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驳投降论：我儿子都被蒋介石杀了 投降他吗

核心提示：陈独秀曾经对濮清泉（濮德治）说：第五次代表大会，自己成为众矢之的，大家骂我是“右倾”机会主义、投降主义，我投降了哪个？蒋介石把延年、乔年都杀了，我投降他吗？汪精卫高唱：“革命的到左边来，不革命的滚开去。”不仅我以为他是“左派”，连斯大林也认为他是“左派”。

陈独秀痛失两个爱子 后又被捕入狱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陈延年、陈乔年相继被国民党杀害。陈延年和陈乔年于1922年6月至1923年先后赴法国勤工俭学和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陈延年曾先后任中共广东区委组织部长、区委书记，中共江浙区委书记，江苏省委书记，1927年6月29日牺牲时，年仅29岁。陈乔年先后任中共北京地委组织部长、北方区委组织部长，中共湖北省委书记，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等职。1928年1月19日牺牲时，年仅26岁。大半年时间内，陈独秀痛失两个爱子，身心受到巨大摧残。

陈独秀曾经对濮清泉（濮德治）说：第五次代表大会，自己成为众矢之的，大家骂我是“右倾”机会主义、投降主义，我投降了哪个？蒋介石把延年、乔年都杀了，我投降他吗？汪精卫高唱：“革命的到左边来，不革命的滚开去。”不仅我以为他是“左派”，连斯大林也认为他是“左派”。

1929年11月5日，陈独秀被开除党籍。在这期间，陈独秀逐渐接受了苏联托洛茨基的观点，对共产国际的独裁专制颇为不满，办刊物、写文章声明中国的问题应该由中国人自己研究解决。

陈独秀虽被开除党籍，但他并未放弃信仰和追求，并且坚决反对南京国民党政府的黑暗统治。

1932年10月，在上海家中，国民党以“危害民国罪”为名将陈独秀逮捕入狱。

陈独秀是被费克勤出卖被捕的。上海市长吴铁城获悉后立即电告南京政府，蒋介石电示称陈独秀系危害民国罪，应交法院审判，将其押解南京军事法庭审判。

1933年4月14日，江苏省高等法院开始公开审理陈独秀的案件，指控他“危害民国”。陈独秀大声抗辩：“我只承认反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却不承认危害民国，因为政府并非国家……孙中山、黄兴等曾推翻满清政府，打倒北洋政府，如谓打倒政府就是危害国家，那么国民党岂非已叛国两次？”旁听席上传出一阵哄笑。

陈独秀的辩护律师是他的好友章士钊。章士钊引经据典、长篇大论，并以陈独秀被中共开除党，成为托派为辩护的基点，指出陈独秀“国民党取掎角之势以清共也”。

陈独秀听罢立即起立声明：“章律师之辩护全系其个人之意见，并未征求本人同意……本人之政治主张，不能以章律师之辩护为根据，应以本人文件为根据。”让章士钊尴尬难堪的“本人文件”即是《辩诉状》。

陈独秀在国民党监狱中的日子

为了应付这次审讯，陈独秀早在2月2日就写好了《辩诉状》。这份文件从法理上将国民党政府与国家作区别，称“国民党才是‘危害民国者’”，国民政府是“误国政府”，这样的政府如不早日下台，“则必定会丧失国家前途”。他始终不承认自己已经偏离了共产党背弃了自己所信仰的主义，他认为自己是党内反对派，即他的诗中所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

陈独秀和章士钊的辩诉，纵然有理有据，法院还是按着当局的旨意判处陈独秀有期徒刑13年，剥夺公民权15年。宣判完毕，陈独秀当场大声抗议：“我是叛国民党，不是叛国！裁决不公我要上诉！”

事后，老友柏文蔚曾对陈松年说：“你父亲老了还是那个气，想当英雄豪杰，好多朋友想在法庭上帮的忙也帮不上。”

当时陈独秀已经53岁，这也是他一生之中第五次被捕入狱。

不过，党史学界对陈独秀一生被捕的次数有四次和五次之说，陈长璞取信的是“五次说”。争议的是1913年7月的第一次被拘是否算被捕。陈独秀时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协助都督柏文蔚参加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却因柏文蔚部下胡万泰叛变而失败，在途经芜湖时被驻军在此的龚振鹏“绳绑”。《陈独秀大传》著者任建树认为，“被捕是司法术语，而这次陈独秀被龚振鹏从座上客捆绑起来，与政权机关捕人性质不同”。所以他采信“四次之说”。

1934年，陈独秀在狱中作诗《金粉泪》56首，诗中以翔实的历史，借古讽今，抨击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四大家族的黑暗和腐败统治，他在诗后落款则用“所谓民国二十三年”；在狱中为刘海粟大师《古松图》的题词：“黄山孤松，不孤而孤，孤而不孤，孤与不孤，各有其境，各有其图，此非调和折中与孤与不孤之间也”及“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1937年应上海一位知名绅士甲原先生之请，陈独秀题词：“公理没有强权，便是无力的废物，强权不讲公理，终于崩溃”。在陈长璞看来，爷爷的个人魅力及革命决心在这里可以显露出来。

在狱中的陈独秀迎来了许多国民党政要，他们以老朋友的身份劝其悔过，职位高的予以传讯，职务低的前往探监。1932年10月25日，军政部长何应钦传讯。陈独秀称之为“半谈话半审问”，听了陈独秀对时局的看法和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劝其同政府合作，会见后还向陈独秀“索书纪念”。此后，北大校长蒋梦麟、教育部次长段锡朋、铁道部长顾孟余，以及陈公博、徐恩曾等先后前来“探监”，条件是只要写一个悔过书，就可以自由，但都是悻悻而归。

鲁迅评价陈独秀说：“假如将韬略比做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几支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

“我本无罪，悔悟失其对象”

1937年，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国民党释放政治犯，陈独秀于当年被南京高等法院提起释放，他在狱中被关押了五年。1937年8月21日，司法院下发了陈独秀减刑的公文，称：“该犯入狱以来，已逾五载，近以时局严重，爱国情殷，益深自悔悟……将该犯陈独秀原处刑期减为执行有期徒刑五年，以示宽大。”陈独秀对这一说法非常生气，出狱以后立即给《申报》编辑部写信：“谓我‘爱国情殷，深自悔悟’，爱国诚未敢自夸，悔悟则不知所指……我本无罪，悔悟失其对象，罗织冤狱，悔悟应属他人。”

出狱后，老友胡适劝他去美国做“寓公”，蒋介石请他出任国民党劳动部长，均被他拒绝。国民党政府又出资10万元请他另立“共产党”，参加国民政府，陈独秀未被利诱。

蒋介石让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陈果夫出面，请陈独秀当劳动部长，以每年10万元经费和国民参政会5个名额为筹码，由国民党中央秘书长朱家骅出面，要陈独秀组织一个新的共产党。陈独秀听后表示：“蒋介石杀了我许多同志，还杀了我两个儿子，关了我5年牢，我与他不共戴天，现在大敌当前，国共合作，既然国家需要他合作抗日，我不反对他就是了，要我组织新共产党，要我参加政府，真是异想天开！”

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根本的转变。陈独秀出狱后，审时度势，批评了托派的极“左”主张，宣布与托派决裂，拥护国共合作，拥护中共的抗日纲领，积极投入全民族抗战行列。

陈独秀出狱之时，日军正在进攻上海。上海的托派有人要陈独秀去上海重振“党组织”。陈独秀说：“我的意见，除陈独秀外，不代表任何人。我要为中国大多数人说话，不愿为任何党派所拘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