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年周恩来打断医生:别绕圈子 是不是怀疑我长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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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年周恩来打断医生:别绕圈子 是不是怀疑我长瘤了

2019年05月12日 09:05:34
来源:顾保孜

原题:周恩来打断医生:“别绕圈子了,是不是怀疑我长瘤了?”

1972年5月12日,是周恩来总理开始与膀胱癌抗争的日子。今又到了这个日子,尽管岁月已经过去了整整47年。再看往事,依然感到隐隐心痛……如果岁月可以倒流,如果这个病不是发生在周总理身上,那么结果还会是这个结果吗?可是这个世界上只有结果而没有如果!

尼克松总统走后两个多月的一天清晨,这天日历上印着1972年5月12日。清晨,保健医生张佐良从周恩来的卫生间取走了一个用肉眼看不出任何变化的尿检小玻璃瓶。

这是保健医生按照惯例,一个星期要为总理作一次大小便检查。

这一天,周恩来起床洗漱,简单早餐后,照例来到他在西花厅后院的办公室里,头一天没有看完的文件还要继续批阅。他在一堆文件里看见一份中共浙江省委关于副省长冯白驹的病情报告,他心里有些隐痛。这位被他誉为“琼崖人民的一面旗帜”的老将军在“文革”中挨整,身体与精神上受了很大折磨,现在又得了前列腺癌。

“文革”以来,像冯白驹这样挨整直到患上癌症的老干部还有很多,但只要周恩来知道,他都会尽全力为其解脱政治审查的精神枷锁,让他们有一个较为宽松的治病环境。

周恩来心情沉重地在冯白驹治病的报告上批道:“冯白驹同志如患癌可进到北京日坛医院来治,其夫人同来。”他写完批示,心里还有些不踏实,又拿起电话给中办负责人,嘱咐中办将他的批示快一些转告浙江省委,不要因为报告“例行公事”而耽误了老将军的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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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周恩来尽力挽救别人生命之时,他自己的生命信息也传递出了令人不安的信号,命运之神向他亮起了红灯。

第二天,周恩来的化验结果送到了保健医生手里。张医生一看化验单,不由得心一沉——4个红血球!这就是说,显微镜下的每个高倍视野就有4个红血球!

北京医院是张医生供职的单位,如果是平时他在北京医院门诊坐诊,这4个红血球对诊断疾病是没多大的临床意义的。但现在不同,他手里的尿检报告是来自一国总理体内的信号。他不能侥幸,但也不能紧张,更不能马上就声张,以免造成大家的紧张情绪,干扰总理的工作。他连邓颖超大姐也没有告诉,而是悄悄给协和医院泌尿专家,也是负责中南海领导人保健工作的主治医生吴阶平打了个电话,报告这一情况。

吴阶平一听,也觉得必须警惕。为慎重起见,他让张医生再多取几次尿样,以便进一步作病理化验。

吴阶平放下电话,他的心收紧了。周恩来总理是他最为熟悉也最为信服的人。从五十年代起,他就和周恩来有过很多交往。周恩来十分赏识并信赖吴阶平高超的医疗水平,曾多次派他主持完成国内外重大特殊的医疗保健任务。比如在1962年,周恩来得知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因肾结石导致左肾功能障碍,可能要进行切除手术。他对苏加诺说,我们国内有很好的泌尿专家,我派他去给你看看,尽量不要手术切除。于是周恩来让吴阶平带着中国医疗组去了印度尼西亚,经过4个月的努力,吴阶平终于让苏加诺的左肾恢复了功能。为此,苏加诺总统和夫人感激万分,不仅设宴欢送中国专家,还给吴阶平授予印尼国家二级勋章。从此,吴阶平在苏加诺眼睛里,成了包治百病的全科神医,就连伤风感冒头痛脑热什么的,也要把吴阶平从中国请去治疗一番。吴阶平后来又多次被周恩来派出国,为一些国家元首治愈了泌尿系统的顽症。吴阶平这下名声大震,真成了 “国际保健医生”。

此时吴阶平多么希望周恩来接下来的检查,各项指标能和以前一样,属于正常范围内,那4个红血球只是一次意外的出现。

按照吴阶平的要求,张佐良医生还要再给周总理取尿样。但他面对常规检查中最简单的取尿样,却犯了难。

张佐良做周总理的保健医生快十年了,十分了解周恩来的脾气。总理每做一件事情都非常认真仔细,不仅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如果刚作了常规检查,又叫留尿样化验。总理一定会用疑惑的目光看着他,然后仔仔细细问个明白;要是他理由不充分,总理会毫不犹豫加以拒绝的。

为再次争取总理的配合,保健医生苦苦想了一天,为4个红血球的出现想了5个理由来说服总理再作进一步检查:第一可能是血管硬化,毛细血管渗血;第二是尿路结石,摩擦出血;第三是膀胱有炎症;第四是尿道血管畸形;第五是膀胱里长良性瘤子。那么第六⋯⋯也是最后一个理由,但他不会说出来,因为这也是保健医生最为担心的──癌!

张医生为完善这5个理由,又去找了邓颖超大姐,听取她的意见,以便说服总理的理由再充分一些。被工作人员称为邓大姐的邓颖超,在大家心目中,就是总理的第一道“安全检查哨”,大事小事总是先和邓大姐商量,取得一致意见后,大家再去执行实施,这样不仅减少打扰总理的时间,也缩短总理了解与适应的过程。

毕竟邓颖超的母亲是一个中医,邓颖超从小就熟悉并谙熟中医,以前她常请老中医给周恩来看病开药方,她本人也是常年吃中药调养身体。当她知道周恩来尿检发现4个红血球,并不感到紧张,她觉得张医生这5条理由有足够的说服力,周恩来一定会配合的。她为张医生能一次取样成功,还特地了解了这几天总理的日程安排。

5月14日—18日,索马里最高革命委员会主席西亚德率代表团来华进行国事访问,那么周总理可能14日上午还在西花厅办公,以后的几天恐怕再难有机会听医生一条条地解释取尿样的理由了。

张医生按照这个时间点,14日一早就在西花厅等候,果然周恩来在西花厅办公室里办公已达10多个小时。正好,张医生趁给总理送药的机会,劝总理休息一会儿。他知道总理心脏不好,这样劳累是不行的,也借此将需要再次进行尿检的事情报告总理。

周恩来看见张医生进来送药,只是机械性地抬起疲倦的脸庞,取下老花镜,接过药和水杯,一口把药吞下,然后又把老花镜戴上,继续埋头批阅文件,下午他就要去人民大会堂迎接外宾,可他的办公桌上的文件仍然堆积如山。张医生见状,有些发毛,心脏不由得怦怦地跳:正在工作的总理能有耐心听完我的五条理由吗?如果一口拒绝怎么办?

张医生愣愣地站在原地,一时不知如何开口是好。

还是周恩来敏感,察觉张医生神态有些异常,就抬头问他还有什么事情?

“总理,是这样的,前天检查的小便,里面有4个红血球⋯⋯”大夫清清喉咙,尽量用平静的语气。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周恩来懂一些卫生常识,小便中有微量红血球属于正常现象。

“总理,不是大惊小怪。发现红血球,不管有病没病,应该先搞清楚原因。”

“会是什么原因?”果然不出所料,总理开始刨根问底了。

周恩来摘下老花镜,身体后仰,靠在椅背上,那是准备好好听听他的保健医生的分析是否有道理的姿势。

医生按照想好的五条理由,由轻说到重,一条一条摆给总理听,才讲了三条,总理打断他的话头:“别绕圈子了,是不是怀疑我长瘤了?你先别管我,先去治好康生的病。”

时任政治局常委的康生得的是膀胱癌,开始也是发现尿中有红血球,然后才检查出癌细胞的。正是因为康生的病例,才使大家不敢放松警惕。张医生听见总理提到康生的病情,心情一下松了,说话也敢放开了,趁势给总理做思想工作。“总理,在诸多的癌症中,膀胱癌是可以根治的,只要治疗得早,预后是最好的一种。大量病例表明,能根治的病人占三分之一,复发的病人占三分之一。剩下的三分之一病人才⋯⋯”

“死亡,对不对?”周恩来不等张医生选择合适的词儿表达这个忌讳的字眼,就直截了当地说了出来。

和总理说话,最好直截了当,不要回避:“对,死亡。”

“你说了这半天,究竟想要做什么?”周恩来目光认真。

“要小便,再作一次小便化验。”

“就这个?”这个要求可能出乎周恩来意外,他“扑哧”笑出了声,马上爽快地答应了。

张医生拿到小便标本,随即派人送往北京医院病理科检查。

第二天,周恩来在天安门广场西侧的人民大会堂里要举行几个外事活动。其中一项,是与第二次访华的日本公明党中央副委员长二宫文造就中日关系等问题进行长谈,谈话中周恩来得到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如果日本自民党领袖田中角荣担任首相,他就要到中国来谈中日两国关系问题”。这个信号令周恩来十分敏感,也十分振奋。他发出了爽朗的笑声,用苏北口音向日本客人发出了欢迎辞令:“有这样勇气的人来,我们怎么能拒绝呢?不然就不公道了。”

而此时,西花厅与人民大会堂的热烈气氛正好相反,大家面临着史无前例的严峻时刻。张医生收到了北京医院送来的尿样化验报告单与尿细胞病理学检查报告单。尿样化验单上写着“8个红血球”,离上次尿常规检查仅仅三天时间,

红血球数量竟增加了一倍。尿细胞病理学检查报告单上赫然写着——“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

日夜揪心的“癌细胞”还是无情地出现了!

这9个触目惊心的字,一下凝固了西花厅值班室里的空气。大家一动不动地紧盯着这张化验单,希望自己的眼睛看错了这9个字。然而,这9个字写在一国总理的检查化验单上,白纸黑字,谁也无法抹去。顿时,大家心里像装进一块石头,感到格外的沉重,几个女工作人员忍不住哭出了声,男工作人员只能跑到屋外,躲到没人的地方吸烟、叹气,来释放一下自己沉重的心情。其实,随着“文革”开始,受周总理苦闷、压抑、忧虑情绪的影响,大家苦闷的情绪就像涨潮的海水,一波一波地击打在心岸上,久而久之,大家都有为总理鸣冤叫屈的感觉。

苦闷中,张医生突然意识到自己的职责,现在必须争分夺秒,与时间赛跑,尽自己最大可能尽快让总理进入治疗的“轨道”。

七十年代还不像现在,人们对癌细胞的认识还不那样一致和确定。一开始,北京的泌尿专家们认为,“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会不会是尿中的变异细胞,因为尿液中的细胞往往是变化无常的。这些变异细胞不能直接诊断为癌症。

北京医院病理科对此极为负责,他们又请最著名的细胞病理学专家、中国医学科学院附属肿瘤研究所的杨大望教授,协和医院及解放军三〇一医院病理科的主任共同来会诊,仔细研究尿涂片染色细胞病理学检查结果,最后大家一致认为:“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的诊断可以确定。

周恩来真的得了膀胱癌?张佐良感到事关重大,立刻将病理学专家们一致得出的“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之结论,打电话通报了吴阶平。

吴阶平在电话里许久没有说话,他这几天担心的事情还是变为了现实。但是他还抱着最后一线希望,让张医生再多请几位泌尿外科大夫一起看看。尽管专家们会诊也基本认为“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可以确诊了,但吴阶平慎之又慎,提出即刻派专家携带细胞病理学检查的涂片标本等资料,赶赴天津、上海两地,请那里的专家在不知道病人姓名的情况下进行“背对背”会诊。

5月18日,沪、津两地泌尿外科临床及病理学专家的意见和北京病理学专家的结论没有异议。这意味着5月18日这一天,周恩来被确诊为膀胱癌!

周恩来不仅是一国总理,也是一个癌症病人的严酷现实,不容置疑地摆在了西花厅保健医生的面前!

张佐良与吴阶平等保健医生一道,将此情况报告了上级领导,并请示下一步工作如何进行,同时,他们还建议应考虑向党中央作书面及口头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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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来奇怪,自从第二次取了尿样后,周恩来自己竟然像忘了这码事一样,也不问检查的结果。怎么一向注意细节的周恩来会表现出少有的疏忽呢?这很反常啊,可大家对总理的反常,也很纠结,既希望总理不要问结果,以免不会撒谎而泄漏了病情,但又希望总理能知道自己的病情,只有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啊!

医生哪里知道,周恩来此时心里装着一件重于生命的大事!

1972年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七个年头。这七年,周恩来始终处于一种难以言喻的痛苦和忧虑之中。此时周恩来身体所有的信号特别是不断消瘦已经告诉他,此次诊断绝非一般小病。为了国家的未来与前途,他必须刻不容缓,抓住林彪叛国事件后出现的历史转机,毅然举起批判极“左”思潮这面旗帜,在各个领域里努力消除“文化大革命”的恶果,尽可能多地解放中高级干部,把党和国家从危难和困境中摆脱出来。否则,他是无法安心躺在病床上治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