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秋妍、陶然：敦煌写本李白诗集残卷考论（二）

二、传抄流传中的脱文与讹误

中古时期的写本时代与后来的刻本时代不同，文字传抄有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往往会产生脱文和讹误，唐代又是纸抄文献留存于今最多的时代，这种情况尤其突出，以敦煌写本和后世传本李白诗比较，我们可清晰地看出其轨迹。主要有3个方面：一是脱文，所谓脱文，指的是古籍在抄录、刊刻过程中因为疏忽而脱漏了的文字。敦煌本李白诗因脱文而产生的异文时可见到；二是讹误，敦煌所见李白诗异文在传抄过程的讹文产生的原因主要是形讹，在唐五代时期以抄本为主，至宋代雕版印刷才大盛，因此在传抄过程中因行近而讹者屡见不鲜；三是讳改，避讳改字是古书中常见的现象，写本抄本尤其如此，通过敦煌写本的避讳改字现象与后世刻本诗同而改字不同的情况，可以找到李白诗集流传过程的线索。

1.脱文

《古意》。宋本“清歌弦古曲，美酒沽新丰”上佚失“佳人出绣户，含笑娇铅红”二句。黄永武以为，“再就句数节奏而言，全诗原本是24句，每4句一小节，共分6段，段落匀称，转折分明，宋本少了‘佳人’二句，是全诗的节奏失去了平衡”。张锡厚以为：“该诗主要写朝入天苑，待诏明主，归时日晚，有清歌美酒为乐，若无‘佳人’‘含知’句，则不知清歌古曲缘何而来，列筵群公也失却助兴的佳人，故以敦煌本为优。”按，李诗写入门所见，金碧辉煌，主要意在使这位佳人的形象突出，宋本脱去这两句，遗失了该诗的女主人公，使下文的清歌古曲不知从何而来。这是敦煌写本校正宋本和今本脱文之例。

2.讹误

《梁园醉歌》。“梁王宾客今安在，牧马先归不相待”，宋本“牧马”作“枚马”，《文苑英华》作“牧马”。黄永武云：“考枚是枚乘，马是司马相如，他们都曾游梁，是梁孝王的宾客，上句说‘梁王宾客，下句当是‘枚马’才对。……敦煌本误书作‘牧’，是枚、牧形近的缘故。”张锡厚云：“枚乘、司马相如都曾游梁，是梁王的宾客，李白诗正用此典。所以上句云‘梁王宾客’，下句当是‘枚马先归’，方可连属。敦煌本作‘牧’，是‘枚’‘牧’形近致误。本诗是说宾客安在，枚马先归，才能文从理顺，故‘宾客’较‘宫阙’尤善。”按，后世流传诸本大多作“梁王宫阙今安在”，不如敦煌残卷为优。而敦煌本将“枚”误抄成“牧”，这也是写本时代文本不确定性的一个实例。

《宫中三章》。“柳色黄金暖，梨花白雪香”，宋本“暖”作“嫩”，王琦注：“柳色黄金嫩，梨花白雪香”二句，本阴铿诗，李白全用之。黄永武云：“‘嫩’字诉诸触觉，很别致，但看到‘暖’字，才知道比‘嫩’字更妙，‘暖’字也诉诸触觉，却加上了温度。……李白借来开端，将嫩改为暖，后人或许因为暖嫩形近，又据原作将暖改回。”这是李白用典改字之例，后人因追溯典故又改动了原文，敦煌本的发现才恢复了李白诗的本来面目。

《飞龙引二首》。“从风漎漎登鸾车”，宋本作“縱体”，扬雄《甘泉赋》有“风漎漎而扶辖兮”，“漎漎”为“疾貌”，疾风而扶辖，正是李诗“从风登车”命意的来历，改作“縱体”大概是因为“漎”“縱”形似，将“漎漎”抄为“縱縱”，“縱縱”不易解释，又改为“縱体”。黄永武以为“改作‘縱体’不免显得仓促凌乱，大失风度，也大失诗味”。又“屯云车，载玉女”，宋本作“屯云河车载玉女”，王琦注：“上皇归马若云屯”。黄永武以为“河”字为后人所加。因为以屯云形容车马，可见屯云车是李白本意，屯云河车无法解释。敦煌本是。

《独不见》。“白马黄花塞”，宋本作“白马黄金塞”，王琦注“黄金塞，边上地名，未详所在”。无从考察其地点。按，黄永武云：“黄花城在陕西省汉中道凤县北六十里，始建于唐初，可能即是诗中的‘黄花塞’。”张锡厚云：“本诗云‘远忆边城儿’，则其地当远在边塞。伯三一九五载高适《送萧判官赋得黄花戍》诗云：‘君不见黄花曲里黄戍日’，‘须念黄花久戍人’，这里所言‘黄花’‘黄花曲’‘黄花戍’，未知与‘黄花塞’同为一地否?”按，“黄花塞”的地点虽不能完全确定，但宋以版本作“黄金塞”则无疑的错误的。

3.讳改

（1）避太宗讳改。《阳春歌》：“飞燕皇后轻身舞，紫宫夫人绝廿歌。”按，“绝廿”应为“绝世”，为避唐太宗李世民讳改。黄永武云：“再则‘世’字，敦煌写本作‘廿’，是避讳的缘故，《文苑英华》‘世’作‘代’，也是避讳的缘故。”又《古意》：“躞蹀浮云骢。”黄永武云：“其他如‘蹀’字的‘世’字部分写作‘云’，是避唐太宗的讳。”改字不同也说明二者所据唐代李白诗传本来源的不同。

（2）避睿宗讳改。《陌上桑》：“但怪旁人愚。”按，敦煌写本“但”字缺“日”中间一横，当为避唐睿宗李旦讳而缺笔书写的。清周广业《经史避名汇考》卷16“帝王类·唐睿宗”下云：“唐经典碑帖于旦及但、坦、景、影、暨、亶、擅、宣等字，皆‘日’字缺中一画。颜真卿、裴耀卿帖并然。”敦煌写本李白《陌上桑》的缺笔正与此相合。

三、李白诗原貌与后人增删改

写本时代的文献典籍，在后世的流传过程中，经过不断刊刻和抄写，往往会出现改动的情况，离创作时的原貌渐行渐远，弄清楚后人对于李白诗的改动情况，也有助于探究李白诗歌创作的原貌，并以此为契机以研究写本时代和刻本时代文献典籍在文字处理方面的异同。以敦煌本李白诗和后世刻本比较，后人对李白诗的改动主要有3个方面：一是增字，后人根据自己的理解加上一些语词或文句；二是减字，这种情况或为删字，或为脱漏，情况也较复杂；三是改字，有时改字以后文意前后扞格，有时虽然改得文从字顺，但往往与作者的原意有所疏离。

1.增字

《千里思》。该诗敦煌写本仅4句，而宋本共有8句，下4句是“一去隔绝国，思归但长嗟。鸿雁向西北，因书报天涯”。三四句“相思天上山，愁见雪如花”，宋本作“迢迢五员关，朔雪乱边花”。宋本下有“一作愁见雪如花”句，与敦煌本同。从“一作愁见雪如花”可以推测，宋时有关此诗就有两种文本流传于世。而与敦煌写本残卷比较，宋以后即增加了后面的4句。而考察诗意，敦煌本前面4句已经将“千里思”之意写完，不必再有下面4句的天涯返书之事；而“鸿雁向西北，因书报天涯”，与“愁见雪如花”之时空相背；又敦煌本4句集中写李陵之思，而如果宋以后本8句则兼有李陵与苏武之思，在情感上也显得错乱散漫。综合起来看，敦煌写本接近李白诗的原貌，而宋以后诸本因增加文字而表现出多处矛盾。

《临江王节士歌》。“白日当天心，照之可以事明主”，宋本在“泣如雨”之下还有“白日当天心，照之可以事明主”两句，黄永武云：“南朝宋陆厥有《临江王节士歌》，共十句，敦煌本李白诗亦十句，‘白日’二句大概是后人以为全诗与临江王无涉，才加入了事明主的意思，其实陆厥的原作也没有事明主的意思。”张锡厚云：“今本在‘节士感秋泣如雨’句下，还有‘白日当无心，照之可以事明主’。《乐府诗集》卷84亦有此二句。按齐陆厥《临江王节士歌》原为十句，李诗本此，故应为十句。今本‘白日’二句，恐为后人所加。”朱宗尧、朱子由、张应松《敦煌写本残卷中李白诗歌校记》：“‘节士’句前今本有‘白日当无心，照之可以事明主’二句以明节士志也，且与下文一气呵成，语意连贯，可从。”按，黄氏、张氏之说可从，朱氏等说法不可据。又明人朱谏《唐诗辨疑》云：“此诗首二句辞颇清，后乃冗杂而无伦次。盖欲效白之豪放，才力不足，而无规矩可言，未免失之于野。如云‘白日当天心，照之可以事明主’，此驷马难追可等语耶?”詹锳《李白诗文系年》云：“此诗已见敦煌残卷本《唐诗选》，定非伪作。至‘白日当天心’二句，敦煌残卷本无之，疑出后人所增。朱氏据此二语，遂疑全诗尽属伪作，非也。”所考甚是。

《惜樽空》。“请君为我倾”，宋本增两字作“请君为我倾耳听”，同时增加的应是“将进酒杯莫停”。黄永武以为：“生”在庚韵，“倾”在青韵，在唐朝时是押韵的，而“杯莫停”的“停”在青韵，宋初青韵独用，与庚韵不押，所以加“耳听”与“停”相押。由此可看出改动在宋初，是后人所加。张锡厚云：“‘丹丘生’句下，今本还有‘进酒君莫停’句，咸淳本注云：‘一本无此五字。’《唐文粹》同。《文苑英华》作‘将进酒，杯莫停’，‘杯’可作‘君’。由敦煌本可知‘进酒君莫停’或‘将进酒，杯莫停’句，皆为后人所加。”按，张先生此说也还有商榷的地方，因为敦煌斯2049号残卷抄录此诗，于“岑夫子丹丘生”下，就有“将进酒杯莫停”6字。同样是敦煌残卷，抄录的字句并不完全相同，因此，要判定李白诗是否增字的情况，较为复杂。

《胡无人》。《全唐诗》“汉道昌”下注：“一本有‘陛下之寿三千霜，但歌大风云飞扬。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胡无人，汉道昌’五句。”按王琦注云：“苏子由讥此诗末三句为不达理。萧士赟曰：诗至汉道昌，一篇意已足。一本云无此三句者是也，使苏子由见之，必不肯轻致不识理之诮矣。……今遂删去，后人具正法眼藏者，必蒙赏者。后人录此诗者，必删去后三句，盖多从萧本。”张锡厚云：“《胡无人》诗之末句‘胡无人，汉道昌’之下，今本多出‘陛下之寿三千霜，但歌大风云飞扬。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三句。……证之杨慎家藏本《李翰林集》亦无此三句。然而《文苑英华》录此诗时，不仅有此三句，结尾还多出‘胡无人，汉道昌’两句，注云：一本无此六字。《乐府诗集》卷40同。可见增补之句，来源已久，非宋以后人所为。”说明太白诗流传过程当中增字的情况由来已久，宋以前就出现了。

2.减字

《行行游猎篇》。“边城儿闲不读一字书，游猎夸轻骄”，宋本起首两句作“边城儿生年不读一字书，但知游猎夸轻骄”。黄永武云：“第一句为十字句，‘生年’二字很不通顺，第二句以后均为七字句。敦煌本第一句‘一字’漏脱，补写在旁，共为九字句，似较今本通顺。第二句只有五字，则不如今本有‘但将’或‘但知’二字，上下贯联，较为顺适。本诗起首处句型长短较为特殊，抄写时容易遗漏。”这种减字情况是写本时代文本的不确定性造成的，抄写时发现脱字，就在旁边补上。而第二句宋本作“但知游猎夸轻骄”应该不是敦煌本减字的，盖因抄写者已经发现上句抄漏而补字，不至于本句抄漏不补。

《古蜀道难》。“杀人如麻”之下，宋本尚有“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10字。黄永武云：“本诗当作于‘初闻上皇仓卒幸蜀之时’，‘乐’从何来?寇盗未平，如何‘还家’，凡此皆与当时情境不合，大概是后人添加的。”张锡厚云：“殷璠所选即已有‘锦城’二句，《又玄集》亦然，则敦煌本似为脱漏所致，可别有所本。”按，黄说属推测之词，张说以盛唐选本《河岳英灵集》为证，则所脱二句，应为抄写者删削或脱漏所致。

3.改字

《赠赵四》。本诗敦煌本较宋本异文颇多，且诗句前后次第颠倒，录宋本全首以资比较：“袖中赵匕首，买自徐夫人。玉匣闭霜雪，经燕复历秦。其事竟不捷，沦落归沙尘。持此愿投赠，与君同急难。荆卿一去后，壮士多摧残。长号易水上，为我扬波澜。凿井当及泉，张帆当济川。廉夫唯重义，骏马不劳鞭。人生贵相知，何必金与钱?”起首“我有一匕首，买自徐夫人”，徐夫人为赵氏，李白诗用这一典故来暗切“赵”姓，后人将诗题抹去，又改首句为“袖中赵匕首”来保存“赵”字，均可见得此诗子题先有，改题与改句在后，删改的痕迹很明显。从文意方面说，因上句“我有一匕首”，下文才有“赠尔可防身”，“我”与“尔”的关系是全诗的线索，贯联到下文“使我衔恩重”，结出“丈夫贵相知”来，诗意前后连贯。今本“袖中赵匕首”，则不知怀匕首者是谁，若据下文“持此愿投赠”，则持匕首者仍是指作者自己，那“经燕复历秦”亦应是指自己，但“其事竟不捷”是指自己什么事?不免无的放矢，上下无根。而敦煌本由于上文有“防身同急难，挂心白刃端”，把赵四比作荆卿，下文才有“斯人何太愚，作事误燕丹”二句，借着斥秦舞阳不能同急难，暗斥不能重义的朋友，又才有“使我衔恩重，宁辞易水寒”二句，诗人自比高渐离，与荆卿同唱易水之歌，为荆卿复仇，和赵四一样，挂心在白刃端。所以斯人以下4句，用意一正一反，脉络清晰，今本文句颠倒以后，在叙事的逻辑及文意的清晰上，均不如敦煌本。

《瀑布水》。“舟人莫敢窥，羽客遥相指，指看气转雄”，此句宋本作“初惊河汉落，半洒云天里，仰观势转雄”。黄永武云：“这样修饰有两个缺点，第一是内容与第二首‘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意思重复，若第一首已写‘初惊’二句，自不必作第二首。第二个缺点是音节方面忘了作者原有的巧思，原来本诗是4句一节，共4节，结尾则6句一节，以表现悠衍蔓长的声调。在4句一节之间，为求语气贯联直下，在第2节的末字与第3节的首字，均用‘指’字顶真在第3节的末字与第4节的首字，均用‘空’字顶真。今本将二个顶真用的‘指’字分别改成‘里’字‘仰’字，是不曾了解原作巧妙的匠心。”又“爱此肠欲断，不能归人间”，宋本作“且谐宿所好，永愿辞人间”，黄永武云：“上句已有‘且得’，下句不应又有‘且谐’，修改的人大概是觉爱此两句通俗，但不避粗俗正是李白诗的本色”。张锡厚云：“细读全诗主要是写瀑布飞流直泻，如同素练白虹，亟言水势之急，舟人不敢看，羽客遥相指，字真意切。若作如斯改动，则句意复沓，反不若敦煌本朴实如画，诗味隽永。”

《宫中三章》。“何必向回中”，宋本作“还与万方同”，下注“一作何必向回中”。按，回中是古地名，是秦皇汉武在陇右边地建造的宫城。“何必向回中”一句谓君王乐事正多，何必专在边境上寻刺激?而本句与起首二句呼应，又是反诘语气，以微讽玄宗的开边拓境之举。而李白诗如《古风》等反战言词亦复不少，因此敦煌本当接近李白原意。而“还与万方同”取儒家与民同乐之意，与事实相云甚远，恐怕不是李白的本意。再考唐宋时期的典籍，韦縠《才调集》卷6《宫中行乐》即作“何必向回中”，说明此句在唐代并无异词，而到了宋代就被改为“还与万方同”，但仍有两种文本形流传。

《飞龙引二首》。“骑龙飞上太上家”，明嘉靖本作“骑龙飞上太清家”。黄永武云：“太上一词，意为‘上圣之人’，《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杜预注，即以太上指黄帝等人，则‘太上家’即是黄帝之家，黄帝骑龙上飞，自返其家。于理甚顺。又《汉武内传》有《上元夫歌步玄之曲》：‘负笄造天关，借问太上家。’”按，《飞龙引》第2首即云“造天关”，可见李诗正用《汉武内传》的典故，又《飞龙引》诗本事即吟咏黄帝乘龙升天之事，事切“太上”而非“太清”，敦煌本作“太上家”才符合李白原意。

《惜樽空》。这首诗敦煌本与流传本相较，异文颇多，有增字，有改字。增字已见前述，改字情况较为复杂，现举三例加以考证：第一，“床头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云暮成雪”，宋本“床头”作“高堂”，黄永武云：“高堂悬镜难得去照，而床头明镜旦暮相照，则朝如青云，暮成白雪，上下用意贯联。……‘云’与‘雪’是同类的事物，用在一句中非常谐合，‘青云’与‘白云’的转换，趣味比‘青丝’‘白雪’好。”第二，“天生吾徒有俊才”，宋本作“天生我材必有用”，异文作“天生我身必有材”，“天生吾徒有俊才”等，异文中有与敦煌本相同者。黄永武云：“李白《将进酒》一诗中脍炙人口的名句：‘天生我材必有用。’也是后人窜改的，敦煌本中李白原来是写‘天生我徒有俊才’，‘才’与下文‘千金散尽还复来’‘会须一饮三百杯’的‘来’‘杯’是押韵的，后人改成‘天生我才必有用’，用字不押韵，显露出错误的痕迹，但是若没有敦煌本的出现，还不容易觉察这些上千年的古老错误呢。”古诗转韵时出句的末字需入韵，“才”字押韵，而改为“必有用”则不押韵，与格律不合。需要说明的是，今本以“天才我材必有用”最为通行，且赋予其人生价值方面的意义，就这方面而言，所改文字在某些方面较原始文本更有胜义，但对文本校勘而言，应以追求文本的原貌为上，这也是古籍整理的规范。第三，“钟鼓玉帛岂足贵，但愿长醉不用醒”，“玉帛”宋本作“馔玉”，瞿蜕园、朱金城云：“按钟鼓馔玉不成对文，古无此文法。观各本作‘钟鼎玉帛’者多，知唐人写本不误。若下文为馔玉，则上文当为鼓钟。”张锡厚云：“敦煌本‘钟鼓玉帛’，正与《河岳英灵集》《文苑英华》《唐文粹》诸本作‘钟鼎玉帛’犹为接近，适可证明‘馔玉’乃宋以后人所改。”黄永武在《敦煌的唐诗序》中，做出了详细的辨析，认为馔玉是指筵席上珍美的食品，正在烹羊宰牛、劝酒作乐，总不该说所食的珍品不足贵吧?况且钟鼓是乐器，馔玉是食物，又如何连成4字都不足贵呢?后人读了千余年，没发觉有问题，直待敦煌本出现，才知道李白的原文是‘钟鼓玉帛岂足贵’，钟鼓齐备是诸侯的乐器陈设，玉帛是诸侯相见时，互赠的礼物，‘钟鼓玉帛’是比喻诸侯显赫的地位不足贵，不是说眼前的乐队食品不足贵，下文有‘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陈王句即承诸侯不足贵而来，斗酒句即承愿醉不用醒而来，脉络相承，十分细密，今本‘玉帛’改成‘馔玉’以后，字义已经不通。项楚在《敦煌诗歌导论》中黄说又详细引述以证实敦煌敦煌本唐诗对于唐诗研究的意义，而这二句诗的异文则更具有典范意义。

作者简介：胡秋妍，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陶然，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文//来自于《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