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台说史·二战日军被何力量阻挡攻势 无法攻入四川

1938年10月，经过四个月的苦战，日军攻占了国民党的临时首都武汉，国民政府随即将陪都迁往重庆，四川从此成为全国抗战的大后方。此时的形势对日军来说看似一片大好，为何他们不一鼓作气攻占四川，消灭国民党政权呢？

速战速决战略的破产

“七七事变”爆发后，平时只保有17个常备师团约25万人的日本陆军，惊讶地发现自己狂热而盲目地投入到一场看不到尽头的全面战争中。起初，国军羸弱的战斗力完全不被日本人放在眼里，虽然国军各路人马人多势众，但普遍训练不佳、装备低劣，战斗力贫弱，日本军部认为以一部分陆海军就足以应付。日军常常以少敌多还能不落下风，一个千人上下的日军步兵大队就足以同人数数倍于己，拥有数千兵员的国军步兵师抗衡，以致于陆军大佐服部卓四郎在《大东亚战争全史》中这样自夸道“历年的行情，概系日军以一个大队对付中国军一个师，而绰绰有余”。

奔赴抗日前线的国军将士

战力虽然不够看，但中国毕竟有着辽阔的国土，体量摆在这里。如果同中国发生冲突，一旦陷入持久战，对国力有限的日本而言是绝对不利的，必须迫使国民政府迅速屈服，缔结对日本有利的条约方为制胜之上策。因此，即便与中国发生冲突也必须控制在局部战争的规模，绝不能与中国爆发全面战争，避免消耗过多的国力。

淞沪会战迫使日军进一步深入中国战场

淞沪会战打破了日军大本营的迷梦，一场本以为可以迅速解决的战斗变成了持续三个月之久的苦战，经过前后三次增兵，日军方才集结了约十个师团的兵力击溃了国军，攻占了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这对下定决心抗战到底，以空间换时间的国民政府而言并未起到太大作用。持不扩大方针的日军大本营不肯放弃到手的战果持续增兵，至1938年已在中国大陆投入了约15个师团的兵力，在攻占南京、太原等重镇后，又相继发起了徐州会战和武汉会战，占领区虽不断扩大，但兵力却日渐捉襟见肘，以致于留置于后方要点的兵力都非常不足，占领区的治安严重不稳。由于兵力不敷使用，日军几乎完全丧失了发起大规模进攻的能力，在此情况下，一鼓作气继续进攻四川无异于天方夜谭。

盘踞在北方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长期以来，日本陆军的主要假想敌就是苏联。九一八事变后，侵占了我国东三省的日本帝国，和新生的苏俄政权在北方有着宽广的边境线。苏军在两个五年计划的支持下，军备更新速度不断加快，成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陆军强国。

军事实力不断膨胀的苏联，在远东的兵力和装备也不断充实，至1936年已达到29万人之多。相比起来日军只有五个师团、两个混成旅团、三个骑兵旅团、三个独立守备队构成的八万人马，实力仅有远东苏军的三分之一，完全不够看。为此，日军不得不努力加强关东军的实力，确保不在中国大陆投入过多的力量，以免削弱对苏战备。

然而计划赶不上变化，“七七事变”的突然爆发打乱了日本军部的节奏，为了迫使国民政府求和，日军在来不及完成总动员，没有转变为总体战体制的情况下就匆匆投入了中国战场。日军上下认为凭借自己远强于国军的战斗力，定能迫使国民政府迅速屈服。然而随着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日军很快发现自己低估了国民政府的抵抗意志，本以为可以迅速解决的事变变成了持久战，辽阔的中国大陆像海绵一样抽干了日本陆军的兵力，却未能迫使国民政府签订城下之盟。

结束一场战争远比挑起一场战争要来的容易，高悬在满洲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却无法让日本在中国大陆投入更多的力量放手一搏，满洲是日本人好不容易得来的一块宝地，工业、农业均很发达，被日本政府蛊惑来此定居生活的日本侨民很多，这里作为日本帝国的生命线，绝不容有失。由于在中国大陆投入的兵力太多，日军在满洲的兵力只能维持在二十个师团以内，无论在质量上和数量上与对面不断增加的苏联远东军相比均处于下风。

日军在诺门罕战场同苏军血战

就在日本陆军陷入中国战场泥潭的同时，日本与苏联在满蒙边境地区的冲突不断激化。日军在诺门罕一战遭到苏军沉重打击大败而归，促使日军大本营不得不从大陆战场抽调部分兵力和装备充实关东军的实力。此后，关东军的兵力长期保持在14-25个师团防备苏军的进犯，苏联远东军始终牵制着日军很大一部分力量，使日军未能在中国大陆全力以赴。

战后，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纂的《支那事变陆军作战史》中，日军承认未能解决“支那事变”是“出于对苏作战的考虑，没有断然投入足够的兵力，固然也是一个原因，但在装备方面，不论在质上还是量上都表现了不足”。

多线作战力有未逮的日军

1942年，侵华战争进入第五个年头，自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在东南亚战场势如破竹，迅速席卷了大半个西太平洋，菲律宾、马来半岛、荷属东印度、关岛、婆罗洲、香港、俾斯麦群岛相继落入日军之手。同时，早在1941年6月22日，纳粹德国大举进犯苏联，苏联无暇东顾，日本在中国北方受到的压力顿时一轻。此时中国沿海港口已全被日军封锁或占领，又被日军切断了极其重要的外援通道-滇缅公路，日军大本营认为已持续失血的国民政府已崩溃在即，总算看到了解决“支那事变”的胜利曙光。

1942年是日本帝国势力范围最大的时期

为了彻底击溃国民政府，日军开始酝酿一场大规模的攻势，迫使国民政府屈服，日军华北方面军副参谋长有末精三提出实施西安作战，代号“五十号作战”，计划动用6个师团、2个混成旅团、骑兵第四旅团、坦克第三师团共计约15万人，渡过黄河歼灭西安附近的国军主力，占领西安、宝鸡附近要地。经过对该计划的研究，日军上下都认为，仅仅实施这个计划不过是离目标更近一步而已，无法彻底解决“支那事变”，因此更加规模庞大的作战计划出炉了，那就是进攻四川，代号“五号作战”，按照这个计划，日军在攻占西安后，再兵分两路从西安、武汉出发进攻四川，占领重庆、成都等四川要地。

为了实现这个计划，日军计划动用16个师团、2个混成旅团以及2个飞行师团作为进攻的主要力量，同时为了确保占领区的治安，还需要保有16个师团、14个独立混成旅团组成的守备部队，如此一来在中国大陆的兵力将达到惊人的约40个师团，兵力从61万增至97万，为此甚至不惜从关东军、朝鲜抽调18万人，从本土抽调12万人，从太平洋战场抽调6万人。

一号作战发动前大陆战场的态势

如此惊人的作战规模已超过了1944年日军意图打通大陆交通线而发动的“一号作战”（又称打通大陆交通线作战），在51万日军的猛攻下，国军一溃千里，难以想象日军如果发动规模惊人的“五号作战”，国军是否能够凭借天险阻挡日军的进犯。

好在天不遂人愿，战线拉得太长的日军已顾此失彼，南太平洋战场形势的迅速变化再次打乱了节奏。1942年8月，美军大举登陆瓜达尔卡纳尔岛，吹响了太平洋战场上反攻的号角，战至当年10月，日军老牌劲旅第二师团在瓜岛上发起的进攻再次遭到了挫败，迫使日军大本营将注意力转移到南太平洋战线上来。为了扭转战局，日军大本营与支那派遣军第一课宫野高级参谋进行了磋商，认为一旦南太平洋以及其他方面遭到严重反攻的情况下，“可能进一步从中国抽调兵力和资材”。“鉴于全面形势的发展变化，尤其是船舶以及国家物资动员（预想的军需物资获得数量激减）情况，估计在昭和十八年难以实现”。就全军情况而言，在相当时期内，“不仅不能向中国增派兵力，相反，将来有可能不得不将部分兵力、资材调往其他方面。”日军大本营很快下达了将第六师团转用于南太平洋战场的命令。

当年12月，日军参谋总长杉山元向天皇上奏表示“鉴于帝国内外的形势，尤其是苏德战局的发展，南太平洋的战况，以及国力、特别是船舶等情况，看来昭和十八年实施实施此项作战，无论从战争指导，或从作战的见地来看，目前都是不可能的。因此准备下达指示中止此项作战的准备工作”。

至此，日军最后一次试图消灭国民政府的尝试就此告终。虽然1944年日军发动了堪称侵华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一号作战”，但其目的也仅仅是打通通往东南亚的陆上交通线，将中国大陆占领区同东南亚占领区连成一片而已。

非不为也，实不能也。日本毕竟是个资源和国力都有限的小国，受制于有限的国力和自身体制，日军始终未能脱离局限以及世界局势的变化，无法在大陆战场全力以赴，彻底征服中国对日本人而言终究不过是黄柯一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