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超：杜诗对新文学发生时期巴蜀诗坛的影响（二）

三、杜诗传承与经典创造——吴芳吉诗歌创作

巴蜀文人对杜诗传承创新最典型的案列当属重庆江津诗人吴芳吉。他在《论诗答湘潭女儿》中，曾分别提出将屈原、陶渊明、杜甫、丘逢甲四位诗人作为中国诗史之代表，不仅仅是因其作品，更因其人格力量。还特别指出“杜之穷迫饥驱而无绝望之语，……而能发扬民族精神、祖国文化，以与时代俱进，此皆某所馨香祷祝，以为创造民国新诗最不可少之资也。”吴芳吉传承杜诗精神，其诗歌内容广泛，博大精深，并以杜甫爱国主义精神为其基调。“三日不书民疾苦，文章辜负苍生多”，这是吴芳吉1918年初22岁时的自励，诗人以半生的心血和精力来予以实践。吴芳吉诗歌创造最早可见于1906年，至1932年为止，创作生涯共二十年左右。创作诗歌数量达600首左右。吴芳吉生前曾自编《白屋吴生诗稿》，1929年出版。1934年其友人周光午编订有《吴白屋先生遗书》《白屋书牍》等多种遗著。同年，任中敏编有《白屋嘉言》。1982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巴蜀书社分别出版《白屋诗选》《吴芳吉集》。台湾也有吴芳吉诗文集《吴白屋先生遗书》出版。吴芳吉传承杜诗之忧国爱民情怀与诗歌艺术，创造了独具一格的“白屋诗风”。《巫山巫峡行》表明“北军入蜀，人民苦拉夫也。”。《曹锟烧酆都行》“记北军之残惨也，时民国五年丙辰二月四日也”。《思故国行》分别追忆山西巡抚吴禄贞，民国元老宋教仁、护国功臣蔡松坡，“叹老成之凋谢也”（。《赫赫将军行》“美松坡也”。从题目中可以看出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行》《丽人行》等作品“自创新题，无复依傍”的影响，反映广泛的现实生活，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传统。其后新诗名篇《护国岩词》《婉容词》《两父女》《笼山曲》《巴人歌》更是以全新的“白屋诗体”反映广泛的社会现实生活。

“三日不书民疾苦，文章辜负苍生多”在吴芳吉笔下表现为国难之下底层百姓惨遭战争之苦，兵祸之苦。保路运动、辛亥革命、护国战争、二次革命等历史大动荡横贯在近代中国苍凉的大地上。吴芳吉以杜甫《三吏》《三别》《兵车行》的手法，写出军阀的草菅人命与百姓的哭告无门，如《巫山巫峡行》中的“催促人命不相饶，挖骨为脂血为膏。…夜无停宿，日无餐饭。老男呕血死，瘦男骨折断。……虎不食忠孝人，将军苦吾民”；也写出战乱导致家庭的生离死别，例如《儿莫啼行》；同时写出战乱年代，人们无家可栖如蝼蚁一样挣扎在生存的边缘。例如《曹锟烧酆都行》《护国岩词》《两父女》《笼山曲》……民国年间，昔日的“天府之国”在战争蹂躏下，满目疮痍，犹如人间地狱。吴芳吉大量的诗篇对此作了真实的描述，《壎歌》《江津南城》《甘藷曲》《兵退，乃得观稼驢溪岸上，归日暮矣》等一系列诗歌以史诗的笔法描述战乱中的巴蜀大地。他虽处江湖，但对国家社稷的忧患意识让他以深切的同情心关注描写底层百姓，这使得其诗如杜诗一样忧国忧民，充分体现体吴芳吉对杜诗爱国精神的传承。

杜诗善于从生活小事中发掘深意，浓郁的生活气息与“穷年忧黎元”的爱国情怀结合。吴芳吉诗作也善于将宏大的家国叙事寓于现实生活点滴描写之中，如《秧歌乐》《卖花女》《非不为谣》《小车词》等。诗作从农民的辛苦劳作、卖花女的辛酸等生活细节处着眼写时代风云。较杜甫而言，吴芳吉更多了几分幽默诙谐，如《摩托车谣》，诗歌一方面借骑摩托车者的招摇讥讽达官显贵；另一方面写出西方列强对中国经济的渗透、掠夺；更深一层寓意在于思考西方文明对中国传统生活形态的冲击，是对当时时代潮流中“全盘西化”呼声的反驳。

吴芳吉对杜诗传承还体现为诗歌创新精神。他创作“白屋诗体”融雅俗于一体，既有古雅的文言，也穿插通俗的白话。中国新诗发生之际，语言的形式成为当时“新”“旧”两派文人争论的焦点，是执着于文言?还是选择白话?因惑了当时的诗坛。吴芳吉认为诗歌贵在有诗美，诗的佳处在于内容的精彩，而不是文字与文体。他反对将语言作为判断诗歌好坏的唯一标准，且认为诗歌的新与不新应体现在意思与境界两个层面。诗歌语言能做到明净、畅达、正确、适当、经济、普通就很好。

“白杨何桠桠，惊起栖鸦。/正是当年离别地，一帆送去，谁知泪满天涯!/…野阔秋风紧，江昏落月斜。/只玉兔双脚泥上抓，一声声，哀叫他。”这是吴芳吉为一位“旧式”女子婉容所作的词。在“爱情自由”“个性解放”的新文化运动期间，人们关注焦点在年轻人为爱情冲破传统家庭藩篱，却不曾留意当时的中国还有一大批没有出路的旧式女子。她们恪守传统女子妇德，却得不到受新思潮影响的丈夫的爱，例如张幼仪之于徐志摩，张琼华之于郭沫若。婉容在新婚不久，丈夫留学美国。她在家孝敬公婆，照顾小姑，换来的是丈夫的一纸休书、婆家的嘲笑与即将面对的世人冷眼，没有退路的婉容只能选择自杀作为人生的终结。“白杨”“栖鸦”起兴，暗喻婉容宁静的生活被打破，引出“离别”“泪满天涯”，写出婉容望断天涯的无奈守候。“野阔秋风紧，江昏落月斜”写出女子婚姻境况的日益恶化与她的惶恐凄凉。这首词文言与白话的穿插，使得词意既有古典的诗意美也有现代的平易畅达，妇孺皆能看懂。婉容的悲剧人生激起众多读者的共鸣，以至于几十年后一些八九十岁的老人还能全篇背诵。当时的郭沫若看到这首《婉容词》感慨万千，几欲落泪。这或许让他想到乐山老家那位裹小脚的发妻张琼华，郭沫若之后善待她，笔者猜测或许与读了吴芳吉这首《婉容词》有关吧。《婉容词》语言的平易畅达与形式的自由皆做到了当时新文学所倡议的“平民化”，但同时也保留传统诗意美与深刻的现实关怀。

吴芳吉没有标榜自己诗歌是如何的“平民”，但他实质上做到了，而且在做到文学“平民”的同时，他还保留了传统文化的精髓———诗歌语言简易畅达，诗意浓郁，蕴含深刻的现实关怀。《婉容词》代表了吴芳吉诗歌创作的语言风格，再如《两父女》等也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吴芳吉虽然用白话创作诗歌，但并不自名为白话新诗人，也不屑于帮派斗争。吴芳吉认为“所谓白话、文言、律诗、自由诗Free Verses等，不过是传达情意之一种方法，并不是诗的程度。美的程度，只为一处。至于方法，则不必拘于一格。今新诗旧诗之故意相互排斥，都是所见不广。”复古派、保守派、新派，都将其拒之门外，他也不在乎。吴芳吉以其品质的高洁、不顺波逐流的诗学理念铸就了“白屋诗体”。梁启超认为其“将来必为诗坛辟世界”毛泽东评价吴芳吉是“芳吉知春，芝兰其香”喻其为现代文学早春的芝兰，香满诗坛。台湾吴相湘著的《民国人物列传》专门为吴芳吉设立一章，并称其为开国诗人，这里的“国”是指中华民国。吴芳吉的影响力从其葬礼可见一斑：“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九日，成都文学、艺术、教育界五百余人，曾在当时四川大学致公堂举行追悼会。”吴芳吉自觉传承杜诗精神，以杜甫为榜样：“幼读少陵诗，深识少陵志。一生爱此翁，发愿为翁寄。”吴芳吉追步先贤，从洛阳到长安，从成都到夔州，力图走遍杜甫足迹所经过的每一处地方，“老杜所游诸地，今追步殆遍矣。”从而铸就其“白屋诗风”的经典创造。

结语

民国初年新文学刊物《草堂》对新文学发生的建设性意义、叶伯和诗歌的开创性与和“白屋诗风”的经典创造说明了杜诗精神对于巴蜀新文学的影响力。巴蜀诗人群为中国新诗的发生起到了开创引领的历史作用。今天巴蜀诗坛依然繁荣，出现了诸如翟永明这样具有敏锐女性意识的诗人，在当代女性诗歌史上具有重要影响；也出现了像彝族诗人吉狄马加、阿库乌雾和羌族诗人羊子等这样优秀的民族诗人，为民族文学的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也有像周啸天这样传承古典文化的杰出学院派诗人；还有像流沙河、杨牧等这样笔耕不辍的老诗人；……另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对全国诗坛具有革命性影响力的巴蜀先锋诗歌流派，例如由李亚伟、万夏，胡冬等人组成的莽汉诗歌流派，再如由周伦佑、蓝马、杨黎等人为首发起的非非主义诗歌运动，具有反文化、反价值的特点，追求语言变革，产生的影响力改写了当代诗歌史的发展走向，但是其弊端也显而易见。虽然当下的巴蜀诗坛依然具备有引领当代中国诗坛浪潮的先锋精神，但是因为对于文化、价值的放逐，导致诗歌走向戏谑化，乃至于被称为“诗歌江湖”，将昔日阳春白雪的诗歌拉入下里巴人的尴尬境地。当下巴蜀诗坛的生存状态是当代文化建设的典型案例，反映了文学与政治，文学与精神向度的关系演变。从时代大环境看，从“十七年”到“文革”，文学曾经被政治过度绑架，遭遇“不能承受之重”；今天，在全球化、商业化的消费文化语境中，文学又走向标新立异、文字游戏的困境。在消费文化至上的今天，当代诗坛缺乏杜诗那种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缺乏对于国家、民族的担当意识。时下流行口语写作、身体写作，或献媚文学，或视文学为游戏，审美价值与道德诉求较为缺失。被放逐与自我放逐，这也是文学由中心转移至边缘、被世人所轻的原因之一，故而，再度讨论杜诗精神与经典创造、杜诗关注平民的人道主义精神、关注社稷的忧患意识、追求诗歌艺术的创新精神都非常必要，对于当下诗坛具有重要启示。

作者简介：彭超，西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文//来自于《杜甫研究学刊》2017年0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