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永杰：论杜预、杜审言影响杜甫的唐代现实背景（二）

三、从杜嗣先和杜审言比较中看杜审言、杜甫家族向文学世家转变的原因

笔者在《晋唐时期杜甫家族的播迁过程及其背景考论》《从勇力、儒学兴宗到以文传家：论杜审言、杜甫对其家族传统的变革与发展及其原因》两文中曾论及，杜审言、杜甫家族中成员，在南北朝时期普遍继承了杜预长于军事和以《左传》为主的经学传统，直至杜审言的曾祖、梁代和北周时期的杜叔毗，仍旧“性慷慨，有志节，励精好学，尤善《左氏春秋》。仕梁，为宜丰侯萧循府中直兵参军。”（《周书》卷四六《杜叔毗传》）这个传统到隋唐时期已不见记载，至杜审言、杜甫则转变为以文学为主的一种传统。对于其转变的背景和原因，如以《杜嗣先墓志》所载杜嗣先的经历和杜审言进行比较，还能获得一些新的认识。

据《杜嗣俭墓志》《杜嗣先墓志》，杜嗣先卒于先天元年（712），享年79，以此逆推，则生于贞观八年（634）；其兄杜嗣俭卒于万岁通天二年（697），享年69，则生于贞观三年（629）。杜审言则卒于景龙二年（708），享年60馀，以此逆推，约生于贞观二十二年（648）或稍前。杜审言小杜嗣先近15岁，但杜嗣先享年较长，卒于杜审言之后，两人大体可为同时代人。

杜嗣先属杜预之子杜跻一支，杜审言、杜甫则属杜预子杜耽一支。两个家族有一个显著的不同是，西晋永嘉之乱后，杜跻后人一直留居北方，杜耽家族则辗转迁徙于西凉、长安、南朝的青徐、襄阳等地，具有超过二百年的南朝和南方生活经历。杜耽一支的播迁情况，拙文《晋唐时期杜甫家族的播迁过程及其背景考论》已有考论，此不必重复，杜跻一支的播迁情况可稍作梳理。西晋永嘉之乱发生后，居住于洛阳的杜预四子杜锡、杜尹、杜跻、杜耽发展情况大致为：长子杜锡卒于乱前，其子杜乂随晋元帝南迁江左；杜尹据守其家族在洛阳宜阳县所建的一泉坞，后遇袭被害；杜耽（杜甫所属）因乱前已在凉州任职，其子杜顾等和他一道避难于凉州。杜跻事迹不详，其后世的情况据《杜嗣先墓志》《魏书》卷四五《杜铨传》可见其大概：

（杜）预生新平太守跻，跻生南阳太守胄，胄生燕郡太守嶷，嶷生中书侍郎新丰侯铨，铨生中书博士振。振生遇，有赐田于洛邑，子孙因家于河南之偃师焉，凡四代矣。曾祖周新城太守琳，祖隋朝散大夫行昌安县令歆，考皇朝滑州长史业。（《杜嗣先墓志》）

杜铨，字士衡，京兆人。晋征南将军预五世孙也。祖胄，苻坚太尉长史。父嶷，慕容垂秘书监，仍侨居赵郡。铨学涉有长者风，与卢玄、高允等同被征为中书博士。初，密太后父（杜）豹丧在濮阳，世祖欲命迎葬于邺……以（杜铨）为宗正，令与杜超子道生迎豹丧柩，致葬邺南。铨遂与超如亲，超谓铨曰：“既是宗近，何缘复侨居赵郡。”乃迎引同属魏郡焉。（魏书》卷四五《杜铨传》）

从这两则材料可以看到，杜跻之后辈先后任官于苻坚之前秦、慕容垂之后燕、北魏、北周、隋朝，其家族居地虽也经历多次迁移，但所在之长安、赵郡、魏郡都属于北方，没有南朝生活经历。杜审言、杜甫所属的杜耽一支，在后秦末年迁居彭城、襄阳两地后（杜甫属杜逊之后，其家族主要在襄阳），主要在南朝发展。杜嗣先家族早在北魏、北齐时即已迁居洛阳地区；杜审言、杜甫家族则迟至初唐杜依艺时才迁居洛阳所属的巩县。这样的家族经历，对于家族传统在唐代进行转型时当会有一定影响，使其文化选择中表现出一定不同之处。

杜嗣先也是一位文士，《杜嗣先墓志》载：

公少好经史，兼属文笔，心无伪饰，口不二言，由是乡闾重之，知友亲之。年十八，本州察孝廉，明（显）庆三年，释褐蒋王府典签。麟德元年，河南道大使左相窦公旌节星移，州郡风靡，出轅辕之路，入许颍之郊，官僚之中，特加礼接。时即表荐，驰驿就征，遂于合璧宫引见。制试《乾元殿颂》，即降恩旨，诏授文馆直学士。借马茾人，仍令于洛城门待制。寻授太子左率府仓曹参军，又除国子监主簿。□入芳林门内，与学士高若思、孟利贞、刘祎之、郭正一等供奉。咸亨元年，銮舆顺动，避暑豳岐，沛王以天人之姿，留守监国，遂降敕曰：“驾幸九成宫□，令学士刘祎之、杜嗣先于沛王贤处参侍言论。”寻授雍王记室参军，与侍读刘讷言、功曹韦承庆等参注《后汉》。上元二年，藩邸升储，元良贞国，又迁太子文学，兼摄太子舍人。永崇（淳）元年，以宫僚故事，出为郓州钜野县令，右除幽州蓟县令。还私后，除汝州司马，又除苏州吴县令。寻加朝散大夫简州长史。入计，又除太子洗马昭文馆学士。又迁给事中、礼部侍郎。以前数官，咸带学士。其所撰《兔园册府》及杂文笔合廿卷，见行于时。每至朝仪有事，礼申大祀，或郊丘展报，或陵庙肃诚，上帝宗于明堂，法驾移于京邑。元正献寿，南至履长，朝日迎于青郊，神州奠于黑座。公凡一摄太尉，三摄司寇，重主司空，再入门下，或献替于常侍，或警卫于参军，典礼经于太常，修图书于大象矣。又属皇明远被，日本来庭，有敕令公与李怀远、豆卢钦望、祝钦明等宾于蕃使，共其话语。至神龙元年，又除徐州刺史，预陪祔庙，恩及追尊，赠公皇考滑州长史。

他“兼属文笔”，以制试《乾元殿颂》诏授文馆直学士，与著名文士高若思、孟利贞、刘祎之、郭正一等同僚齐名，有《兔园册府》及杂文笔合二十卷，见行于时。都可看出他具有较高的文学才华。宋王应麟《困学纪闻》卷一四载：“《兔园册府》三十卷，唐蒋王恽令僚佐杜嗣先仿应科目策，自设问对，引经史为训注。”此书因为童蒙读物而为时所轻视，但孙光宪《北梦琐言》云：“北中村墅多以《兔园册》教童蒙，以是讥之。然《兔园册》乃徐庾文体，非鄙朴之谈，但家藏一本，人多贱之也。”可见这乃是一本兼有文采和经史注训的著作，也体现了杜嗣先的才华。

初唐时期杜氏家族有杜易简、杜嗣先、杜审言三位成员以文学才华知名，可见这个家族这方面传统的深厚。但总体而言，杜嗣先是偏重于经史的，《墓志》称他“少好经史，兼属文笔”，即可说明。他著《兔园册府》，在蒋王府时与侍读刘讷言、功曹韦承庆等参注《后汉书》，也可看出他更重于著述，长于经史。《墓志》载：“每至朝仪，礼申大祀，或郊丘展报，或陵庙肃诚，上帝宗于明堂，法驾移于京邑。元正献寿，南至履长，朝日迎于青郊，神州祭于黑座。公凡一摄太尉，三摄司寇，重主司空，再入门下，或献替于常侍，或警卫于参军，典礼经于太常，修图书于大象矣。又属皇明远被，日本来庭，有敕令公与李怀远、豆卢钦望、祝钦明等宾于蕃使，共其话语。至神龙元年，又除徐州刺史，预陪祔庙。”更说明他以礼学、经学为朝廷所重，这也当是他人生志趣的偏重之所在。

杜嗣先虽有“杂文笔合二十卷，见行于时”，其中内容如何已不得而知，但他的作品没有流传下来，也没有获得后世的重视，这也当是其成就不高之故所致，抑或其中不以诗赋为主，所以不为时所重。杜嗣先位至昭文馆学士、给事中、礼部侍郎、徐州刺史等，其官位要较杜审言为高，但是两《唐书》皆未为他立传，文坛中的地位也远不如杜审言。其中原因当主要是杜嗣先在北方经学世家的家族传统和观念影响下，他在心态上对文学的重视不如经史之故。而杜审言作为南方北迁家族中成员，对文学的态度显然较杜嗣先开通，更易于审时度势，选取诗赋这类更易为时所重的事业为人生主要致力之处，所以获得了更大的成就，也获得了更大的声誉。刘知几有言：

扬雄尝好雕虫小伎，老而悔其少作；予幼喜诗赋，而壮都不为，耻以文士得名，期以述者自命。其似一也。……余初好文笔，颇获誉于当时；晚谈史传，遂减价于知己。（《史通·自叙》）

杜嗣先与杜审言之所以在家族文化、人生志趣的选择上不尽相同，其生前身后的声誉高下也颇不相同，其中原因，刘知几这段话当是一个很好的注脚。

四、小结

在以上考论的基础上，最后试作以下几点总结：

（一）杜甫对于其远祖杜预的推崇要较一般士人为甚，这其中除当时士人普遍看重家族先贤的风气影响外，当还有唐代尊崇杜预为儒学先贤的社会背景，和其家族通过祖茔这一纽带加强与杜预关系的家族背景这两个因素促进激励的原因。唐代诗人多有悠久而显赫的家世，但像杜甫家庭这样，先辈能位列儒家先贤，享有官方祭祀者，其实是并不多见的。所以杜甫承继远祖杜预，服膺儒术之深刻、之自觉在唐代诗人中显得格外突出，如着眼唐代社会的现实背景，实亦不为无因。

（二）由于至迟从杜审言开始，其家族传统完成了从经学向文学的转型，所以杜甫对杜预儒学的继承并不在经学学术层面，而是在精神和实践层面。这又表现为两个阶段：

其一，是杜甫在两京生活的人生时期。这时他主要秉持一种两途并行不悖的人生模式，即一边像杜审言那样做一个优秀的诗人，一边像杜预那样做一个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士大夫。他对杜预儒学精神的继承，意欲用于政治实践，即他所谓之“奉儒守官”“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

其二，是其人生的后期。在政治功业追求失败后，他又把儒学精神品质主要发之于诗歌，即他所谓之“文章千古事”。

（三）在初盛唐诗人中，杜甫可以说是把儒学精神与诗歌精神融合最好的一位，这其中有时代环境、个人经历等多重因素孕育的原因，显然也有杜预和杜审言两位先辈交织影响的踪迹。

作者简介：胡永杰，河南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文//来自于《杜甫研究学刊》2019年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