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宇璇：近十年苏洵研究综述

20世纪以来，学界有关苏洵的研究取得较多进展，与此相关的研究综述却很少。专门论述苏洵的研究综述只有一篇，这篇文章对20世纪以来的苏洵研究做了详细叙述和总结，是了解苏洵研究概况不可缺少的一篇文章。但此文发表于2007年，仅收录了20世纪到2007年的研究情况，在此之后的苏洵研究并没有相关的研究综述，读者了解不便，所以本文就2007年到2017年这十年的苏洵研究情况做个综述，作为补充。

据笔者粗略统计，2007年到2017年十年之间，有关苏洵的研究成果的相关文章和著作大约有210篇（部）。对苏洵的研究主要分为个体和群体两大类型，个体类主要以苏洵本人为考察对象，研究者从思想、文学、生平考辩等方面进行探讨，群体类则是将苏洵置于文学团体中进行考察，主要团体有三苏（苏洵、苏轼、苏辙）、唐宋八大家（或宋六大家）、蜀学派。本文按此分类，分别论述如下。

一、个体研究

（一）思想研究

思想研究是苏洵研究的第一个重点，主要包括学术思想、政治思想、文艺思想、教育思想这几个方面。

1.学术思想

学术思想又包括蜀学、经学、哲学思想，这段研究又常常会将三苏联系在一起进行考察，是因为苏氏父子三人的思想有传承性，互有影响与继承。

从蜀学的角度，苏洵本人学问很好，他既是苏氏蜀学的创始人，又是北宋蜀学的重要学者，将他与这两个团体进行整体研究是一个特色。寿勤泽的《北宋蜀学与文人画意识的兴起》采用多学科研究的方法，切入点比较新颖，重点分析蜀学的思想特征与文人画意识的内在联系。作者赞同钱基博《中国文学史》对苏询学术来源的分析，认为其学说是综合了战国诸子的学说，经过扬弃形成了自己的学术思想体系。叶平的《三苏蜀学的“人情为本”论》则从“人情”的角度阐述三苏蜀学，三苏把“人情”作为古礼的本质内容，认为“礼”的精义是“顺人情”，他们在解经时往往以人情为原则。王莹也赞同这个看法，认为苏氏蜀学的主要特征，就是重视圣人之道与人情的关系，它与王安石“新学”、程颐洛学和刘挚朔学最大的不同就是强调“圣人之道，始于人情”和注意融合佛老思想。对于苏洵个人的蜀学研究有《苏洵“蜀学”内涵及对我国学术文化贡献谫论》一文，认为苏洵“蜀学”的精神内涵具体表现为崇尚理性务实的精神，审时度势、圆融灵活的治学态度，以及不拘一格寻求弘“道”的方式。

从经学的角度，与之前相比，近十年对于苏洵经学著述如《六经论》的研究相对增多（《太玄论》仍较少），但仍需进行更深入的考察。此外，在研究《苏氏易传》的时候也会涉及到苏洵。这本书虽然题为苏轼所撰，但学界普遍认为是父子三人合作此书（或说是苏洵、苏轼二人），苏轼是在苏洵所作的百余篇《易传》的基础上，总要其成，完成此书的，所以这本书是研究苏洵的经学思想的重要材料。

金生杨的《宋代巴蜀易学研究》将两宋巴蜀易学作为考察对象，其中讲述了三苏易学派，作者将苏洵定位为苏氏易学的开创者，苏轼的易学研究受其父影响很深。文章从义例、哲理方面对其特点进行阐述，如认为苏氏长于议论，有纵横之风，苏洵用这种极具辩证思想的解《易》方法来考察《周易》文辞，苏轼遵循着苏洵的这种方法，三苏纵横家的学术特色正是借此在易学中得到了充分地展露和发扬。金生杨的另一篇文章《苏洵、苏轼的〈太玄〉学》中提出苏氏父子批评扬雄不懂得圣人之道，在历数、蓍法、占法等方面也多有失误。不过，苏洵总结《太玄》义例，改造《太玄》以归于无罪，反映出他对扬雄仍有推重之意。苏氏父子既推动了《太玄》研究的深入，又在批评上与程颐之说有异曲同工之妙，该文对于研究《太玄》接受史也有帮助。高明峰认为“三苏”在经学方面的成就主要有几点：怀疑经传与义理解经；以权变解经，兼融佛道；以人情解经。另外，长于议论，在苏氏经学中同样是一大特色，但文章仅举了《东坡易传》解《乾》卦的爻辞为例。这一观点或可单独成文，再深入阐述。李哲认为苏洵在《六经论》中塑造的圣人形象，虽为六经之论，但其所指并不仅限于孔子。苏洵以“情”入手来解释经书的发源情况，通过“权”使人们逐渐接受礼的教化，最后用“道”来定赏罚，“情”“权”“道”三要素的结合构成了苏洵的圣人观。刘茜认为就经史之论而言，苏洵早已提出经史“用相资”的观点，而学界多将清代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思想渊源追溯到明代王阳明，但事实上，王、章经史思想皆与北宋时期苏氏父子的观点存在继承与发展的关系，但今人鲜有论及。这是苏洵经学思想研究中一个比较新颖的观点。

从哲学的角度，唐晶认为苏洵的历史哲学思想体系以“权变”为核心，以“利权智术”的运用为要件，以辩证思维为构架，既有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也不失人文情怀。赖筱倩以杂文作品来探讨苏洵的生死观，认为苏洵的思想比较开放，其生死观受三教的影响，源于道家，主在儒家，辅于佛家，难以分出清晰界限。韩鼎基《苏洵哲学思想研究》从三个方面阐述苏洵的哲学思想：在解《易》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朴素辩证的宇宙观；性情互为表里，以“情”为中心的性情论；“义利相合”的义利观。三者环环相生，这种紧密的哲学逻辑思维也成为其政治见解牢固的基石。

2.政治思想

政治思想包括军事思想、用人思想、社会思想等。政治思想上，王锐《苏洵政治思想述论》从礼论、兵论、用人论三个方面阐述苏洵的政治思想，同时也指出苏洵的思想存在着理论可行，所提对策不行的不足，论述的比较全面。对于苏洵的军事思想，申东城认为苏轼在府兵制度、选将方法、边防思想，及用兵主张上对苏洵多有继承，而在削减禁兵、十年兵制，内设特职，外攘辽夏等方面多有转变，苏辙与其父兄有同有异，并从家学、背景、经历、性格四方面分析造成“三苏”军事思想承变发展的原因，所论相当全面。

用人思想方面，白雪梅认为苏洵苏轼父子的政治见解表现在具体的用人思想上：用人要谨慎；用人应该无内外轻重之别；择人宜精，任人宜久；反对求全责备；要善于养才，这些想法有很强的现实性和合理性。

社会思想方面，王莎莎认为三苏有丰富的社会建设理论，他们提出基层社会组织建设思想如注重宗族建设、编修族谱；社会控制思想如重视“礼、德”、编修礼书；社会理想如追求古代仁爱礼乐等社会建设方略并付诸于实践。王滨则认为，三苏以基层社会组织建设作为推进社会建设的切入点，以重新整合和调适各种社会关系为重点，其社会建设思想在推动北宋社会关系调理、秩序重建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韩鼎基另一篇文章则说苏洵的社会控制思想中尤其强调对官吏与民众的控制，分别从御将、任相、选官三方面给出了自己的控制主张，对于一般民众，苏洵则主张充分利用《诗》《书》《礼》《易》对百姓进行教化。

3.文艺思想

文艺思想包括苏洵的文论思想和史论思想。文论思想方面，梁俊娜《苏洵的散文理论、创作及其对苏轼的影响》一文从文道观、风格论、创作论、文体论、功能论几个方面来总结了苏洵的散文理论，认为苏洵的散文理论实际上通过影响苏轼进而影响了后世文坛，文章的分析很全面，所提观点亦有可取之处。对于苏洵文章风格和理论的来源，杨胜宽认为苏洵文章风格是其性格才情与学养积累的综合体现，源头则包含了儒家经典文献、战国诸子精华、史学典籍精髓等，并非如王安石等人所诋毁的只源于战国纵横之学。古屿鑫的观点与之相同，认为苏洵的学术路径为以师法古人、杂取诸家为历史资源，以务出己言、经世致用为实践途径，借助策论思维解析六经，不仅摆脱了纵横家之阴谋气色，并展现出实学倾向，开启了北宋儒学复兴的新气象。王益鸣在《三苏文论源于田锡说》一文中提出三苏文学理论都受到了田锡文学理论的深刻影响，田锡与苏洵在其文论中都认为“风”与“水”二说在文章中起重要作用；田锡与大苏皆主张文理自然；小苏与田锡都强调文章应以气为先，二人文章都以淡泊见长。文章观点比较新颖，举例和阐述都很充分。

史论思想研究方面，秦文主要从苏洵作为史学家的身份去考察，提出苏洵的历史学说包括历史发展学说和历史编纂理论。在历史发展学说方面，他的唯物论认为利者义之和，时变而法变；主张人性恶，私不胜公。在历史编纂理论方面，经史并重；主张实录，坚持历史的写作原则。李哲则认为苏洵将史学与现实社会问题联系起来，“求真”与“致用”是苏洵经世史学最为重要的两种理论风格，“求真”包括了史学之“求真”和历史之“求真”，“致用”则使其史学成为有用之学。粟品孝提出史论是三苏史学的重心所在，三苏史论在形式上笔势纵横，议论横生，在内容上喜言得失成败，罕及纲常伦理，与理学家的论史尺度迥然不同，在后来有很大的影响力。唐晶则对三苏历史评论尤其是其中思想旨趣进行系统探讨，做个案解析并进行比较，找寻他们论史思想旨趣的异同。

4.教育思想

主要以三苏文学家庭为对象，阐述苏洵与程氏对苏轼、苏辙兄弟的家庭教育所体现的教育思想。王毅着重从家庭影响、“诗穷而后工”与区域文化三个方面探讨了苏氏文学家庭兴盛的原因。刘静通过追寻苏洵早年生活轨迹，分析苏序的教育方法，归纳为尊重理解、重视身教、暗含期待三点，是少有的研究苏序与苏洵的文章。赵捷则认为三苏的成功除了家庭教养及各自的刻苦努力外，与他们之间的浓厚亲情是分不开的。盛晓文《宋代眉山苏氏家族家庭教育研究》一文总结其特色为偏重文学浸染；重科举而不唯科举；强调亲授以书；注重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着意责任感的培养。文章从苏氏成功的家庭教育中寻求历史智慧，对现今家庭教育颇有启发借鉴意义。

（二）文学研究

苏洵作为一个文学家，他的文学作品是第二个研究重点。苏洵的作品研究主要分为散文、政论文、杂文、骈文几类，涉及艺术表现、艺术风格、写作特点、价值和影响几方面。下文按作品分类进行论述。

1.散文

关于苏洵的散文风格，黄莹认为这与巴蜀文化是分不开的，巴蜀文化“通经学古”的传统、开放性及逐异好奇的个性都影响着苏洵的散文创作，使他的散文具有古朴凝炼与纵横之风，务出己见与妙喻连篇的艺术风格。李亦凡认为苏洵自称其文“得乎吾心，成于自然”，但其文章也有刻意锤炼的一面，具体展示为犀利与委婉、雄刚与温淳、工整与变化、凝练与生动的统一，这种对立统一使苏洵散文呈现出平衡美，别具风貌。毛德胜的《苏洵古文研究》则从艺术审美的角度，论析苏洵古文（包括了散文和政论文等）的特征及其成因，文章分析了苏洵古文的文气及写作技法，概括其古文风格为纵横驰骤、奇崛幽峭、简切通脱三点。文章结构严密，视野开阔，多有可取，作者还编写了苏洵古文系年，可供读者参考。朱泽宝谈到了苏洵的散文对明末散文三大家之一魏禧的影响，魏禧很多文章在论点的确立和论证方式上取法苏洵，但魏禧能在思想上对苏洵所超越，更有多元性。王云洲指出魏禧论兵之文与苏洵的关系，早在清代就引起了学者的注意。刘师培在《论文杂记》中提出了一种独特的理论“集部出于子部”，文章用这个观点来考察苏洵和魏禧之间的联系。

关于苏洵文章创作分期的讨论，何婵娟提出苏洵的文章创作，可以至和年间（1054—1056）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至和元年张方平镇蜀，推荐苏洵，之后苏洵逐渐扬名，创作文体较前期有增加，创作风格也有改变。沈章明认为苏洵的创作可分为两个阶段，庆历八年开始重新下笔为文到嘉祐五年（1060）八月任职秘书省，这段时间是创作高峰，有大量作品。嘉祐五年八月之后，是诗文创作的第二阶段，由于编书等公务，且苏洵晚年的创作热情主要倾注在为《易》作传上面，创作大量减少。

2.政论文

李团结《苏洵政论文研究》一文对政论文的概念进行界定，将政论文定义为：关于古今政治、军事等关涉国家安危、国计民生内容的论说文，并将苏洵政论文的数量确定为27篇，然后分析了苏洵政论文产生的时代背景与原因，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阐述很全面。但文章仅围绕苏洵的政论文本身展开，没有涉及与其他政论名家的比较研究，希望将来能出现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研究苏洵政论文行文风格的还有古屿鑫的《苏洵的策论文风之刍议》一文。

3.杂文

在今存十六卷本《嘉祐集》中，有杂文一卷，收文20篇（赞、记、铭、祭文等）。刘鹏程《苏洵杂文的艺术特征》认为苏洵的杂文数量虽然不多，却各体兼备，别具特色，此文所归纳的特点其实大部分是按照类别来总结的，如祭文是情感真切，赠文和谢文是结构安排严谨，小品文和记事文则是语言生动。杨小曼提出苏洵杂文多来自日常生活，其内容和风格充分表现了他注重人情的感性一面。

4.骈文

沙红兵指出苏洵《嘉祐集》里现存骈文只有两篇，即《谢相府启》和《贺欧阳枢密启》，前者引入史论的笔法，后者运用似断实连的行文结构，体现了“委曲精尽，不减古文”的“四六述叙”效果，看似小文章，却能显出一个作家的看家本领。

5.散传

散传是古代传记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林尔在《三苏散传研究》中引用韩兆琦《中国传记文学史》的观点，认为散传是与史传相对而言的文学性强的各种单篇传记以及各种具有传记性质的作品，如传状、碑铭、自序等。文章首次对三苏的散传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确定数量及篇目，分析了思想内涵、艺术成就及创新，并对比三人散传的差异。文章的整理和研究很有价值，既能了解三苏的创作，也有助于研究古代传记创作的优劣得失。随后俞樟华的两篇文章则分别分析了三苏散传的学古创新及艺术成就，举例详细，亦有可取。

6.单篇文章的鉴赏

苏洵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对其单篇代表性作品进行鉴赏析论的文字也层出不穷，主要集中在《管仲论》、《名二子说》、《史论》、《老翁井》（诗）、《上皇帝书》、《仲兄字文甫说》、《木假山记》、《六国论》等知名作品上，又以《管仲论》《名二子说》《六国论》为最多，因篇目较多，下文只简单概括，不一一赘述。

对《管仲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苏洵对于管仲的评价（齐之治在于鲍叔而齐之乱在于管仲），学者反驳这个观点的比较多，认为苏洵对管仲的评价太过偏激，如张懋学则认为齐国祸乱的根源不在管仲而在齐桓公。

对《六国论》的研究可分两种：第一是因为苏氏父子三人都写过《六国论》，将三人作品进行比较，分析观点和写法的异同。或将苏洵《六国论》与他人的政论文比较，分析写作笔法。第二是《六国论》作为语文课本教材选用的文章，从语文教学的角度来研究的比较多。据不完全统计，2007年到2017年发表的相关文章将近50篇，具体有以下几方面：1）对课本《六国论》中个别字的解释有不同意见（主要是速，或，之，而，向使）。2）从议论文的角度学习《六国论》的文章结构和论证方法，指导学生的议论文写作。3）讨论《六国论》教学设计与备课，寻找新颖的讲解方法。4）批评《六国论》的不足，指导阅读历代论六国兴亡的文章，启发学生思考。这一点是《六国论》教学的进步之处，对于课本的文章不再是单一的赞美，而是引导学生要看到苏洵的历史进步性和历史局限性。这样的教学使学生不必拘束于课本，而可以得到不同的教益。

（三）文献研究

主要是对于苏洵的生平经历、交游关系、文献的辑佚和考证。

1.生平考证方面

关于苏洵首次应考的年龄，曾枣庄和孔凡礼等从苏洵作品及墓志铭中推断苏洵首次应试年龄为十八岁，而沈章明认为仍待商榷。分歧在于，曾孔等认为，作品中“未成而废”中的“未成”就是应举失败的意思，沈章明则认为，宋人笔下的“学未成”与举进士是否成功无关，“学未成”即“学习某方面知识却未达精通”之意。又苏洵十八岁应试与其诗《忆山送人》（叙述了首次应试行程）中所记载的时隔“十余载”不吻合，所以沈章明提出“苏洵十八岁首次应试”这一论断有待重新审视。

在苏洵的生平考证中还有一个争论的问题，即“老泉”到底是指苏洵还是苏轼。这个问题之前学界已经有过很多讨论，周本淳、曾枣庄、王琳祥等都认同老泉就是苏轼，这也是学界关于这个问题的主流观点。但张培锋《也谈苏洵的“老泉”之号》在辨析王琳祥《“老泉山人”是苏轼而非苏洵》文中观点的基础上又提出了新观点，认为苏洵、苏轼晚年皆曾号“老泉”，但并非一般的名号，而具有父子相约、“归骨其傍”的终极信仰意义。由于南宋之后，苏轼“东坡”之号已盛行，故当时人皆以“老泉”为苏洵之号，以示区别。这是近年来就这个问题提出的较新的观点。

著作方面，曾枣庄先生的《三苏评传》形式颇似章回体，而内容上综合评点了三苏的人生道路、文学创作轨迹，尤其侧重梳理分析苏洵、苏母对苏轼、苏辙的培养和影响，比较二人的异同，正文之后有附录进行文献性质的补充和考证，在三苏家世的考证及对三苏文章与政绩的比较方面均有突破性、开创性的论述。

2.交游关系

近年来考察苏洵交游关系的文章不多，只有2篇考察了苏洵与张方平的交谊，认为二人一见如故的原因，除了苏洵的文才外，他们的政见也有很多相似之处。1篇考察了三苏与王安石的关系，其中涉及到苏洵，但没有什么新材料，所以观点并无创新之处。

3.辑佚

苏洵作品的辑佚工作从20世纪以来研究成果显著，近十年则没有大的进展。只有孔凡礼从宋朝王銍的《四六话》中辑出一篇“苏明允代人贺永叔作枢密启”。嘉祐五年（1060），欧阳修拜枢密副使，苏洵有贺启，已见洵之集。孔凡礼认为这篇文章乃是苏洵代人而作，虽不知所代者为何人，但实为苏洵之文，只是在当时流传的苏洵集中散佚。此文对于考察苏洵著作流传亦有意义。

另外，日本学者东英寿教授新发现欧阳修散佚书简96篇，提供了不少欧与友朋等交往的宝贵资料，其中致吕公著书简一篇中记有嘉祐二年贡举所取士子的情况及对苏洵文的评价，另有一篇致苏洵书简，对于考察苏洵与欧阳修的交游都有很大价值。

4.作品流传

苏洵作品的著录情况比较复杂，前后变化大，单就文集而言，有二十卷本、十五卷本、十六卷本、十二卷本、十三卷本、十四卷本等。关于苏洵文集著录如此纷乱的原因，学界也有所提及，如曾枣庄先生之前曾做过梳理和考辩，但没有确切定论。沈章明在《苏洵文集编刻流传献疑》一文中就苏洵文集流传的情况做了相关考证，提出新的看法：历史上并不存在一部二十卷本的苏洵文集，苏洵文集在其生前就分两次编定，前编《苏洵集》十五卷，后编《别集》五卷，凡二十卷。但这二十卷最迟在北宋末年亡佚，之后据残本整理成流传至今的十五卷本苏洵文集。新观点的提出有一定的见解，但由于苏洵文集缺失已久，辑佚困难很大，现存收文不足，究竟文集原貌如何，只能期待新材料的发现才能进一步考证了。

二、群体研究

（一）三苏

将苏洵放在三苏团体中进行考察的文章比较多，主要是苏轼兄弟受到家庭氛围和父亲风格的影响，他们对苏洵的思想和创作风格有继承也有创新。其中一些关于文学观念和理论的文章在上文已有介绍，此外还有研究三人诗文唱和的文章。

刘宾红的《“三苏”咏史怀古诗研究》重点分析“三苏”咏史怀古诗的创作背景、思想内容、艺术特色、价值与影响，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深入和细化。高新伟的《三苏咏襄阳诗歌论略》则以三苏嘉祐五年前往京师的途中路过襄阳时写下了一系列诗歌为研究对象。梁中效的《三苏父子的蜀道之旅及其影响》阐述三苏诗文与蜀道文化的关系，考察了三苏几次往返蜀道的时间和路线。

（二）唐宋八大家（或宋六大家）

苏洵是北宋初期著名的文学家，也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也常常被置于这个团体中进行对比研究。

陆娴主要以唐宋八大家的古文为对象，文中比较了苏洵与韩柳欧文论的差异，苏洵论文重文不重道，只就文论文，或论方法或论风格，不涉及道的问题。王楠探讨唐宋八大家的史论，认为史论风格共性体现在语言尚实和结构规范两方面，另外详细阐述了每个人的不同，苏洵是纵横明朗、贵实有为。李佳以散文原典为出发点，举证六大家对作家作品的评论，来探究六大家的文话观念，认为苏洵是重文轻道，他提出作文要有自己的真实情感的观点。牛丽娟对宋六家所创作的记体文进行分类，并从内容和艺术特色两个角度进行比较研究，分析不同处并探讨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

综上所述，近十年来，在苏洵的思想和文学方面的研究取得较多成果，对苏洵作品的分析也很全面，艺术特点、写作风格、影响均有涉及，更有一些文章能运用多学科的理论去进行分析，这是难能可贵的。但同时也应注意到由于研究点过于集中，导致重复研究过多，引用材料也是重复严重，如苏洵散文风格的研究论文，其中有不少的观点重复和材料重复。又如“老泉”号归属问题，在前人已经大量论述的前提下，若没有新材料，发人所未发，则大可不必重复去讨论。另外，辑佚和文献考证方面由于缺少新材料，并没有太大的进展。但苏洵的研究确实还存在很大空间，比如苏洵与蜀学的关系，他的思想学术到底对蜀学有多少影响，是如何传承下来的，苏洵的经学思想对《苏氏易传》的创作影响究竟到什么程度，苏洵早年创作心态与扬名后乃至晚年专注解《易》时的心态有什么不同，很多方面都值得我们再去探讨，这些都只能期待学术界接下来的努力与发现了。

作者简介：周宇璇，广东湛江人，广西大学文学院。

文//来自于《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8年06期。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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