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流民的辉煌神话:谢玄组建南朝最强的北府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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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流民的辉煌神话:谢玄组建南朝最强的北府军

郗鉴组建的北府军,以被桓温吞并而告终局。但没过多久,陈郡谢氏在东晋当轴执政,为了与桓温抗衡,第二次组建了北府军,也正是这支北府军,成为东晋南朝最为强大的军队,在外御前秦、内抗强藩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桓温逼出来的军队

北府军的第二个阶段大致处于377至402年。此时陈郡谢氏的旗帜人物谢安开始进入东晋中枢决策层,标志着谢氏成为新一代当轴士族。同时,北中国渐渐被前秦统一,前秦天王苻坚伐晋意图非常明显,东晋国防压力越来越重。重新组建一支强大的军队成为东晋的当务之急,新的北府军就是在这一背景下诞生。但要论其原由,还要从桓温第三次北伐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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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温第三次北伐的对象是前燕,此次北伐声势虽然浩大,但由于东晋内部的掣肘,没有形成一致对外的力量。桓温攻入前燕境内,出现了严重的持重守成心态,黄河水道方面和后勤补给线方面都出现了问题,关键时刻,前燕起用了鲜卑族的传奇名将慕容垂与桓温对抗,桓温一再失策,屡战失利后,大军自枋头(今河南浚县)南撤,慕容垂率骑兵尾追700里,在襄邑大败晋军,桓温一败涂地。

桓温撤军回到姑孰,371年废海西公立简文帝。2年后,简文帝死,皇帝临崩前,桓温希望简文帝遗命能禅位于自己,但限于王、谢两大士族的抵制,皇位终于没有被桓温篡夺。孝武帝即位后,风烛残年的桓温仍然没有放弃篡位的打算,他在重病中仍在时不时的暗示皇帝授于他九锡。授于权臣九锡历来是禅位的前奏,居中辅政的王坦之、谢安运用门阀政治的约束力,极力拖延、抵制这一图谋。桓温此时已经掌握建康周围所有中央军,再加上他荆州大本营的军事力量,单论实力而言,他已经远远超越当年的王敦。王谢两家这么抵制,实在是在刀尖上走路,一个不小心,就会殒身毙命。所幸,桓温在等待九锡的期望中病死,王谢两家得以转危为安。

经历了这样一场虽然并不残酷却异常惊心动魄的斗争,已经走在时代潮头的陈郡谢氏感到,不掌握一支军事力量,而任由方镇大族手握强兵任意凌割,终有一天会再次出现王敦、桓温逼宫的局面,陈郡谢氏必须掌握一支绝对可靠的军队,这样才能确保当前政治秩序的稳定。

与此同时,前秦兵力逐渐进逼至淮河沿线。曾经是抗敌主要力量的桓氏的军队,因为北伐失败和桓温去世,已经全面缩回荆州,两淮防线几近于真空。再不建军,国将亡矣。

二、谢氏重建北府军

两重需求之下,376年,谢安推荐侄子谢玄出任兖州刺史,重掌江北的军权。徐兖青三州都在江北,是建康的门户,徐兖青三州的军事历来由一人通盘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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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玄到任后,借鉴郗鉴当年组建北府军的经验,大规模招募北方逃亡来的流民,彭城人刘牢之、东海人何谦、琅邪人诸葛侃、乐安人高衡、东平人刘轨、西河人田洛及晋陵人孙无终等后来名重一时的猛将,都在这时应募入伍。谢玄以刘牢之为参军,命他率领精锐部队为前锋,与南侵的前秦军队接战。刘牢之等人率领的部队作战勇猛,与前秦作战胜多败少,号称“北府兵”,这也是北府兵这个专门称号首次出现。

由于得到东晋中央的大力支持,这支全新的北府军的编制和装备比郗鉴时代更加规范和有力了。晋军的编制,以军为基本单位,其规模大小视军种而定,一般来说,中央军一军兵力较多,地方王国和郡国兵一军兵力较少。中央军一军兵力,最大记载有2500人,例如《太平御览职官部》云,积弩、积射二将军营“各二千五百人”,最少的只有1000人,如晋书《职官志》云:“其卫、镇四军如五校,各置千人。”晋武帝分封诸王,为宗室王们规定了一军的兵力,大国置上、中、下三军,上下军各1500人,中军2000人。次国置上下二军,各2500人。小国仅置上军一军,兵2000人。军之下有幢、队、什、伍等编制,一军有若干幢,一幢大致有10队,一队有10什,一什2伍,一伍5人,各个级别的长官分别是幢主、队主、什长、伍长,如宋武帝刘裕时代的白直队主丁旿,也就是“勿跋扈,付丁旿”的那位刘裕的亲兵队长。

三、北府军的兵器

两晋时军队主用兵器,通行说法是步骑五兵,即枪、刀、剑、弓矢和盾牌。这与汉末三国大体相同,但出现一些新的变化,由于冶铁技术的发展,晋军武器几乎都是铁制。

枪是从汉代的矛脱胎而来,在这一时期,铁枪这一后世普遍使用的兵器,正处于矛向枪过渡的矟。矟形状与后世的铁枪很像,是一种刺杀型兵器,但是柄很长,这是与后世铁枪的主要区别。

刀比较流行的是环首刀,刀身窄而直,刀尖下斜,刀柄一般是在铁芯外包裹木把,缠绕丝绳,这种刀属于短刀的范畴,既适合劈砍,也可用来击刺,使用非常灵活,是一种非常适合步兵的兵器。同时也有长柄大刀,如《宋书·武帝本纪》载,刘裕在镇压孙恩起义军作战时,“会遇贼至,众数千人,高祖便进与战。所将人多死,而战意方厉,手奋长刀,所杀伤甚众。”所谓长刀,即柄特长而刀身宽的刀,这种刀不是主流,只有少数军官或勇力非凡的人使用。

剑,由于剑身细窄,实战中用以劈砍,其强度不如刀,因而不再大范围装配到部队,只是作为将领防身使用或名士装饰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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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射武器上主要是弩,弩机皆为汉代的制式弩机,东晋时期没有多大演化。之所以没有太大改进,不是时人创新程度不够,而是汉弩机已达到冷兵器时代单兵弩机的技术巅峰。李约瑟博士赞誉汉代的弩机:“中国人很早就使弩臻于高度的完善,他们用青铜制作的弩机,在任何古代文明中,都可以立于冶金和机械实践的最高成就之林。”两晋军队用弩很普遍,例如《晋书·舆服志》中记载,中朝大驾卤薄,以神弩二十张夹道,其五张神弩置一将;陇西羌人发生叛乱后,将军马隆请募勇士从军,其中的一条标准是,应募士兵能够以腰力拉开三十六钧(1钧等于30斤)的弩,或以臂力拉开四钧。

单兵用弩主要用于战阵中的防御,特别是立营以后的固定防御,或是步兵阵中的防御。这与北府军以步为主的编制特点是相伴相生的。但北府军时代弩的使用处于一个转折期。北方胡族军队惯于马上骑射,远射武器主要是弓,弓完全靠人力发射,相较依靠弩机发射的单兵弩,力量较小,稳定性和精确度也差,然而弓使用灵活,机动性强,单位时间射击数量多。在与胡族对抗中,弓的便利性也渐渐得到北府军的重视,使用范围逐渐扩大。这也使得单兵弩的使用渐渐弱化,仅仅到了南北朝后期,主流远射武器便成为轻便的弓了。

大型弩具方面,北府军还装备了万钧神弩等大型弩。这类弩多是安装在战车或固定机架上,弩力可达到1500斤,弩弓长度可达5米,需要多人合力、依靠绞机才能张弦。所用弩矢也相当惊人,其尺寸两晋南北朝没有确切的数字记录,但唐时车弩弩矢可供参考,矢长90厘米,镞长21厘米,矢身直径15厘米,其射程可达1000米!可以想见,东晋时即使弩矢还没有这么夸张,其威力也相当惊人。例如刘裕北伐南燕后与卢循义军在石头城对垒,“(卢循)遣十余舰来拔石头栅。公(刘裕)命神弩射之,发辄摧陷,循乃止,不复攻栅。”可见其威力足以击毁木质的楼船。

铠甲方面,晋军仍然沿用三国时期的黑光铠、明光铠、两当铠等甲具。两当铠形制最为简单,由一片胸甲和一片背甲在肩上用革带前后扣联而构成,主要的功能就是保护前胸和后背。明光铠形制较为复杂,有护胸和背的两片圆甲,有护颈的盆领,还有保护肩臂的披膊和保护大腿的膝裙。前后心都安装了一大片明亮的金属片,能够像镜子一样反射日光,俗称“护心镜”。这种铠甲在南北朝后期东西魏争霸时仍在使用,而且能够配属使用到低级军官身上,可知在北府军时代,这种铠甲当有广泛使用。还曾出现过一种据说诸葛亮所制的筒袖铠和铁帽,但是这种装具在刘宋时期已经沦为仪仗之用,这类能够抵御二十五石弩的超级硬甲,必然十分笨重,即使北府兵曾经装备过,估计也不会大规模推广。

马铠,顾名思义是披在战马身上的甲,是北府军骑兵部队的主要护具。南方由于缺少战马,骑兵部队本少,战马所用装具因而也研究推广的不多。但随着北方胡族势力兴盛,在南北大战中,胡族重装骑兵广泛应用的马铠也慢慢扩展到南方部队。马铠有的简陋,比如只配有防护马头、马胸的;有的完备,由一系列的面帘(护马头)、鸡颈(护颈)、当胸(护胸)、马身甲(护躯干)、搭后(护臀)和竖在马臀上的“寄生”(遮挡来自后面的流矢)组成。战马装上完备的马铠,马上的骑士再穿上明光铠之类的重甲,配备弓矢和马矟,这便是名震一时的“甲骑具装”。这种重型骑兵在北方胡族军队中较为常见,战场防护能力强,冲击步兵战阵的能力也比较强,宛如一座小型的移动堡垒,是东晋十六国时期名副其实的骑兵之王。在长期的南北对抗中,以北府军为代表的东晋军队也逐渐出现,东晋霍承嗣墓中便出现了甲骑具装的壁画。

北府的水军很强大,这与大型楼船的出现密不可分。西晋时水军便已有发展,西晋灭吴前,王濬在蜀地大造楼船,木屑顺流而下,直到下游还能看到。东晋南渡后,造船和使船的技术更加完善。孙恩卢循起义时,为了对抗义军的大型楼船,在刘裕一力推动下,北府军也大规模建造能容纳多达2000人的大型楼船。这种大型船只多在内河航运,一则体积巨大,防护能力强,二则运输能力强,不论运送兵力还是输送后勤补给物资,都是陆地交通效率的数倍。

东晋时期还出现了车船。车船使用了轮桨,轮桨与旧式直桨相比有很多优点。一是动力连续。直桨划水时,在桨出水时没有动力,而轮桨可以连续产生动力。二是协作容易。直桨船要增加动力,必须尽量多地配置人力,但是直桨越多,多人同时划桨,很难做到步调一致,造成人力浪费,而轮桨连续转动,不存在协同和人力浪费问题,极大提高了动力输出效率。北府军北伐后秦时,王镇恶所率先锋部队沿渭河进军,“镇恶所乘皆蒙冲小舰,行船者悉在舰内,羌见舰溯渭而进,舰外不见有乘行船人,北土素无舟楫,莫不惊惋,咸谓为神。”不知王镇恶部所乘蒙冲仍用老式直桨还是轮桨,但从其舰外不见有人的特点来看,或许就是车船。

其他装备方面,马镫也是一个不得不提的划时代的装具。西晋之前骑兵没有马镫,只有一种类似马镫的帮助上马的器具,这种器具也具有双马镫的一些基本形态,可以供人上马时蹬踏助力,但不能用于骑行过程中的踩踏。成熟的双马镫,最早的考古证据见于南京象山东晋墓(约公元322年)出土的陶马俑。双马镫供骑兵先进时使用,使得骑士能够借助腿力保持身体稳定,即使高速冲锋时也不必再手抓缰身,同时还可以在马镫上站力,使骑士得以发挥全身力量进行格斗。这件装具的出现,极大提高了骑兵的作战效能。

北府兵再次组建起来,由于它掌握在对中央极度忠诚的陈郡谢氏手中,中央的威权得以再次树立起来。外镇士族势力最大的桓氏,由于其领军人物桓冲野心不如兄长桓温,同时又有顾全大局的心胸,在前秦大兵压境的情况下,能够搁置矛盾一致对外,这使得东晋内部诸股力量达到前所未有的协调。

就在这一形势下,前秦与东晋的全面战争爆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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