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文印：略谈顾炎武在历史文献学方面的贡献

顾炎武字宁人，学者称其为亭林先生，崑山（今属江苏）人，是明末清初的著名学者。顾炎武一生著述繁富，对我国古代的历史文献广有涉猎和研究，他在文献的校勘，文献的音韵、训诂，以及在金石文字的考订方面，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提出了相当多的很有价值的见解，在我国历史文献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本文既拟从校勘、训诂，以及金石文字等几个方面，大略探讨一下他对我国历史文献学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

一

信守“阙疑”，反对妄改的校书主张

这里所谓的“阙疑”，主要就是存疑，是指对历史文献有一时弄不通或弄不懂的地方，不要妄加改动，而应该严格保持文献的固有面貌。这里的道理并不难理解，很清楚，一个人的学问不管有多么渊博，但相对于整个的知识海洋来说，总是有限的。因此，你一时弄不通或弄不懂的地方，并不一定都是文献本身的问题所造成的，而很可能是你学识不够的原因。可见信守“阙疑”，不仅是一种谦逊的态度，而且也是一种严谨的学风。顾炎武生当明末，他对万历年间的空疏学风深恶痛绝，而这种学风反映到历史文献学，就是对古书妄加窜改。顾炎武指出：“万历间，人多好改窜古书，人心之邪，风气之变，自此而始。”（《日知录》卷一八《改书》条）他举例证说：唐骆宾王《为徐敬业讨武氏檄》开篇即有“伪临朝武氏者”一句，骆宾王之所以这样写，是因为“敬业起兵在光宅元年九月，武氏但临朝而未革命也。”（同上），但“近刻古文，改为‘伪周武氏’，不察檄中所云‘包藏祸心，睥睨神器’，乃是未篡之时，故有是言。（原注：越六年，天授元年九月，始改国号曰周。）其时，废中宗为庐陵王，而立相王为皇帝，故曰‘君之爱子幽之于别宫’也”。（同上）顾炎武愤怒地指出：“不知其人，不论其世，而辄改其文，缪种流传，至今未已！”（同上）他说：“山东人刻《金石录》，于李易安《后序》‘绍兴二年玄黓岁壮月朔’，不知壮月出于《尔雅》（原注：八月为壮），而改为牡丹。”（《日知录》卷一八《别字》条）他感慨地说：“凡万历以来所刻之书，多牡丹之类也。”（同上）更有甚者，明明改错了古书，还妄加赞评。如明刻《诗归》一书收有魏文帝曹丕的一篇《短歌行》，其中有“长吟咏叹，思我圣考”的诗句，校书者不知“圣考”乃指曹丕之父魏武帝曹操，而妄把“圣考”改成了“圣老”。改了也罢，还缪加“评之曰：‘圣老字奇！’（《日知录》卷一八《改书》条）这就不免妄上加妄了。

顾炎武认为，古书“苟如近世之人据臆改之，则文益晦，义益舛。而传之后日，虽有善读者，亦茫然无可寻求矣”。（《日知录》卷一八《勘书》条）这里的意思很清楚，如果校书信守阙疑之戒，保存古书的固有面貌，“传之后日”，尚有“善读者”，则有些问题，便有可能得以解决。因而他提出：“信而好古，则旧本不可无存；多闻阙疑，则群书亦当并订。”（《日知录》卷一八《监本二十一史》条）这里的“信而好古”和“多闻阙疑”都是孔子的话，前者见《论语·述而》篇，是说以相信的态度喜爱古代文化；后者见《论语·为政》篇，是说多听，有怀疑的地方则加以保留。正是在这两个前提之下，即：既要保存古本的面貌，又要互相参证校订群书，这就是顾炎武对校书的基本要求，它体现了校书“改”与“不改”之间的矛盾统一，具有深刻的科学道理。

信守“阙疑”是我国学界一个古老的优良传统。班固《汉书·艺文志》记载说：“古制书必同文，不知则阙，问诸故老；至于衰世，是非无正，人用其私。故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阙文也，今亡矣夫！’盖伤其（渐）不正。”唐代的颜师古在给上文所引孔子的话作注说：“《论语》载孔子之言，谓文字有疑，则当阙而不说。孔子自言，我初涉学，尚见阙文，今则皆无，任意改作也。”孔子这句话载《论语·卫灵公》篇，是说孔子还能看到史书存疑的地方。但周朝衰落以后，诸侯争战，“是非无正，人用其私”，破坏了这样严谨的存疑学风，毫无根据地“任意改作”，窜改历史文献。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孔子力挽狂澜，提出了上述主张，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同样，处在明朝末期的顾炎武，面对着学子“穷年所习不过应试之文，而问以本经犹茫然不知为何语”，甚至“矧纳赀之例行，而目不识字者可为郡邑博士”的局面，（引文见《亭林文集》卷三《与友人论门人书》）以及好改古书的恶习，顾炎武重申了孔子的主张，并且身体力行，其意义也是不言自明的。

那么，怎么做才能保障既校改了古书的讹误，又不至于乱改书呢？顾炎武认为，唯一的办法就是“凡勘书必用能读书之人”。（见《日知录》卷一八《勘书》条）这里所说“能读书之人”，即所谓“通儒”，或称某一方面的专门家。用通儒校书，早在汉代实际上已经这样做了。如刘向校书之时，刘向自己“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都是各校其所长之书。北齐的颜之推感慨说：“校定书籍亦何容易？自扬雄、刘向方称此职耳。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颜氏家训》卷八《勉学》）事实上，谁也不能把天下的书都看遍，而只有专家，在其所专门研究的领域中，才能做到这一点。从这个意义上说，确实只有专家，即所谓通儒或“能读之书人”，才能胜任其所研究领域中的诸书的校定。正因为如此，顾炎武十分推崇宋元间的书院刻书。他说：“闻之宋元刻书皆在书院，山长主之，通儒订之（原注：主书院者谓之山长……），学者则互相易而传布之，故书院之刻有三善焉：山长无事，而勤于校讎，一也；不惜费而工精，二也；板不贮官而易印行，三也。”（《日知录》卷一八《监本二十一史》条）这里特别是“山长主之，通儒订之，学者则互相易而传布之”，集中体现了专家校勘、相互揣摩研讨的认真精神，这正是明坊间刻书所不可企及的。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顾炎武的校书主张，并不是凭空想当然，而是发扬了自孔子以来所遵行的优良学风，体现了对我国古代文化，特别是对历史文献整理与研究的科学、严谨态度。同时，我们也不难发现，顾炎武非常务实，即以对历史文献的校勘而言，他既有原则主张，又有具体措施和办法，都是极为难能可贵的。

二

通古音、求古意，维护古籍之真

顾炎武精通古音，著有《音论》三卷、《诗本音》十卷、《易音》三卷、《唐韵正》二十卷、《古音表》二卷，这就是著名的《音学五书》。顾炎武的古音研究与历史文献学的关系，在他的《答李子德书》中说得比较明确。他说：“三代六经之音失其传也久矣！其文之存于世者，多后人所不能通。以其不能通，而辄以今世之音改之，于是乎有改经之病始。自唐明皇改《尚书》，而后人往往效之，然犹曰旧为某，今改为某，则其本文犹在也。至于近日锓板盛行，而凡先秦以下之书，率臆径改，不复言其旧为某，则古人之音亡，而文亦亡，此尤可叹者也。”（见中华书局影印本《音学五书》附）正是因为“古人之音亡，而文亦亡”，所以，准确地探求古音，对恢复和保护古籍的本来面貌，便不失为一重要途径。而纠正唐玄宗妄改《尚书·洪范》中的一字之谬，便是一典型例证。

开元十三年，唐玄宗下了一道《改〈尚书·洪范〉“无颇”为“无陂”敕》，他在这篇敕文中说：“朕听政之暇，乙夜观书……每读《尚书·洪范》，至‘无颇’、‘遵王’之义，三复兹句，常有所疑：据其下文，并皆协韻，唯颇一字，实则不论。又《周易·泰卦》中‘无平不陂’，《释文》云陂有颇音。陂之与颇，训诂无别，为陂则文亦会意，为颇则声不成文。应由煨烬之余，编简堕缺；传授之际，差别相沿，原始要终，须有刊革。朕虽先觉，兼访诸儒，佥以为然，终非独断，其《尚书·洪范》‘无偏无颇’字，宜改为‘陂’，庶使先儒之义去彼膏肓，后学之徒正其鱼鲁……。”（见《唐大诏令集》卷八一）这篇敕文涉及《洪范》下列文字，即：“无偏无颇，遵王之义。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唐玄宗认为，在这段文字中，除了第一句，即“颇”与“义”不协韻外，其它几句“并皆协韻”，因而断定“颇”字“不伦”，于是援引《周易·泰卦》和《经典释文》，将“颇”改成了“陂”。其实，这篇敕文虽讲得头头是道，却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即顾炎武所指出，他们显然“不知古人之读‘义’为‘我’，而‘颇’之未尝误了”。（《答李子德书》）这是我国历史上因不懂古音而乱改古书的有名案例。虽然，宋宣和间朝廷曾下诏书，恢复‘颇’字旧文，但因回改不彻底，唐玄宗的错误影响至今仍存，所传殿本《尚书》，仍作“陂”字未改，足见其影响之大。

顾炎武在《答李子德书》中，还列举了不少因不明古音而乱改古书的实例。例如《隋书》卷一三《音乐志》，载有梁沈约撰的《歌赤帝辞》，其中末四句是：“齐醍在堂，笙镛在下。匪惟七百，无绝终始。”这里的“终始”，本来作“终古”，它是从《九歌》的《礼魂》末一句“长无绝兮终古”直接演脱而来。顾炎武说：“古人读‘下’为‘户’，故“无绝终古”句正与上句“笙镛在下”句压韻。从文义来看，作“终古”亦十分切贴。屈原《离骚》有一句是，“余焉能忍而与此终古”：朱熹解释说：“终古者，古之所终，谓来日之无穷也。”这里正是说祭奠赤帝的礼仪“来日之无穷”之意。后人不察，改“古”为“始”，不仅失去了韵脚，而且文义也晦涩了。

在顾炎武的《音学五书》中，《唐韻正》都凡二十卷。此书不仅规模大，而且考订翔实，引证极为丰富。为我们读通、读懂古书提供了极大方便。例如“景”字。顾炎武说：“古音於两反，即影字，晋葛洪始加‘彡’。”接着他引证了《诗经》、《山海经》、《墨子》、贾谊《新书》、《淮南子》、扬雄《剧秦美新》、《白虎通》，以及晋夏侯湛、陆机、郭璞等人的有关文字，阐释了“景”字的读音，并得出结论说：“按此字古亦当有两音，其大也、明也之训，当音居两反；形景之景，则音於两反。”（《唐韻正》卷九）把“景”字的两个读音、两种训释解说的十分清楚。再如解“衖”字。顾炎武说其字“古音胡贡反”，并说：“《楚辞》巷字一作衖。”这说明，在汉代以前，这两个字是通用的。接着，顾炎武对这个字作了下列解释：“今京师人谓巷为衚衕，乃二合之音。杨慎曰，今之巷道名为胡洞，字书不载。或作衚衕，又作。《南齐书》萧鸾弑其君于西弄。注：弄，巷也。南方曰弄，北曰。弄者盖衖字之转音耳，今江南人猶谓之弄。（《唐韻正》卷十一）这个解释贯穿古今，融会南北，把衖字的古音今意，以及其字音的演绎情况都勾勒得明明白白，其功力及其意义都是显而易见的。顾炎武对我国各地保留的古音极为熟悉，如“家”字，古音“姑”，又音“歌”，他说：“今山东青州以东犹存此音，如张家庄、李家庄之类，皆呼为‘姑’；至幽蓟之间，则又转而为‘各’矣。”（《唐韻正》卷四）这类解释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它使我们得以知道，所谓张姑庄、李各庄之类，都是张家庄、李家庄的古音，这里的“姑”、“各”，只不过是“家”的表音罢了，它们在字面上已没有任何意义。对于同音假借字，顾炎武亦阐释的十分清楚。如“不”字，“古音方彼反”，与“否”同音。他说：“按‘不’字古音‘丕’。从‘一’为‘丕’，从‘口’为‘否’。然古字多通用，如《诗》中‘不显亦世，不显不承’之类，皆是‘丕’字。其未然之词皆曰‘不’，转而上声则曰‘否’……”又引杨慎的话说：“‘否’之音义与‘不’相通，古二字多通用。”对有的通假字，顾炎武虽未作说明，但其所举例证，已足以使人明白其意。如“境”字，“古音居两反”。接着他举例说：“贾谊《新书》‘守卫捍敌之臣，诚死城郭封境’，《汉书》作‘疆’。”就是说，“封境”的“境”字，《汉书·贾谊传》引此文作“封疆”。顾炎武虽未作任何说明，但这个实例已足使我们明白，至迟在汉代，这两个字是通假的。这对我们读懂读通古书的确很有意义，它至少可使我们碰到这种情况，不致乱作猜疑，甚至妄改古书。

与顾炎武古音研究相得益彰的是他对经书训释的探讨，在这方面，除《日知录》所涉有关内容外，《左传杜解补正》与《五经同异》两种著述是值得注意的。

《左传杜解补正》共三卷，主要参用明人三部关于《左传》杜注的著作，并参以己意，对杜预的《春秋左传集解》进行了一些补充和驳正。顾炎武在本书卷首说：“《北史》言周乐逊著《春秋序义》，通贾、服说，发杜氏违。今杜氏单行，而贾、服之书不传矣。吴之先达邵氏宝有《左觽》百五十余条，又陆氏粲有《左传附注》，傅氏逊本之为《辨误》一书，今多取之，参以鄙见，名曰《补正》，凡三卷。”这就是说，本书援引北周乐逊《春秋序义》以贾逵、服虔说“发杜氏违”的先例，主要参酌邵宝的《左觽》、陆粲的《左传附注》，以及傅逊的《左传注辨误》等书，补杜预《集解》的未备，并正其失。邵氏的《左觽》一卷，是邵宝读《左传》的札记，杂论书法及注释，全书共一百五十条左右。陆粲的《左传附注》凡五卷，前三卷皆针对杜预注所发，后二卷则兼及孔颖达和陆德明。至于傅逊的《辨误》，全名为《左传注辨误》，凡二卷。亦皆针对杜预注而发。顾炎武对这三部书极为重视，他在《日知录》的《左传注》后就特别指出：“凡邵、陆、傅三先生之所已辨者不录。”（该书卷二七）足证顾炎武对这三部书极为精熟，影响至深，故他屡次提到这三部书。事实上，顾炎武在《左传杜解补正》中所征引的书，远在上述三书之上，而大多是顾氏自己的发明。如隐公元年，在著名的《郑伯克段于鄢》这段文字中，有“庄公寤生，惊姜氏”一句。对于“寤生”，杜预注释是寐寤而庄公已生”。顾炎武认为“恐无此事”。他引应劭《风俗通》的记载，对杜氏之说提出了异议，《风俗通》说：“儿堕地能开目视者为寤生。”（卷上）其说虽未必正确（今一般认为脚先头出为寤生，是一种难产胎位，故使姜氏大惊），但已显然比杜预说更近于情理。再如僖公五年，宫之奇谏假道，其中有“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太伯不从，是以不嗣”的话，顾炎武说：“不从者，谓太伯不在太王之侧尔。《史记》述此文曰：太伯、虞仲，太王之子也。太伯亡去，是以不嗣。以亡去为不从，其义甚明。杜氏误以不从父命为解，而后儒遂傅合《鲁颂》之文，谓太王有翦商之志，太伯不从。此与秦桧之言莫须有者何以异哉！”（卷上）这些都是顾炎武旁引它书，以申述自己的见解。对当注而杜预未注的，顾炎武都进行了补注。如隐公四年有云：“卫国褊小，老夫耄矣，无能为也。”对于这段话，杜预只注了“八十曰耄”，未及“老夫”，顾炎武补注说：“《曲礼》，大夫七十而致仕，自称曰老夫。”为什么说“老夫”在这里应当作注呢：这是因为“老夫”与“耄”在这里是性质相等的词，“耄”既当注，“老夫”即亦当注。除外，对于杜预在注释体例上的失误，顾炎武亦一一指出。如隐公五年，记“曲沃庄伯以郑人、邢人代翼……”杜预注云：“邢国在广平襄国县。”顾炎武说：“按此解宜移在上年卫人逆公子晋于邢之下。”这是因为，注释某词某语，必须在此词此语首见时出释，这是自古以来的通例，它可以避免出释的随意性。一般来说，在同一卷中，同一个词不应重复注释。如僖公五年，诸侯会盟，郑伯对周天子的命令感到高兴，又对没有朝见齐国而感到害怕，因而“逃归不盟。孔叔止之，曰：……”杜预注：“孔叔，郑大夫。”顾炎武指出：“孔叔解已见三年，此重出。”这些都是从注释体制上纠正杜注之失，足可反映顾炎武治学一丝不苟的精神。

在《左传杜解补正》这本书中，顾炎武凡援引他人之说，皆予以说明。如僖公八年，有“凡夫人不薨于寝。不殡于庙”的记载。这里，顾炎武引“邵氏曰，殡于庙，谓启殡而朝祖也。凡柩行而止皆谓之殡。”这位邵氏，就是前面提到的《左觽》作者邵宝。再如襄公二十一年，有齐“庄公为勇爵”之记载。杜预注云：“设爵位以命勇士。”顾炎武则引“陆氏曰，爵酒器也，设之以觞勇士。”这位陆氏即《左传附注》的作者陆粲。邵氏、陆氏等，都是在本书卷首特别提及的作者，从实际情况看，除邵、陆、傅等人外，凡作者所征引之说，顾炎武皆一一注明，没有一丝含混，如苏轼、毛晃、洪迈、王若虚等等，无一不提及原作者的姓氏、体现了顾炎武实事求是的严谨学风。

顾炎武的另一部著述《五经同异》亦上中下三卷。这部书的特点是，全部都是辑录宋元以来学者有关说经的文字，没有顾氏自己一句话。虽然如此，但选录诸说的本身，就应该说已经体现了顾炎武的某些看法，至少他必认为这些说法有一定参考价值，否则，他就不一定要选录了。如该书卷上《舜让于德弗嗣》条：“金履祥曰，子王子曰，尧之试舜如此之详，而让德弗嗣之下，无再命之辞，巽位之际，亦无丁宁告戒之语何也？案，《论语·尧曰篇》首二十四字乃二典之脱文也。”考《论语·尧曰篇》首二十四个字为：“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在这二十四个字之后，《论语》还有一句：“舜亦以命禹。”即舜让位的时候，也说了这么一番话，足可证明，这确是尧让位时对舜所说的话，也足可证明，金履祥的看法确实有一定的道理。再如本书卷下录《黄氏日抄》的《大学》正文，这个正文在“《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之后，没有像朱熹《大学章句》那样，接“知止而后有定”以下四十二字，而是直接接“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以下的文字。从文理上看，这样接与《大学》开篇几句似更加紧密。至于“知止而后有定”等四十二字，黄氏认为是第四章释格物致知的传文。这些都足资研究者参考，对推定《大学》等古文献的本来面貌不无意义。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顾炎武不论探索古音还是探索古意，都非常务实，不少古音古意都是在纠正前人之谬的基础上进行的，对清除古代文献在流传过程中所造成的讹误，确属成绩斐然，不可低估。

三

重实践，搜讨金石文字

顾炎武一生游历了大江南北，黄河内外，每到一地，他都十分留心对当地金石碑刻的考察和收集。顾炎武自己说：“比二十年间，周游天下，所至名山巨镇、祠庙伽蓝之迹，无不寻求。登危峰、探窈壑、扪落石、履荒榛、伐颓坦、畚朽壤，其可读者，必手自抄录……”（《金石文字记序》）由于顾炎武所记录的金石文献都是自己目验并亲手抄录，故所记当更为可靠。顾炎武在这方面的著述主要有三种，这就是《求古录》一卷、《金石文字记》六卷，《石经考》一卷。其它方面的考古录。由于内容较宽泛，我们在这里就从略了。

《求古录》共收录唐宋不见著录的碑文、题名、题诗、诏敕等共五十六通，其中题诗最多、计二十二通。本书所收碑刻、题名、题诗等，都是全文迻录，具有重要文献价值。本书的体例是，先录碑文、题名、题诗等，后有顾炎武的题跋，对该碑的位置、形制，以及其它特点等皆作了简赅说明。如博城县令诗后，顾炎武写道：“石在岱岳观东侧面，其文剥蚀不全……”这是交待该碑的位置及剥蚀情况。接着，顾氏又加按语说：“碑凡大周年者，天作天，地作埊……；凡数字，作壹贰叁肆捌玖等字，皆武后所改……”使用武则天时的特殊用字，这可以说是这首诗的最突出特点。这些，没有亲自目验细读，没有深厚的历史功底，是很难写出的。

对有些碑刻，顾炎武除交待了上述诸情况外，还对该碑的得以保存完好作了合乎逻辑的分析。如唐景云二年敕，这是唐在泰山岱岳观所立碑的碑文之一。这通碑在泰山东南麓王母池的岱岳观。这本是两座碑，高八尺，但“上施石盖，合而束之”（见顾炎武跋语），竟合二为一了。这通碑当初很可能是无字碑，碑总共分四或五层，每层皆有唐代的文字，而景云二年敕即其一。顾炎武说：“此碑在山下，以小而双束，故不仆；非名笔，故摹拓者少，而独完全至今。”（同上）又说：此“碑下为积土所壅，余来游数四，最后募人发地二尺，下而观之，乃得其全文。”这大概就是前人未曾著录过此碑的原因。从他“募人发地二尺，下而观之”看，其辛劳艰苦亦可知。

对于有罕见史料价值的碑刻，顾炎武不仅自己十分重视，而且还勉励后人不断搜寻。他在《建文碑》录文之后写道：“右小石刻一通，在霍山中镇庙西壁上。予行天下，见洪武、永乐以来祭告岳渎之文及它碑记甚多，独未有建文年者，意其在位日浅，又或文皇御宇之日，而臣下之献谀者从而铲去之也。乃此文杂于数十百碑之中，而字画完好无缺，故亟录之。后之君子每痛国史不存建文一代事迹，无从考证。若使通雅之士历深山穷谷而求之，如此碑者世间或尚有一二，不止霍山庙也，不猶愈于罗永庵之诗，程济、史彬之录，伪撰而无稽者乎！因并书之，以告后人之能信古者。”这实际已把此碑存在的意义讲得十分清楚。

如前所述，《求古录》一书所收金石文字都是全文照录，因而它为收辑历朝佚文，佚诗等提供了方便。

顾炎武另一部关于金石的著述《金石文字记》六卷，与《求古录》不同的地方是一般不录原文（个别除外，如卷上“嵩山三石阙，不载洪氏《隶释》，故今录其全文”），但大都写有题跋，既便有些没有题跋，也均注明字体（有些还注明撰写人）、立碑、志年月和其碑所在地理位置等。如卷一《北海相景君碑并阴》，即注明：“八分书，汉安二年八月，今在济宁州儒学，漫漶。”卷二《启法寺碑》亦注明：“周彪撰，丁道护正书，仁寿二年十二月，拓本。”由于是拓本，顾炎武可能未见原碑，故不注地理位置，都体现了他实事求是的认真精神。

本书的题跋，高度浓缩了顾炎武对金石研究的精辟见解。顾炎武十分重视每通碑文中所使用的特殊字，如后魏《孝文皇帝吊殷比干墓文》，他即指出：“此碑字多别构，如……蔽为，菊为，寔为，箕子为萁子，往为住……因为囙……芙蓉为扶容……俯为府……”等等“不可胜记。”顾炎武在探讨了晋宋以来俗字大兴的风气以后说：“今观此碑，则知别体之兴自是当时风气，而孝文之世即已始此，不待丧乱之余也。”又说：“此碑不传，则唐人正字之功不得而著乎千载也。存之以示后人，使知趣舍云尔。”（以上引文均见该书卷二该墓文跋）这就是说，此碑文中的别体字虽属可笑，但对了解历史，对戒励后人仍有其意义，这正是此碑的价值所在，它真实地留下了当时浅薄、鄙陋的社会风貌，把史书讳言或语焉不详的历史侧面，展现在以后人面前，从这一角度看，其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对于所著录之碑刻、每一通碑顾炎武都能道出其特殊意义。如《金乡长侯成碑》，顾氏说：“汉碑未有志其夫人者，此碑末云，夫人以延熹十八、岁在甲辰十一月三日庚午遭疾终……此后人作碑并志夫人之始。”这是从此碑的内容上，肯定了它开创兼记夫人的先河，这样，便确立了此碑在汉碑中的地位。

本书收有少量墓志，其中《荥泽令常醜奴墓志》及《鹰扬郎将义城子梁罗墓志》，是当时仅有的两块隋代墓志。在前块墓志的题跋中，顾炎武考证了墓志的源流，在后一块墓志的题跋中，顾氏则考订了该墓志所用“大渐”一词并非皇帝专用的例证，这些都对我们了解金石文字大有裨益。

本书第六卷是《读碑别体字》，汇集了本书所收诸碑刻的特殊用字，为我们读懂诸碑提供了一把珍贵的钥匙。本书共收当时存在和所得拓本共三百余通，诚如他的门人潘耒所说：“其数少于欧、赵，而考论详核不啻过之。”（本书《补遗》卷首）这个评价应该说是公允的。

在金石文字方面，最后我们要提及的是顾炎武对历代石经的研究，其主要著作有《石经考》，以及主要利用石经校刊监本九经的《九经误字》，同时，《金石文字记》卷五专记唐石经，都是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果。

从东汉到南宋，我国共出现过七种石刻儒家经典，这就是汉《熹平石经》、魏《正始石经》、《晋石经》，唐《开成石经》、《孟蜀石经》、宋《嘉祐石经》、南宋高宗《御书石经》。顾炎武的《石经考》引证史书和其它记载，考订了各石经的刊立始末及残毁情况，评述了它们各自的特点。例如对唐《开成石经》，刘昫的《旧唐书》多有贬辞，说“石经立后数十年，名儒皆不窥之，以为芜累甚矣”。顾炎武接着写道：“《旧史》之评如此！愚初读而疑之，又见《新书》无贬辞，以为《石壁九经》虽不逮古人，亦何遽不贤于寺碑、冢碣？及得其本而详校之，乃知经中之缪戾非一，而刘昫之言不诬也。”（见《金石文字记》卷五）于是顾炎武便把所校《开成石经》的错误，择其大略一一开列了出来，足资研究者参考。需要强调的是，顾炎武校石经，并不仅仅凭拓本，而是有相当部分是与原石对过的。例如开成中，唐玄度曾增补张参的《五经文字》，成《九经字样》，一并刻于《唐石经》之后。他说：“近代有好事者，刻《九经补字》，并属诸生补此书（按指《五经文字》）之阙，以意为之，乃不知此书特《五经》之文，非经所有者不载，而妄添经外之字，并及字书中泛博之训。予至关中，洗刷元石，其有一二可识者，显与所补不同，乃知近日学者之不肯阙疑，而妄作如此！”（《日知录》卷一八《张参五经文字》条）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洗刷元石”，辨识石刻原文，其一丝不苟的认真精神跃然纸上，令人敬佩。同时，也足以令我们相信，他对《唐石经》的校理，有很高的可靠性，为后人研究石经文字提供了方便。

《唐石经》虽然颇有讹误，但毕竟是“唐刻本”，仍有不少可取之处。顾炎武就曾用《唐石经》勘正过监本九经之失，写成了《九经误字》一卷，辨析是非明白有据，是近世“校勘记”的雏型。如《周易·大有》卦，其《象》辞有这么一句：“匪其朋无咎，明辩哲也。”顾炎武辨析说：“《石经》‘哲’字从‘折’从‘日’，与《诗》‘明星晢晢’之‘哲’同，音‘折’，又音‘制’。监本误从‘析’，作曾皙之皙，非。”这段文字实际已包括了监本原字作某，根据《唐石经》改作某，并申述了为什么要根据《唐石经》校改的理由，这都是校勘记应包括的基本内容。这种校勘记因为记录了“原作某”，既便误改了，也不会失去古籍的本来面貌，或者说，仍可以据以回改，可以说，它的严谨性也正体现在这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顾炎武的这些辨析文字，为我们校勘古籍作了很好的示范。

我们在本文开篇即已指出，顾炎武一生著述繁富，除上述提及的外，其它不少著作中都有与历史文献学相关的内容，如《京东考古录》中的《补注汉书二燕传》、《正后汉志误字》等都是。特别是后一条辩《后汉志》“昌辽”乃“昌黎”之误，引证了《汉书》及应劭注，又引证了胡三省《通鉴》注，虽无版本根据，但顾炎武说“可以意改者也”。这应该就是后来称作“理校”的先例，它对我们理解这一校勘方法不无益处。

作者|崔文印

来源丨《史学史研究》，1997年第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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