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斯：“文翁化蜀”与早期西南丝绸之路开拓

文翁为西汉景帝时蜀郡太守，广立官学，招属县子弟就读，免其徭役，优者录用，蜀地因而文教大盛，闻名于世，史称“文翁化蜀”。“文翁之化”及其显著成效，不仅是中国古代行政史、文化史、教育史上的大事，实际上也为汉武帝时期探索和开拓“西夷西”道路奠定了重要的文教基础，因而也值得边疆史和民族史研究者特别关注。结合相关文献进行分析，或许有助于我们增进对当时蜀地文化形势、民族关系和区域社会等方面的认识。

一、“文翁化蜀”史事

文翁为西汉景帝时蜀郡太守，广立官学，招属县子弟就读，免其徭役，优者录用，蜀地因而文教大盛，闻名于世，史称“文翁化蜀”。对此，《汉书·循吏传》记载较为详细：

文翁，庐江舒人也。少好学，通《春秋》，以郡县吏察举。景帝末，为蜀郡守，仁爱好教化。见蜀地辟陋有蛮夷风，文翁欲诱进之，乃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材者张叔等十余人亲自饬厉，遣诣京师，受业博士，或学律令。减省少府用度，买刀布蜀物，赍计吏以遗博士。数岁，蜀生皆成就还归，文翁以为右职，用次察举，官有至郡守刺史者。

又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为除更徭，高者以补郡县吏，次为孝弟力田。常选学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县，益从学官诸生明经饬行者与俱，使传教令，出入闺阁。县邑吏民见而荣之，数年，争欲为学官弟子，富人至出钱以求之。由是大化，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至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自文翁为之始云。

文翁终于蜀，吏民为立祠堂，岁时祭祀不绝。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

郡守文翁因“见蜀地辟陋有蛮夷风”，从而“欲诱进之”的施政理念及行政举措，在《汉书·地理志》中也有所反映：

景、武间，文翁为蜀守，教民读书法令，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讥，贵慕权势。及司马相如游宦京师诸侯，以文辞显于世，乡党慕循其迹。后有王褒、严遵、扬雄之徒，文章冠天下。由文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故孔子曰：“有教亡类。”

值得注意的是，史籍所谓“仁爱好教化”的施政风格，起初似并非专指推行儒学，“或学律令”“教民读书法令”等行政举措的制定，可能更多与蜀地“辟陋”“有蛮夷风”的现实因素有关，甚至于蜀地一时出现“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讥，贵慕权势”的社会风气。“文翁之化”最终能够在蜀地社会和士人中得到广泛认同，不仅有赖于“学官弟子”优厚待遇的巨大吸引力，也得益于司马相如、王褒、严遵、扬雄等一大批受益于“学官”的巴蜀文化名人的社会影响力。

“文翁兴学”对蜀地文化的开创性意义不言而喻。随着后世蜀人对文翁长期的追思缅怀和祭祀崇拜，以致于“文翁兴学”在相当程度上被认为是蜀地摆脱“蛮夷风”、确立华夏文化正统身份的标志性事件，文翁本人“以文化蜀”的儒生形象渐渐深入人心，甚至成为蜀地地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蜀地人民对于文翁的长期追思和祭祀并非仅限于民间，《汉书·循吏传》篇末称：“元始四年，诏书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蜀郡以文翁、九江以召父应诏书。岁时郡二千石率官属行礼，奉祠信臣冢，而南阳亦为立祠。”似乎“文翁之化”“有益于民”的认识，已经上升为具有国家意志的广泛认同。

历代史家和文人多推崇“文翁之化”作为地方良吏典型的模范意义。如《隋书·循吏传》称：“古之善牧人者，养之以仁，使之以义，教之以礼，随其所便而处之，因其所欲而与之，从其所好而劝之。如父母之爱子，如兄之爱弟，闻其饥寒为之哀，见其劳苦为之悲，故人敬而悦之，爱而亲之。若子产之理郑国，子贱之居单父，贾琮之牧冀州，文翁之为蜀郡，皆可以恤其灾患，导以忠厚，因而利之，惠而不费。其晖映千祀，声芳不绝，夫何为哉?用此道也。然则五帝、三王不易人而化，皆在所由化之而已。故有无能之吏，无不可化之人。”卢照邻《文翁讲堂》：“锦里淹中馆，岷山稷下亭。空梁无燕雀，古壁有丹青。槐落犹疑市，苔深不辨铭。良哉二千石，江汉表遗灵。”裴铏《题文翁石室》：“文翁石室有仪形，庠序千秋播德馨。古柏尚留今日翠，高岷犹蔼旧时青。人心未肯抛膻蚁，弟子依前学聚萤。更叹沱江无限水，争流只愿到沧溟。”所谓“无不可化之人”的民生认识和历史经验，值得施政治民者重视。

二、“文翁遣相如东受七经”

文翁与司马相如同为西汉蜀地文化名人，不仅在历史上活动时间极为接近，且均对蜀文化作出了独特贡献。自《汉书·地理志》首倡“文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的文化象征意义，后世多有人以为司马相如“文章冠天下”与“文翁化蜀”有着密不可分的文化联系。郭沫若诗云：“文翁治蜀文教敷，爰产扬雄与相如。诗人从此蜀中多，唐有李白宋有苏。”同为蜀人的陈寿似乎也对班固之说有所引申，《三国志·蜀书·秦宓传》特别提到“文翁遣相如东受七经”一事：

蜀本无学士，文翁遣相如东受七经，还教吏民，于是蜀学比于齐鲁。故《地理志》曰：“文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汉家得士，盛于其世；仲舒之徒，不达封惮，相如制其礼。夫能制礼造乐，移风易俗，非礼所秩有益于世者乎!

明确指出“文翁遣相如东受七经，还教吏民”是推进蜀地学术文化发展，促成“蜀学比于齐鲁”的重要原因。

然而，此说自问世以来争议不断，其疑点之一在于《史记》《汉书》中的《司马相如列传》正文均不载此事。还有学者以为，司马相如在京师为郎当在景帝末，恰与“文翁化蜀”同时，而司马相如于景帝末年已经还蜀，应不可能再有“文翁遣相如东受七经，还教吏民”之事[7]。另据《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他在景帝末年先后以朝廷郎官和梁王宾客身份“得与诸生游士居数岁”，后因失去政治依靠才还蜀。但陈寿所载秦宓之说对后世影响较大。例如，唐人司马贞为《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相如既学”句所作《史记索隐》称：“秦宓云‘文翁遣相如受七经。’”此后如王钦若《册府元龟》、王应麟《玉海》、郑樵《通志》等均采用了《三国志·秦宓传》的说法。还有学者对“七经”之名提出疑问，因西汉只立五经博士，“七经”之说始于东汉，则“文翁遣相如东受七经”之说恐与历史事实不符。由于秦宓在蜀中享有较高的声誉，《三国志》作者陈寿是蜀人，其师谯周年轻时曾师从秦宓，故陈寿把秦宓之信采入《三国志》是很自然的事情。秦宓之说出现于特重经学的东汉末年，关于司马相如形象的描写可能是出于浓厚主观色彩的“重构”。

但值得注意的是，《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提及“事孝景帝”的具体出仕方式“以赀为郎”，在汉代需要达到一定的家庭财产标准。而据其本传，司马相如的家庭出身显然并非豪富之家。人们所熟知的卓文君“夜亡奔相如”的故事有涉及家庭财产的具体情节：“会梁孝王卒，相如归，而家贫，无以自业。……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与驰归成都。家居徒四壁立。卓王孙大怒曰：“女至不材，我不忍杀，不分一钱也。”人或谓王孙，王孙终不听。”所谓“家居徒四壁立”，正是家庭贫穷的生动写照。

《汉书·景帝纪》记载当时选官的具体标准：“今訾算十以上乃得宦，廉士算不必众。有市籍不得宦，无訾又不得宦，朕甚愍之。訾算四得宦，亡令廉士久失职，贪夫长利。”所谓“訾算”，唐人颜师古注曰：“訾，读与赀同。”“訾算”有明确限额，服虔注曰：“訾万钱，算百二十七也。”应劭曰：“古者疾吏之贪，衣食足知荣辱，限訾十算乃得为吏。十算，十万也。贾人有财不得为吏，廉士无訾又不得官，故减訾四算得官矣。”此诏书发布于景帝去世前一年，司马相如“以赀为郎”的时间应当在此前后。但即便以费用较低的“四算”来计，仍然至少需要四万钱“乃得为吏”，如此巨大的花费恐怕不是“家居徒四壁立”的司马相如所能单独承担。故有学者提出，文翁在景帝时可能也私自送人（如相如）往长安受经于官立博士或民间经师。文翁弟子甚多，不是一时一地所遣，司马相如可能是文翁最早私自荐送至京师受经的弟子，而不必是在文翁任蜀守之时。这一观点的可能性应是存在的。有学者还从司马相如的人生阶段分析，认为司马相如在游梁期间并未获得赏识，归蜀后一直心有不甘，故极有可能接受文翁之遣而“东受七经”。总之，“文翁遣相如东受七经”之说不仅见于历代典籍，例如，唐人司马贞为《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相如既学”句所作《史记索隐》称：“秦宓云‘文翁遣相如受七经。’”此后如王钦若《册府元龟》、王应麟《玉海》、郑樵《通志》等均采用了《三国志·秦宓传》的说法。也与西汉“以赀为郎”的史实相符，似不宜轻易否定。

三、司马相如“通西南夷”

“文翁化蜀”这一使得蜀地确立华夏文化正统身份的标志性事件，不仅带有强烈的儒学教化色彩，而且对早期西南丝绸之路开拓具有重要影响。据《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司马相如在朝中任郎官数年，又被汉武帝任命为“通西南夷”的使者：

相如为郎数岁，会唐蒙使略通夜郎西僰中，发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为发转漕万馀人，用兴法诛其渠帅，巴蜀民大惊恐。上闻之，乃使相如责唐蒙，因喻告巴蜀民以非上意。

……

相如还报。唐蒙已略通夜郎，因通西南夷道，发巴、蜀、广汉卒，作者数万人。治道二岁，道不成，士卒多物故，费以巨万计。蜀民及汉用事者多言其不便。是时邛筰之君长闻南夷与汉通，得赏赐多，多欲原为内臣妾，请吏，比南夷。天子问相如，相如曰：“邛、筰、冉、駹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时尝通为郡县，至汉兴而罢。今诚复通，为置郡县，愈於南夷。”天子以为然，乃拜相如为中郎将，建节往使。副使王然于、壶充国、吕越人驰四乘之传，因巴蜀吏币物以赂西夷。至蜀，蜀太守以下郊迎，县令负弩矢先驱，蜀人以为宠。于是卓王孙、临邛诸公皆因门下献牛酒以交驩。卓王孙喟然而叹，自以得使女尚司马长卿晚，而厚分与其女财，与男等同。司马长卿便略定西夷，邛、筰、冉、駹、斯榆之君皆请为内臣。除边关，关益斥，西至沬、若水，南至牂柯为徼，通零关道，桥孙水以通邛都。还报天子，天子大说。

司马相如作为中央派遣的“持节”专使，在西南边疆开发、民族交流和交通探索史进程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不仅提出“复通”西南夷的建议，而且作为首席使臣“建节往使”，其副使明言为“王然于、壶充国、吕越人”等三人。所谓“略定西夷，邛、筰、厓、駹、斯榆之君皆请为内臣。”体现出交通探索和外交实践的成功。“除边关，关益斥，西至沬、若水，南至牂柯为徼，通零关道，桥孙水以通邛都。”则可以理解为部分行政和军事机构已经在西南通路沿线上比较重要的交通枢纽和关隘予以设置。

汉武帝时代因张骞“凿空”西域之功，决策者得以了解更多关于西南通路的交通地理信息。《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了汉武帝因张骞建议，试图开通“西夷西”道路以沟通“大夏”而结成反匈奴军事联盟的外交尝试：

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张骞使大夏来，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使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或闻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国。骞因盛言大夏在汉西南，慕中国，患匈奴隔其道，诚通蜀，身毒国道便近，有利无害。於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使间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国。至滇，滇王尝羌乃留，为求道西十余辈。岁馀，皆闭昆明，莫能通身毒国。

张骞“盛言”“身毒国道便近，有利无害”能够“通蜀”，其信息来源或许得自于往来“西夷西”通路的“蜀贾”，这一民间自由贸易而形成的天然商贸通道，可能早于张骞通西域之前就已经存在。只是由于这一地区纷杂的多民族势力存在，导致“天子”“使间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国”的努力未能获得预期效果，甚至“间出”之汉使往往遭遇“留”“闭”等外交阻碍。司马迁本人也曾有奉使前往巴蜀以南甚至抵达昆明等地区的亲身经历，因此《史记·西南夷列传》中转述张骞关于“西夷西”沿线的民族地理形势，应当大体真实可信。

有学者指出，早期西南丝绸之路开拓过程中使节“留”“闭”现象，尽管在后世看来可能只是西南地区交通发展史上短暂的停顿，但在当时却往往伴随着铁与血的悲壮故事。有关“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使间出西夷西”事迹，《史记·大宛列传》又记作：

天子欣然，以骞言为然，乃令骞因蜀犍为发间使，四道并出：出駹，出冉，出徙，出邛、僰，皆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闭氐、筰，南方闭巂、昆明。昆明之属无君长，善寇盗，辄杀略汉使，终莫得通。然闻其西可千馀里有乘象国，名曰滇越，而蜀贾奸出物者或至焉，於是汉以求大夏道始通滇国。初，汉欲通西南夷，费多，道不通，罢之。及张骞言可以通大夏，乃复事西南夷。

由所谓“复事西南夷”可知，这是汉武帝时代又一次西南通路探索，而此前失败的原因在于“费多”“道不通”。汉武帝“因蜀犍为发间使，四道并出”的外交战略决策，在中国古代交通史、边疆史、民族史及外交史上均有重要意义，也值得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者留意。有关汉武帝开发西南夷的动机及意义，有论者以为“不是纯粹为了西南夷的经济发展”或者“不是为了开发西南夷地区的经济资源”。类似肯定汉武帝时代西南通路的开拓主要出于外交战略与文化交流的意见，或许应当予以重视。

四、司马相如副使“王然于”等人事迹

汉使“四道并出”的记载，似可理解为因出发点不同而相对独立的四条交通线路，即“出駹，出冉，出徙，出邛、僰，皆各行一二千里。”但《史记·西南夷列传》却只留下了“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三位使者姓名，而《史记·大宛列传》所谓“皆各行一二千里”“昆明之属无君长，善寇盗，辄杀略汉使”等记载都表明早期西南通路开拓的艰辛与危险。

司马相如“复通”西南夷的副使“王然于”等人于史书仅见姓名，我们甚至无法确定其具体籍贯及族属。不过从汉武帝“因蜀犍为发间使，四道并出”的记载来看，这几人应当对于处理“西南夷”方向边疆与民族问题具备相当经验。因该地区沿线交通和民族关系较为复杂，《史记·大宛列传》：“天子既闻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属皆大国，多奇物，土著，颇与中国同业，而兵弱，贵汉财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属，兵彊，可以赂遗设利朝也。且诚得而以义属之，则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所谓“重九译”，《史记正义》：“言重重九遍译语而致”。可以看到在汉文化向周边传播与扩张的过程中，相关翻译人员即“译”的历史作用。作为司马相如助手的“王然于”等人，或许也曾扮演了类似的历史角色。

汉代涉外机构的属官设置可见“译官”之名。《汉书·百官公卿表上》：“典客，秦官，掌诸侯归义蛮夷，有丞。景帝中六年更名大行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鸿胪。属官有行人、译官、别火三令丞及郡邸长丞。”“典属国”也有“九译令”等属官。自张骞“凿空”西域后，西域各国无论国家大小、人口多少，均设置有“译长”一职。人口规模较大的龟兹国，“译长”有四人之多。而仅有二十七户的“单桓国”，也设有“译长”一人。《汉书·西域传下》总结称：“最凡国五十。自译长、城长、君、监、吏、大禄、百长、千长、都尉、且渠、当户、将、相至侯、王，皆佩汉印绶，凡三百七十六人。”关于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的副手堂邑父，《史记·大宛列传》曾明确提及其族属及特殊技能：“堂邑父胡人，善射，穷急射禽兽给食。初，骞行时百余人，去十三岁，唯二人得还。”类似由当地少数民族担任向导和翻译任务的情形，可能在早期丝绸之路开拓进程中较为普遍。

费孝通先生在民族学界的长期研究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民族走廊”概念，在这种走廊中必然保留着民族或族群众多的历史与文化积淀。《后汉书·马融传》言及先王文化成就，曾有“明德曜乎中夏，威灵畅乎四荒，东邻浮巨海而入享，西旅越葱领而来王，南徼因九译而致贡，朔狄属象胥而来同”之语。李贤注引《西河旧事》曰：“九译谓九重译语而通中国也。”郑玄注：“通夷狄之言者曰象胥，其有才智者也。此类之本名，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此官正为象者，周始有南越重译来贡献，是以名通言语之官为象胥。”体现出对外交往与文化传播中“译”的重要作用。所谓“九译”可能并非实指，而是重重转译之意。王子今先生认为：“在理解汉代‘大一统’意识成熟和普及的文化条件的基础上关注‘重译’现象，应当是适宜的。”所谓“九译”“重译”记录，似乎也可以理解为华夏文化扩张达到空前规模所产生的一种文化自信现象。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考察早期西南丝绸之路开拓过程，不应忽视使节团成员的文化素质与相关翻译人员即“译”的历史作用。这一文化现象的出现，又是以“文翁化蜀”后相对普及的文化条件为基础的。由此也可体现“文翁之化”余风流韵不仅泽及汉帝国的西南地区，而且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凝聚过程，以及东亚乃至世界文化交流的历史进程也有着深广的影响。

作者简介：李斯，湘潭大学碧泉书院历史系讲师，历史学博士，湘潭大学民族地理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秦汉史与民族政治地理。

文//来自于《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8年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