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梦熊：三苏蜀学思想论（一）

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和苏门弟子是北宋文学发展中极为重要的代表性作家，他们不仅身体力行地参与到政治活动中，也以率先垂范的姿态为后世留下了极为丰富的作品。但前人多从文学审美价值、文章写作技法角度对三苏文学创作展开分析，却往往忽略了潜藏于复杂文本之下的思想动机。为弥补前人研究的缺憾，笔者拟就三苏蜀学思想的逻辑体系略作阐述，以求教于方家。

一、三苏礼学思想

礼学思想作为三苏蜀学的基础，做主要贡献的是苏洵，苏轼、苏辙未能在这一领域有较大拓展。苏洵对礼的认识与司马光追求“治平社会”的目标有着较大差别。试图厘清二者的区别，需要从礼学思想的历史产生展开分析。

礼缘于俗，周礼就是根据周代社会的贵族生活方式总结并用以培养君子的一整套社会制度。具体来说，礼又可下分为礼义、礼仪、礼制，礼义所阐发的礼的内在精神，而礼仪、礼制则强调外在的制度规约。儒家以恢复周礼为最高目标，也就是宋儒孜孜以求的三代王道。具体来说，王道又可厘分为“内圣”之学和“外王”之学。“内圣”之学是对礼义的阐发和解读，最终落实到士人以“君子儒”为目标的自我规约。而“外王”之学则需要以制度建设为依归，强调礼俗的建设。这一思想是先秦儒学的核心，但在“儒门淡泊，尽归释氏”的魏晋隋唐鲜被提及。宋儒基于政治危机和士人精神世界的混乱，将久被埋没的思想挖掘出来。李觏是北宋中期较早关注复兴古礼的思想家，他对“礼之本”“礼之友”“礼之别名”的分析，就是希望能够有圣人出世，在“修身正心”之后能够将儒家“外王”付诸现实。复兴古礼是宋儒的共同追求，张载曾试图购置田产恢复井田，欧阳修、苏洵修家谱，二程立家庙，都体现了宋儒渴望将古礼与现实相结合的追求。具体来说，二程所采取的是相对消极的对抗措施，而李觏、欧阳修、三苏则属于较为积极的应对者。

苏洵本无师承以文学为世人所知，其思想较为驳杂，曾著有“《太常因革礼》一百卷、《谥法》三卷、《易传》十卷、《皇祐谥录》二十卷（已佚）。又世所谓《苏批孟子》一书，章学诚《校雠通议》斥之为‘论文之末流，品藻之下乘’，乃好事者所伪讬。……其文杂出于荀卿、孟轲及战国策诸家，或纵横恣肆，气势磅礴；或曲折多变，纡馀委备；鑱刻峭厉，质朴高古”。欧阳修曾为其作墓志铭，盛赞其学“大究六经百家之说，以考质古今治乱成败，圣贤穷达出处之际，得起精粹，涵蓄充溢，抑而不发”。在“宋学”的文化场域中，古文运动促使宋儒将革新除弊的希望寄托于复兴古道。古道最为直接的表现方式就是古礼，复兴古礼是宋儒的共识，三苏蜀学也不例外。宋人以古礼求古道，故对仪礼之学格外关注。宋儒在这一问题上没有争议，不同的仅是复兴古礼的方式，遂引发不同学派之间的思想争鸣。三苏蜀学奠基于苏洵，发展于苏轼、苏辙，成为与荆公新学相对抗，又不同于二程洛学的独立学术派别。

某家治丧，不用浮图。在洛，亦有一二人家化之，自不用释氏。道场之用螺钹，盖胡人之乐也，今用之死者之侧，是以其乐临死者也。天竺之人重僧，见僧必饭之，因使作乐于前。今乃以为之于死者之前，至如庆祷，亦杂用之，是甚义理?如此事，被他欺谩千百年，无一人理会者。

促使宋儒倡导复兴古礼的直接原因正是释道思想的入侵，程颐对礼自家治丧“不用浮图”的重视和宣传正显现了宋儒试图以身作则影响他人传播礼学思想。而李觏、欧阳修在这一问题上所采取的措施则表现出更为积极的姿态，李觏将“君臣、父子、夫妇、亲疏、长幼、贵贱、上下、爵赏、政事”都视为“教之本”，就是要强调“儒之强则礼可复”。而欧阳修更提出了“莫若修其本以胜之”的观点，这明显比韩愈的“人其人，庐其居”要高明很多，也更切中释道思想的缺陷所在。苏洵在《田制》一文中明确提出了恢复井田制度的观点，针对的正是赵宋建国之初不立田制导致的“田非耕者所有，而有田者不耕”的社会弊端。苏洵还著有《谱例》，是文说到：“古者诸侯、世国、卿大夫、世家，死者有庙，生者有宗，以相次也，是以百世而不相忘……秦汉以来，仕者不世，然其贤人君子犹能识其先人，或至百世而不绝。无宗无庙而祖宗不忘、宗族不散，其势宜亡而独存，则由有谱之力也。”明显是针对五代丧乱以来家世混乱、宗族不收的现实而发，根本目的在于通过族谱建立起族人的联系，以血亲之义唤起内在的情感认同。

北宋儒者高度重视复兴古礼，他们试图通过修宗谱、立家庙的方式在全社会范围内掀起收宗、敬亲、忠君的淳厚民风，根本目的在于复三代圣王之治。朱熹就指出：“国初人便已崇礼义，尊经术，欲复二帝三代，已自胜如唐人，但说未透在。直至二程出，此理始说的透。”此论虽是基于程朱一脉推尊二程子的功劳，却揭示了宋初以来崇尚三代之治的文化倾向，正与宋初以来儒家士人中弥漫的“回向三代”的文化氛围深相契合。老苏就在《衡论》中以友朋相处之道比喻君臣关系，他认为：“今夫一家之中必有宗老，一介之士必有密友以开心胸、以济缓急，奈何天子无腹心之臣乎?”这是将君臣关系与朋友关系做对此，希望君主能够对臣下做到“尊之如父师，爱之如兄弟，握手同卧内，同起居寝食，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二程与老苏都是想要追求一种君明臣贤的理想型君臣关系，一方面是由于赵宋帝王的权力不断扩张，一方面也与平民出身的宋代士大夫独特的价值追求有关。在这一点上，荆公新学、二程洛学和三苏蜀学保持了一致性，但三苏更重视君主对臣下的信任，而二程则倾向于在君主择贤上立论。

古之君臣有如二君而不相疑者，汤之于伊尹，刘玄德之于诸葛孔明是也……玄德孔明虽非圣人，然其君臣相友之契，亦庶几于此矣。

功，事也。视汝所行之事，虽邦人犹当戮汝，而况于天乎?孔子曰纣之不喜不如是之甚也。于乃今知之。祖伊之谏，尽言不讳，汉唐中主所不能容者。纣虽不改而终不怒，祖伊得全。则后世认主有不如纣者多矣。

苏轼在《书传》中借《汤誓》一文发论，将商汤与伊尹、刘备与诸葛亮作为理想型君臣的典范。其论不无针对王安石“得君行道”的现实针对性，却也是三苏内心真实所想。三苏蜀学、二程洛学都是在与荆公新学的对抗中发展起来的，并由此形成了对赵宋君臣关系的反思。苏轼在解“殷之即丧，指乃功，不无戮于尔邦”时就指出“后世人主有不如纣者多矣”的观点，虽是奇论，却也表现了宋儒在面对人主雷霆之怒时希望“无所忌讳，忠厚之至”的追求。可见苏轼理解的忠厚并非只针对臣下，还希望君主能接受此说。但纵观赵宋一朝，真正实现了这一目标的只有王安石。受这一思想的影响，三苏史论中尤为重视对君臣关系的讨论，并鲜有以儒家义理、天道论君心当正的言论，取而代之的往往是就事论事的分析或从事功层面对君臣失国展开分析。

受党争的影响，三苏的礼学思想作为三苏蜀学的重要组成，也被宋人目为元祐学术。在南宋理学思想日趋精密和最终获得官方认可的境遇中又受到了朱熹的责难，遂使三苏礼学乏人问津，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二、杂糅百家的“大全之道”

作为宋学分化期的重要学术流派，三苏蜀学有着较为明显的融汇释老思想的痕迹，父子三人正是通过将儒学与道、释、纵横思想会通的方式，才使得自身成为与荆公新学、二程洛学、君实涑学等学术流派鼎足而立的思想流派。而苏轼、苏辙二人提出的“大全之道”虽与三苏礼学的讨论范畴并不一致，却也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思想的一致性。苏轼是“大全之道”的提出者，他在《答张文潜县丞书》中写到：

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实出于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于好使人同己；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颜渊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学同天下。地之美者，同于生物，不同于所生；唯荒瘠斥卤之地，弥望皆黄茅白苇，此则王氏之同也。

苏轼所谓“古人之大全”即“大全之道”，它不是单纯地将诸家思想杂糅在一起，而是以儒学为基本立场，试图建构一种能够“弘通包容，不单一、片面。”的学术思想体系。苏辙也提出了近似的观点，他认为“古之所谓知者，知道之大全，而览于物之终始。”这本是苏辙《老子解》中的一段注释，却由于苏辙《老子解》一书所提倡的三教合一思想，使得我们意识到，苏辙的阐发并非是就某一著作发论，也是用以阐明三苏蜀学的基本立场。正如学者所强调：“‘大全之道’在是指一种兼容异见、会通百家之道。”“大全之道”的提出，直接目的在于试图反抗王安石“好使人同己”的学术话语权。它的理论内涵所展现出的包容性、价值多元性，恰与王氏“同己”的立场形成鲜明对照。

苏轼、苏辙提出的“大全之道”在宋学分化期的学术环境中并没有产生太大影响，主要原因在于三苏文章之名太盛，世人皆视其为文章家，而鲜有人将其目为思想者。这一境况在南宋后期表现得更为明显，朱熹更是以“杂学”之名目之。但三苏及其追随者则另有见解，苏辙在《亡兄子瞻墓志铭》中对三苏之学有如此概括：

公之于文，得之于天，少与辙皆师先君，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乃出《中庸论》，其言微妙，皆古人所未喻。尝谓辙曰：“吾视今之学者，独子可以与我上下耳。”既而谪居于黄，杜门深居，驰骋翰墨，其文一变，如川之方至，而辙瞠然不能及矣。后读释氏书，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

苏辙为乃兄所作墓志铭可谓深得三苏蜀学的精髓，他将成就苏轼文章的成功因素归结为“得之于天”和“杂取诸家”。同时，他又指出苏轼文章虽然达到了“遇事感触，随物赋形”的境界，但这不是苏轼一生最高的追求。三苏虽文章诚然高妙，却另有所求，他们“有更根本的关怀，非刻意为文，非拘执于文，所以随着理论视野的开阔和思想境界的升华，文章也愈益显现出浩然无涯的气象”。即以文而求道，实现文道合一的最终目的。所谓“今世要未能信，后有君子，当知我”针对的并非那些文采飞扬的文学性作品，而是《易传》《书传》《论语说》。苏辙也曾对自己创作的《诗传》《春秋传》《老子解》《古史》发出过类似的观点，驳斥的核心在于世人以文人目之的认识偏见。秦观“性命自得之际”正是宋儒讨论最为热烈的议题，其核心正是三苏蜀学对儒家思想中形而上层面理论命题的探究。“这个形而上之道，既是他们的最高追求，是统率他们所有文化活动的精神主旨，也是他们的最高成就，是其文化事业的最精深造诣。”我们将其概括为三苏蜀学对“杂糅诸家”的理论概括，其突出特点可以概括为两点：其一，混同佛老与奉儒为统；其二，“学”“术”并重。

经由苏轼提出、苏辙发展的“大全之道”在宋学分化期的文化语境中，借助三苏文章之名吸引了一批儒家士子，是支撑和塑造三苏蜀学思想的精神骨架。但此说并未能在自身的传播和后世的发展中，取得与荆公新学、二程洛学相抗衡的社会地位。究其根源，主要是由于三苏文章之名太盛，世人多视其为风雅的文士所致，使得以三苏文学成就的研究掩盖了思想研究。正如学者指出的，在三苏研究中“尤其欠缺的，没有把三苏作为一个整体的学派对待，而只是分别地作个案式的研究。同时，在三苏研究中过于偏重苏轼，对于苏洵、苏辙的学术成就比较忽视”。而要追溯认识偏见的形成，则需要上溯至理学集大成者朱熹，他对三苏思想的评价直接奠定了后世认识三苏的基本态度。

近见苏子由《语录》，大抵与《古史》相出入。它也说要“一以贯之”，但是他说得别。他只是守那一，说万事都在一，然而又不把一去贯，说一又别是一个物事模样。……二苏所以主张个“一”与“中”者，只是要恁含糊不分别，所以横说竖说，善作恶作，都不会道理也。然当时又未有能如它之说者，所以都被他说动了。故某尝说，今人容易为异说引去者，只是见识低，只要鹘突包藏，不敢说破。才说破，便露脚手。所以都将“一”与“中”盖了，则无面目，无方所，人不得而非之。

朱熹秉承南宋道学的立场对三苏之学大加攻伐，看似是对“一”“中”二字的讨论，实则是对三苏对儒学与释道思想不加甄别的学术原则有所不满。在朱熹眼中，“一”与“中”只能是儒家圣人之“一”、周孔圣学之“中”，而不能掺入释道思想成分。道学一脉的学者虽也出入释老多年，却有着较强的门户意识。他们只从释道两家借鉴思维方式，却在基本立场和价值原则上排斥佛道思想的合法性。“借鉴之以重新理解和诠释儒学的传统经典，完成经学的深化和变革，建构起体大思精的理论体系，作为解决各种社会问题和人生问题的坚实基础，排斥之以凸显儒家以入世精神为主导的价值理想，引导社会的文化心灵从宗教天国复归于现实世界，这两个方面，似相反而适足以相成，吸收奠定了排斥的理论厚度，排斥彰显出吸收的主体精神，既符合宋代儒学重建的时代要求，也推阐出用以解决社会政治、伦理以及个人安身立命等各种问题的一以贯之之道。”朱熹的观点基本代表了理学在审视三苏思想时的态度，却无法作为衡量三苏蜀学的唯一准绳。

三苏父子能够吸纳释道思想也是经过了一番思想的蜕变历程，苏轼在《中和胜相院记》中曾写到：“佛之道难成，言之使人悲酸愁苦。其始学之，皆入山林，践荆棘蛇虺，袒裸雪霜。或刲割屠脍，燔烧烹煮，以肉饲虎豹鸟乌蚊蚋，无所不至。……治其荒唐之说，摄衣升坐，问答自若，谓之长老。吾尝究其语矣，大抵务为不可知，设械以应敌，匿形以备败，窘则推堕漾中，不可捕捉，如是而已矣。吾游四方，见辄反复折困之，度其所从遁，而逆闭其涂。往往面颈发赤，然业已为是道，势不得以恶声相反，则笑曰：‘是外道魔人也。’吾之于僧，慢侮不信如此。”从中可见，青年时期的苏轼对释家之学是极为厌恶的，不仅对佛家修道的方式表示不满，更以“荒唐之说”“外道魔人”目之。而党争中的苏轼则由于个人仕途的挫折对佛教思想有了全新的认识，如其在《黄州安国寺记》中所言：“闭门却扫，收拾魂魄，退伏魂魄，反观从来举意动作，皆不中道，非独今之所得罪者也。欲新其一，恐失其二。触类而求之，有不可胜悔者。于是喟然叹曰：‘道不足以御气，性不足以胜习。不锄其本而耘其末，今虽改之，后必复作。盍归诚佛僧，求一洗之?’得城南精舍，曰安国寺。有茂林修竹，陂池亭榭，间一二日辄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始所从生而不可得。一念清净，染汙自落，表里翛然，无所附丽。私窃乐之。旦往而暮还者，五年于此矣。”仕途受挫是导致苏轼亲近佛教思想的直接因素，苏轼在谪居黄州之后不仅对佛门清净心向往之，更身体力行地践行曾嗤之以鼻的佛教禅修之法。尽管苏轼仍然应被视为儒门中人，但他学术宗旨的驳杂特征却是无可辩驳的。而三苏之中，亲近佛老的并非苏轼一人，苏辙也曾表达了相同的观点。他指出：“老、佛之道，非一人之私说也，自有天地而有是道矣。古之君子以之治气养心，其高不可婴，其洁不可溷，天地神人，皆将望而敬之。圣人之所以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一用此道也。”苏辙对佛老之学的态度更甚于苏轼，不仅视其为“古之君子以之治气养心”之法，还将其理解为圣人“一用”之道。

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陈梦熊，湖北民族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唐宋文学。

文//来自于《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18年03期。

说明

感谢原作者的辛苦创作，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在推送文章时未能第一时间与作者取得联系，如涉及侵权问题，请作者及时与我们联系，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删除或支付转载费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