学”四大字赐之。当康熙到淮安时，因为近臣的推荐，皇帝传旨召见阎若璩，但因御舟前进的速度太快，等阎若璩赶到的时候，已经不能面见天颜，阎氏大失所望。他念兹在兹希望像胡渭一样求得御书的渴切之情，真是难以形容。后来皇四子传论：“闻先生志求御书，盍不自来馆我斋中，皇上万几之暇，我得乘閒代先生请。谕到，閻氏正值小恙，竟霍然而起，然后赶赴北京住在王府等待，未几而卒。他在死前对儿子说：“夫人有生必有死，何足悲。但此来御书未得，贤王崇礼未得报称，汝当谨衔吾训，服任遂功，亦归语诸子若孙，皆志吾志。”

从乾隆中期以降，士人世界有三份指导性的文献，第一是乾隆四十一年的《胜朝殉节诸臣录》，它重估拒清殉明者的历史地位，并宣示节义是一个重要的标准。这份文件也提供了一道挡箭牌，使得许多禁燬或长期藏匿的殉节诸臣的著作，在修改之后得以流传，那些书籍常在书首安放乾隆的谕旨作为护符。第二份有力的文献是《四库提要》，只要留心清代中期以后的注疏，便可以发现它如何深入影响士人们知识世界的图像，如何设下了一个稳当的标准。在道光以后，出现的第三份文献即是《国史儒林传》，它被一再称引，成为儒林全神堂。前两件文献是官方颁布、印行，第三份文献虽经御览，但却是由民间的书商所刊印。

问题接着而来，究竟谁是“官方”，谁是“民间”？“官方”与“民间”是截然两分，还是有色彩浓淡的差异？在以上三份文献中，第一份出自乾隆个人的意旨，第二份是四库馆臣通力合作，最后由皇帝“钦定”，第三份基本上是出自阮元、顾莼等人之手，最后经过皇帝钦定，官方有时是皇帝，有时是士大夫与皇帝的合体。在《国史儒林传》的案例中，我们看到阮元作为一个大官，自愿修《国史儒林传》，在编纂过程中，用心采集了学界的公论，他可能认真想过要以顾亭林为传首，但他的传稿还要通过国史馆层层的审检才可能进呈钦定，而他必须先猜测这几道审检的可能标准，预作自我过滤。

另外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官方的权威究竟如何发挥影响？有很多时候恐怕是靠着人们对它的推测与想像。以本文的讨论为例，清代国史馆的列传照例不印，那么它如何流通，又如何产生影响力？似乎一旦被宣付国史馆立传，即使传本只是贮存在国史馆内，一般人无法读到，仍然可以产生很大的权威；也就是说传统中国官方权威的实际运作情形相当复杂，值得进一步探讨。

清光绪六年(1880)，缪荃孙奏请派员重修儒林传，这一次重修本中，彻底打散两卷本对先贤的安排，上卷为讲学，下卷为经学，黄宗羲、顾炎武落在下卷，而且黄在顾前。不过这个新版本显然未能取代前面一个官方全神堂在士人心目中的位置。全神堂是复数的，孔庙与《国史儒林传》位阶便有所不同，前者是万世之典，后者是一代之书，内容未必一致。在我们讨论的这一个个案中，《国史儒林传》的全神堂的位次与孔庙并不一致。孔庙作为官方全神堂最高阶的代表，黄道周(1585-1646)、孙奇逢、张履祥、陆世仪早已入祀孔庙——黄道周在道光五年(1825)、孙奇逢在道光八年(1828)、张履祥在同治十年(1871)、陆世仪在光绪元年(1875)入祀；然而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在《国史儒林传》位居前列的人，却一直要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才得入祀孔庙。两者相比，便可发现其不一致，也可以发现在所谓“官方”之中两个陆块正滑移开来。

结论

本文主要是藉《国史儒林传》成书过程及顾炎武学术地位的转变，来探讨嘉、道年间思想文化历史中，官方意识形态、学术、思想、社会几种力量互相交织、转变的情形。兹简略撮述文中要点如下：

一，道光二十三年，北京一群京官建立了顾炎武祠，并定时会祭，这个会祭活动一直持续到民国初年，前后参与者多达数百人，而且多为道、咸以来的菁英。但是在清初“三大儒”或“四大儒”的名目中，并没有顾炎武的名字，故本文一开始是以顾祠的建立为引子，讨论了阮元《儒林传稿》修纂的过程，重新检讨清代官方以顾炎武为清朝第一儒者的论断是如何形成的，同时也讨论了在形成顾炎武崇拜的过程中，士大夫圈中的传说、期望等，情绪交杂其间，编织了一个似有若无的“全神堂”的情形。

二，本文考证了阮元是否曾为顾祠撰写《祠记》的疑案，认为这篇《祠记》已经写成但似未寄出。而从这个公案中，可以看出道光中期两种顾炎武形象之间的推移，一种是纯粹的经史考证，一种是结合经史、经济以明道救世，这个现象其实反映了当时士人两种学风的竞逐。阮元与他的下一代之间分别代表两种理想。明道救世的一派渐渐胜过了经史考证的一派，而阮元迟迟不肯将《祠记》寄发，即表示他与倡建顾祠的那一群京官们所表达的新动向，看法有所出入。

三，本文试着厘清《国史儒林传》形成的过程。这部书面目相当模糊，既无编者，亦无出版者，却标明为“国史”，且迳视为阮元所纂。但是阮元所纂的是《儒林传稿》，并不是《国史儒林传》。然而从另一方面说，《国史儒林传》是以《儒林传稿》为基础改修而成，故本文的结论是：一般认为两卷本《国史儒林传》是阮元所纂，这是错误的。阮元所纂是《儒林传稿》，但是两卷本《国史儒林传》虽非阮元所纂，其内容大幅承袭了《儒林传稿》，所以人们笼统地称之为阮撰也是有道理的。

四，顾祠会祭发起人到处宣称他们发起顾炎武崇拜的主要根据是，因为官方的《国史儒林传》以顾氏为清朝儒者第一。实则阮元的《儒林传稿》中并未以顾氏居首，一直到嘉庆末年，顾莼才将他排在清代儒林之首进呈皇帝，后来《国史儒林传》以顾氏为首的安排才告确定。今传《国史儒林传》并非官方所刊印，应是馆臣抄录，辗转传抄于外，由厂甸书估私印之，但是并未因此减少了它在士人世界的权威地位。

五，本文讨论了官方功令、政治忌讳如何影响清代儒者全神堂的安排，并看出从嘉庆到道光，政治忌讳逐步松弛的情况，阮元在嘉庆中期纂修《儒林传稿》，将顾炎武、王夫之等在乾隆年间仍犯忌讳的敏感人物收入，并在行文中推崇顾氏为清初儒者之首，已经是一种突破，但另一方面，他却非常奇诡地把顾栋高排在卷首。一直到嘉庆末年顾莼才调整位次，将顾氏放在首位，从这些细微的变化可以看出，政治忌讳之逐步松弛与士人世界相应的变化。

在顾炎武崇拜形成的过程中，阮元转开了门把，一大群人便冲开大门蜂拥而入。从道光、咸丰两朝的诗文集看来，崇顾的调子愈弹愈高，成了千人大合唱，以至忘了阮元的犹豫与矛盾。整个发展的过程，反映出当时广大士人世界顾氏崇拜的动能，当然也反映了时代思潮的新变化。

作者|王汎森

来源丨《中研院史语所集刊》，第79本，第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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