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量化历史研究”第324 篇推送
2016年国际给与指数排名是依据在140个国家中抽样统计其国民在上个月向慈善机构捐款或做义工或帮助过陌生人的频率。
个体的经济偏好(economic preference)主要体现在对风险、时间、利他、互惠、信任等态度上。不仅在微观个体层面普遍存在因人而异的偏好差别,大到宏观国家层面也都存在整体性偏好的异质性。经济学家们之所以关注国家层面的经济偏好差异,是因为它与各国经济发展息息相关。那么,现代国家间的偏好差异是如何产生的呢?
Anke Becker, Benjamin Enke和Armin Falk(2018)的实证研究工作显示:当今国家间的经济偏好差异源于5-6万年前的一次人类“走出非洲”的大扩张过程,偏好差异随各族群的祖先彼此分离后所经历的时间长短而变化,分开越久差别越大。
在大约5-6万年前左右(Kya指千年前,50Kya=5万年前),现代人类有一次“走出非洲”的大扩张,以非洲东部为起点,先沿海后逐渐深入欧亚内陆地区,大陆上充足的空间和食物导致了人口的迅速增长,继续四处迁徙至各大洲,最终遍及当今世界各地(图1)。本次“人口大扩张”的最显著特点就是出现了一系列离散型的族群分裂,每个小的人口扩张都是一个子族群远离母族群的栖息地、重新寻找建立定居点的过程。
图1 现代人类的大扩张路线图(10万年内)
数据来源:Henn et al., “The great Human Expansion”,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2012,109(44),17758-17764.
因此,本文的主要假设是在5、6万年前的人类族群扩张分离过程中出现的各个分离时点和由此形成的族群关系结构,影响到今天在全球范围内观察到的国家间经济偏好差异。具体而言,族群间长达数千年的长期分离会形成各自差异化的历史经验,而不同历史经验下的社会环境会孕育出经济偏好的差异;长时期分离的族群会因面临选择压力而具有特定的遗传禀赋,鉴于风险厌恶、信任和利他主义等偏好是具有跨代性传播特质,可能产生族群整体偏好的差异。从历史经验和遗传基因库两个渠道推断,较长的族群分离意味着较大的族群偏好差异。
作者的实证策略是将全球的现代国家两两配对,计算出每对国家间的分离时间长度与偏好差异的数据,进而用线性回归方法验证两者的相关性。2012年全球偏好调查数据库由15个美洲国家、24个欧洲国家、22个亚洲及太平洋国家和14个非洲国家构成,涵盖全球各种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地域覆盖全球90%的人口和收入。作者据此配成2850对国家的样本组,进而构造实证研究所需的国家间的分离时长与国家偏好指标。
遗传基因距离是衡量族群间分离时间长短的优良指标。遗传基因距离是对种群之间的遗传差异的度量,可以反映拥有共同祖先的两个族群所经历的分离时间长度。作者随机抽取两个不同国家的个体样本,依据两人的国别在Soplaore and Wacziarg (2009,2017) 分别基于Cavalli-Sforza(1994)的经典遗传标记法和Pemberton等(2013)的微卫星标记法做的两组国家间基因距离数据集,找到两套测量当代国家间的遗传基因距离数据。
此外,另一个与遗传基因距离关系密切,可以替代分离时间长度的指标就是语言距离。作者分别采用人类语言学家通过“语言树(Language Tree)”计算得到各种语言间的相关性,以及利用同义词语音长度统计量测算各种语言的距离,再根据当今各国特定语言的使用人口比例来计算每组国家对的加权语言距离,从而得到国家间的两种语言距离。作者为了消除以上每种指标的测量误差,将这四个指标标准化(Z分数)后做无加权平均,构造出一个测度当今国家间的分离时间距离的综合指标。
作者对国家偏好的衡量,选取风险偏好、时间偏好和社会偏好三个方面的指标。全球偏好调查数据库提供超过8万名代表性人口个体样本数据,包括平均各国1000多个体样本的风险偏好,耐心程度、亲社会行为(利他主义行为、正互惠行为和信任态度)和负互惠态度的调查数据。由于大部分同一种偏好的调查都分为定性与定量两类问题,作者依据Falk et al.(2015)使用计算偏好的方法先测算出个体样本的偏好,例如,代表时间偏好的个体耐心程度=估计系数*定量耐心测量值+(1-估计系数)*定性耐心打分值;然后再根据个体在该国代表性人群样本中的权重,计算出线性加权的国家时间偏好的平均值。
在实证方案设计中,作者考虑到国家本身不可观测的某些因素会产生的国家间经济偏好差异,所以将每个样本组里出现的国家设为虚拟变量。另外,由于同一国家会出现在多个样本组中,还需要考虑具有相同国家的样本组可能面临的共同干扰因素,因此需要对拥有相同国家的样本组对划分成类,对误差项做聚类稳健处理。实证结果显示(见表1),两个国家之间每拉长1个标准误的时间距离会造成国家间经济偏好总体差异增大22%的标准误(由于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都是标准化后的合成指标,无具体单位意义,所以用标准误来说明变动),国家的三种偏好差异都随相互分离的时间拉长而扩大,受影响最大的是国家风险偏好。
表1 国家间偏好差异与分离时间长度的计量基本结果
进一步,即使把构造的国家分离总指标替换成4个遗传基因距离和语言距离指标后,如表2所示,本文的基本结论依然成立,在历史上拉长国家间1个标准误时长的分离时间会导致经济偏好差异扩大16%-26%的标准误。在做了使用部分洲际数据的子样本等稳健性检验,被解释变量的联合显著性检验,以及控制国家间地理、气候、和人口差异因素的条件回归分析后,由古代人类迁徙模式所产生的族群间分离时间距离长度与现代国家间的经济偏好差异的相关性始终显著存在。
表2 国家间偏好差异与分离时间长度的计量稳健性检验
此外,本文还发现在当代一国之内,不同移民群体的偏好差异和分离时长的关系依然显著存在。也就是说,假设用法国人和尼日利亚人之间与意大利人和日本人之间的语言距离差别或是遗传基因距离差别,即从两组族群对的分离时间长度差异的视角,就可以有力的解释同是2012年居在美国,法国移民与尼日利亚移民的偏好差异为什么会比意大利移民和日本移民的偏好差异要小的原因。除了从居住国与出生国角度的考察外,本文最后还从同种语言层面也做了类似的检验。
本文的主要贡献如作者所述,为当今人类经济偏好全球性差异的起源提供了实证依据,人类早期迁徙扩张中的一系列离散式族群分裂是其历史渊源,偏好的变化在代际遗传的人类文化与基因演进过程中形成。
文献来源: Anke Becker, Benjamin Enke, Armin Falk. “Ancient Origins of the Global Variation in Economic Preferences”,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2018.
其他参考文献:Henn et al., “The great Human Expansion”,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2012,10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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