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继和：徐中舒先生的“两论”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巴蜀文化研究热潮的兴起（一）

一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巴蜀文化研究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迥然不同于1949年以前，在质和量两方面有三点显著变化：

一是研究观念、研究视野与研究方法有质的变化。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成为史学研究的指导思想，不少学者在研究地方史包括研究巴蜀文化史时，努力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特别是当时四川史学界的前辈几乎都很认真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古代社会的理论，例如，马克思关于美国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的摘要，恩格斯据此书写出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用以指导自己关于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史的研究。早在此前的1930年代时，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就宣称要用恩格斯的“起源论”来指导写书，“考验辨证唯物主义的适应度”，要写出恩格斯没有写出过的“下半页”——“关于中国古代社会文化的研究”。新中国成立后，巴蜀研究方面的老学者，实际上正是在做郭沫若所宣示的撰写恩格斯“起源论”缺乏东方中国一页的“续编”的工作。在政治运动繁多的情况下，他们仍坚持着古代历史和巴蜀历史的研究，思考着如何运用马恩的思想和理论。以吾师徐中舒先生为例。他师承王国维关于“取外来观念与本国固有材料之结合；取地上文献与地下文物之结合”的“二重证据法”，提出并运用文献、考古与民族资料相结合的“多重证据法”研究古巴蜀文化史。同时，还努力学习恩格斯的理论，在1960年代初，他写出了“论自然经济、阶级和等级”的论文，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来分析西周封建领主制社会问题。他在上世纪80年代为李绍明、冉光荣、周锡银所著《羌族史》作序，提出古代巴蜀女国、附国甚多，其文明的传承，证明不仅父系氏族制社会产生文明和国家，母系氏族制社会一样会过渡到文明并产生国家。这一创新性理论观点，即酝酿于他在上世纪50—60年代对恩格斯“起源论”的学习与研究。今天看来，中舒先生的研究，确是在向着以中国古代文明史填补恩格斯“起源论”下半页“关于古代东方社会的空白领域”的研究路径开拓道路，荜路蓝缕，努力前行。他用这样的创新理论研究巴蜀古史，不论今天如何评价，都是巴蜀研究发展史上的笫一次，至今还需要我们沿着这个研究思路继续开拓下去。

新中国建立前与建立后，关于巴蜀文化研究在历史观方面的巨大变化，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至今尚未引起学者的问题意识的关注。徐中舒先生在1940年3月即发表了《古代四川之文化》，先于卫聚贤《巴蜀文化》论文之前，是最早研究巴蜀文化的学者之一。他后来在1959年发起关于巴蜀文化学术研讨热潮，第一个写出并发表了《论巴蜀文化》论文。从新中国建立前后这两篇论文，可以看出他的史学观的巨大变化，这也是巴蜀文化研究两个发展阶段不同性质的标志。

二是1949年以后的巴蜀文化研究工作出现了新重点，这便是有关巴蜀的民族研究和田野调查的兴起。

这首先是由于新中国建立后国家关于民族识别的急迫需要。从1950年代初起，国家和省一级民委机构系统地组织和开展了西南少数民族现状和历史的调查工作，其中主要内容是调查民族社会状况与民族文化状况。当时由于“人类社会学”已经在高校被禁止列为课程，一批老学者，如著名的人类学家李安宅、夏征农、于式玉等先生不再教课，而转入了民族学的田野调查与研究。与此同时，一批年轻的新学者，如李绍明、陈家祥、曾文琼等也参加了民族调查队伍。他们做了大量西南民族文化资料积累的工作，奠定了新中国民族研究事业的基础，同时为新中国民族划分，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一时期留下了大量各个民族的原始调查资料，其中包括社会与阶层关系、文化习俗与民族特色、独特风习、独特经济关系等等。由于这些资料是当时状况的实录，所反映的历史与现实状况又具有活态性，稍纵即逝，因而留存至今，就成为十分珍贵的原生态史料。这一时期的民族研究论文也不少，反映了这一阶段民族研究的巨大收获。徐中舒先生作为四川大学历史系主任对民族田野调十分重视，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是从1950年代起，巴蜀研究出现重考古发掘与考古研究的趋向，一直继续到上世纪80年代始有改观。突出反映在研究论文数量上的变化。上世纪50至60年代发表的巴蜀文化论文总量是超过上世纪40年代的，但其主要内容是考古发掘报告及其研究，而有关巴蜀文化的历史文献与历史研究的论述则数量较少。

二

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有关巴蜀考古发现与研究的情况，主要有：

一，成渝铁路、宝成铁路修建中的巴蜀考古遗址和遗存的发现。其中，特别重大的是1950年代初修筑成渝铁路时在资阳鲤鱼桥关于“资阳人”头骨及其周边石器时代遗存的重大发现。“资阳人”经后来考古学家若干次科学测验，定为四万年前原始人的遗骨，代表着原始人转变为真人（智人、能人），人类开始出现思维和智慧的时代，有极大的学术价值和文化价值。当时“资阳人”的发掘由著名学者兼新闻人张圣奘先生主持，邓小平高度关注，曾做专门保护的指示。后来又经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裴文中先生等专门加以研究。

二，四川船棺葬、石棺葬的发现与研究。1954年在巴县冬笋坝和昭化县（今广元市昭化区）宝轮院同时发现战国至西汉时期的船棺墓葬区，这是属于巴人的船棺。但后来又在蒲江、绵竹等地多处发现，同一时期的柳叶形铜剑也在芦山县发现。这是属于蜀人区域。这些发现与发掘，引起了关于船棺葬性质、族属、地域、习俗和文化内涵的热烈争论。是巴人的习俗，还是蜀人的习俗，或是巴蜀人共同的习俗，成为该争论的热点。冯汉骥、王家祐、杨有润等先生在1958年发表了《四川古代船棺葬》的论文，探讨了巴文化地区战国至西汉的船棺葬文化。1960年由四川省博物馆发表了《四川船棺葬发掘报告》，探讨了巴人船棺等五类墓葬。出土器物中有关铜剑上手心龙虎纹的发现，成为巴文化的重要象征。关于石棺葬文化，李绍明先生在1950年代最早发表了关于理县石棺葬的报道。以后冯汉骥先生以及童恩正、林向等先生在1960年代相继发表了有关岷江和杂谷脑河流域有关石棺葬的调查和研究成果。1950年代至1970年代关于船棺葬、石棺葬的调查和研究，开启了上世纪80年代石棺葬、船棺葬研究的热潮，吸引了不少学者参与研讨，出现了专门论著。

三，成都羊子山春秋至西周土台遗址的发现与清理，为古蜀杜宇时期蜀文化研究露出了曙光。羊子山172号墓的发掘是1956年进行的，与此同时，在该地区发现许多蜀人墓葬，出土器物以青铜玉器方扣与圆扣、漆器以及玉器等为蜀文化特征。到1980年代，这块地域还陆续有发现，是成都地区新石器时代直至西周时代古蜀国文化的考古发现，具有极大研究价值。

1961年王家祐先生最先探讨彭县（今彭州）濛阳镇竹瓦街窖藏铜器。其中牧正父己觯与覃父癸觯，经徐中舒先生考订，是蜀人参加武王伐纣的遗物，表明蜀与殷、周中原文化，早有联系。

四，这个时期关于成都青羊宫战国遗址夹砂粗褐陶器的发现，特别是卜甲、卜龟的发现，表明蜀地盛行卜算文化。成都南郊遗址发现战国陶器、兵器以及西周铜罍；成都百花潭战国时期嵌错宴乐水陆攻战图象铜壶的发现、郫县红光公社战国铜器，特别是有蜀人文字的铜戈与印章的发现、芦山县战国时期古蜀铜剑与印章的发现，乃至甘孜铜器的发现，特别是川东地区和川西地区铜戈铜剑等多处的发现；涪陵小田溪战国土坑墓的发现，其中虎纽铜錞于乐器与错金铜编钟14枚、以及柳叶形剑等遗物，对研究巴文化特征有极大价值。铜兵器中还出现秦始皇二十六年蜀守武造的铜戈，刻有工匠名，均有价值。由这些多地多特色战国铜兵器考古发现，开始了巴蜀戈与巴蜀剑的特征的研究。此外，成都天回山战国土坑墓及陶器与铜兵器的发现，新繁水观音殷末周初遗址四个地层中打制石器、磨制石器、陶器、铜器层叠式出现，是值得研究的重要文化现象。需要特别提出的是这一时期关于广汉三星堆区域，如月亮湾、真武宫一带，陆续有发现，这些遗址多位于鸭子河、马牧河台地上。这些发现为1980年代三星堆的惊世考古发现奠定了基础。加上汉代石刻、汉隶、碑记等记载与研究，再加上唐以后文物，如宋代苏适墓志、明代洪雅九胜山明墓为代表的唐宋明清的考古发现，还包括川东地区涪陵白鹤梁石鱼的调查与研究，梁平播州营石刻研究等题材，兼及于台湾《四川文献》在1960年代登载的綦江汉隶字碑和蜀儒陶闿士、胡俊等墓志……所有这些考古发现与研究，呈现出1950—1970年代巴蜀考古文化一枝独秀、异彩纷呈的面貌。当然，大量考古发现还待上个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但1950—1970年代巴蜀考古一枝独秀的情况，确为1980年代以后巴蜀考古崭新面貌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中舒先生在这一时期直接写的巴蜀考古的论文不多，但他对考古发掘工作十分重视，凡有关考古遗存的研讨都有他的参与和指导，他对当时四川文物考古的指导性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尤其是当时考古发掘考释的关键性问题，都是他在思考和解决。如：巴蜀与武王伐纣的相关器物、巴蜀楚特殊关系的器物铭文，对巴蜀图语与纳西东巴经文字的比较研究等问题，他都是带头首创性的考释、考订与研究，始终是站在考古学前沿的，起着引领学术潮流、建设巴蜀文化研究学科的领军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1950年代至1970年代的巴蜀考古研究一个重大贡献是为确立巴蜀文化发展谱系及其文脉和内涵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一时期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加上1980年代以后的大量发现，使巴蜀文化研究界有可能构建起巴蜀考古发展系列的完整链条。同时构建起从三星堆到彭州濛阳镇竹瓦街，到新都马家大墓，再到郫县犀浦，直到金沙遗址、商业街战国开明时代船棺葬遗址、城内指挥街遗址等等地点形成的一条不同时期古蜀文明发展的中轴线，即“古蜀文脉”的清晰线索。这种巴蜀文化考古发展体系的构建工作，都离不开中舒先生的贡献与思考。

1950年代、1960年代有关巴蜀文化的研究就是在上述四方面成果累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期间最大的学术亮点是在1959年至1962年间四川学界出现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发动的巴蜀文化百家争鸣的讨论热潮。这个热潮的发动者、弄潮者和领军者就是中舒先生。不过，这个热潮只持续了近三年，即又走向沉寂。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直到1970年代末，就几乎没什么研究论文了。

1959年徐中舒、蒙文通、缪钺、冯汉骥、任乃强、邓少琴等先生发起了新中国建立后的第一次有关巴蜀文化研究的学术讨论。徐、蒙、缪等先生均写了研究论文。在这些研究论文基础上于1960年由四川大学历史系组织了第一次“巴蜀文化学术讨论会”。在会上，徐（当时系四川大学历史系主任）、蒙、缪（当时系四川大学历史系古代史教研室主任）等先生互相辩难，各抒己见，形成了“鸣巴蜀之盛”的百家争鸣胜况。他们对巴蜀文化，尤其是古巴蜀文化做了深入的研究，各自阐述自己的研究观点并互相切磋辩难。这两年间有关巴蜀文化研究的成果构成新中国建立以来第一个巴蜀文化研究热潮，比抗战时期卫聚贤、顾颉刚、徐中舒、郑德坤等先生发起的巴蜀文化研究的初步热潮，规模更大，更有深度。审视这次热潮中出现的观点慧颖、史料丰实的成果，其对后来的巴蜀文化研究事业和研究队伍的发展，所起的奠定研究史料之基、引领综合总体研究之先、示以研究来呈大方向的巨大作用，确实不应低估。这一阶段的众多研究成果是现代巴蜀文化研究发展史上又一个阶段性标志的里程碑。

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谭继和，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文//来自于《中华文化论坛》2019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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