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秋妍、陶然：敦煌写本李白诗集残卷考论（一）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六月，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石室洞开，封存其中近千年的5万余件古代写本、刻本文书重见天日。这些文书的时代以唐五代至宋初者居多，仅就汉文写本而言，除了为数最多的以佛藏道书为主的宗教典籍外，还包括官私文书、寺院文书、四部典籍，以及大量杂文书。在经史子集四部文献中，集部文献有很大的比重，其中除了仅存于敦煌遗书的以变文为代表的讲唱作品外，传统体裁的诗、词、文、赋，皆众体皆备，是中国古代文学文献中难得的原始材料。敦煌出现的唐人抄本诗选残卷伯希和氏2567号，共存唐诗73首，其中李白的诗有43首，另斯坦因氏2049号亦抄录《将进酒》一首。这是现存李白诗的最早抄本，其校勘学、版本学和文献学价值极高。有关敦煌写本李白诗，20世纪以来，一直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如罗振玉《鸣沙石室佚书》有李白诗残卷之校录，上海古籍出版社刊行之《唐人选唐诗十种》有该残卷之影印。而对于此卷写本进行较为全面的整理和研究者，要推黄永武《敦煌的唐诗》、张锡厚《敦煌本李白诗集残卷探微》、徐俊《敦煌写本唐人歌诗存佚互见综考》等。相较而言，敦煌写本李白诗歌的校录，以徐俊的《敦煌诗集残卷辑考》最为精审；而异文的考订，则以黄永武《敦煌的唐诗》最为全面。今以《敦煌诗集残卷辑考》为底本，以黄永武的《敦煌的唐诗》为基点，结合宋本《李太白全集》（简称宋本），《文苑英华》本（简称英本）进行对勘比证，并吸收已有研究成果对敦煌写本李白诗歌的进行释例性质的考证，集中分析异文产生的原因，对比异文的正误优劣，拟通过这一个案以探讨写本时代文集编纂和诗歌流传的文本变化特点，并以异文考订为契机推定诗作产生的年代和真伪情况。

一、编撰过程中修改诗题

诗题是诗的眉目，历来受到诗人和选家的重视，在诗歌创作、传抄、编集和刊刻过程中，会出现诗题不同的情况。敦煌写本李白诗与宋以后刻本以及总集收录的李白诗，在诗题上也是颇有差异的。李白诗在编撰过程中修改诗题，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组诗改题，讨论这一改题现象，关涉到组诗的总题、子题和诗歌内容的关系；二是单篇诗改题，这种改题现象出现更多，情况也较为复杂。

1.组诗改题

《古意》。宋本题作《效古二首》其一。黄永武以为“依据敦煌卷本的通例，大凡一诗数首不全录，题目往往略有更改，《效古》与《古意》，题旨相近”。按，有关这首诗的题目，敦煌本可据，盖因李白诗歌为乐府体裁，“古意”为唐六朝至隋唐诗人约定俗成的诗题，如王融、沈佺期、李颀、崔国辅、王驾、刘商、陈羽、崔曙都有《古意》之作可证。综合李白的个人喜好和唐代诗人习惯表现，作“古意”更为切合。

《赠赵四》。宋本为《赠友人三首》之一，略去了《赠赵四》诗题。黄永武认为“本诗必然是先有子题，后来总题作《赠友人三首》，抹去了赵四的名姓。《赠友人三首》可能是赠给同一个人，也可能是赠给两三个不同时地的人，赠给谁早已无考，由于敦煌残卷的出现，至少可知本诗是给赵四的”。按，这一推测颇为合理，也可以印证敦煌写本的可靠，同时为研究李白诗集的原貌寻找一些线索。首二句“我有一匕首，买自徐夫人”，用《史记》徐夫人为赵氏的典故，可证敦煌本题目“赠赵四”更贴切，而宋本改首句为“袖中赵匕首”，反而与下一句语义重复。由此可以推测宋代编成的李白集中有《赠友人》《送友人》诗，盖都是有具体的人物指向的，只是在重新编集的过程中合并同类之作为组诗对诗题做了修改。

《瀑布水》。宋本诗题作《望庐山瀑布二首》。黄永武以为“考香炉峰在庐山东南方，所以诗题有没有指明庐山，意义相等。而诗中有‘洗尘颜’字样，则对瀑布水不仅是‘望’而已。但本诗原共二首，选取其一，题目或许会改的简单些”。诗首二句“西登香炉峰，南见瀑布水”，则题作“瀑布水”更为贴切。黄氏以为将组诗复杂之题改得简单，似不确。下一首“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虽有“望”意，但相较而言，仍应作“瀑布水”更优长。若组诗题目，似乎明嘉靖本作“望庐山瀑布水二首”更好，但此本产生过迟，故本诗题目仍应依据敦煌本。

《宫中三章》。宋本题作《宫中行乐词八首》。有关诗的来源，陈尚君考证名为孟启《本事诗》有记载，玄宗召李白“上知其薄声律，谓非所长，命为《宫中行乐》五言律诗十首”。黄永武以为“依此残卷通例，一诗数首不全录，则诗题往往改为简省。……而宋本《乐府诗集》所载曲调名亦为《宫中行乐辞》，是宋本诗题不误，敦煌抄本改为简省”。按，写本时代诗歌的题目往往不完全确定，故敦煌本作“宫中三章”，而《本事诗》作“宫中行乐”，《才调集》作“宫中行乐”，均无“词”字。宋代典籍收录此诗，则多有“词”字。即如《唐诗纪事》卷18引东蜀杨天惠《彰明逸事》云：“时太白齿方少，英气逸发，诸为诗文甚多，微类《宫中行乐词》体。今邑人所藏百篇，大抵皆格律也。”宋本作“宫中行乐词”则应是编刻李白诗集时根据曲调名而统一的结果。

《月下对影独酌》。宋本题作《月下独酌四首》。这组诗历来就颇有争议，王琦注云：“胡震亨曰：‘此首乃马子才诗也。’胡元瑞云：‘近举李墨迹为证，诗可伪，笔不可伪耶?’琦按：马子才乃宋元祐中人，而《文苑英华》已载太白此诗，胡说恐误。”詹锳云：“敦煌本唐诗残卷录此诗，合一二两首为一首，题作‘月下对影独坐’，而无三四两首。是则各本绝无同者，然其决伪作无疑也。”张锡厚云：“今敦煌本唐人抄写李白原诗俱在，可证王琦所论甚是，此一段诗案亦可了结。”按，据诗句“举怀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既不解影，影徒随我身。暂伴月将影，为乐须及春”等多句咏影，明显是“月下对影独酌”更切合诗意。

2.单篇诗改题

《送程刘二侍御及独孤判官赴安西》。宋本诗题作《送程刘二侍郎及独孤判官赴安西幕府》，“侍御”变成了“侍郎”，侍郎的官位甚高，唐代侍郎的官阶是四品，不应为幕府之职，幕府有副使、行军司马、判官、掌书记等职，幕职原先不限出身，后来要奏请有出身的人员及六品以下正员官来担任，可见侍御的地位比侍郎低很多。又幕府之职例带台衔，台衔则为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此三院御史，都可称为“侍御”。若御史大夫、御史中丞则为镇帅所带之衔。《旧唐书·封常清传》记载安西幕府的判官有刘朓、独孤峻等，应该就是本诗所送三位宾客中的两位。由此可证。敦煌本李白诗题更接近诗歌原貌，而宋本诗集编者是不了解唐代官制而致误。但宋本《文苑英华》题作“侍御”，说明《文苑英华》所收李白诗的版本来源与宋本李白集是不同的。

《送族弟琯赴安西作》。宋本诗题作《送族弟绾从军安西》，“赴安西作”改为“从军安西”，似与诗中文句的改动有相连的关系。“尔挥白刃出门去”，宋本作“尔随汉将出门去”，黄永武以为大概是后人认为题意不明，所以将诗题改为“从军安西”，为了呼应“从军”，就改用“尔随汉将”。但宋本存“一作尔挥长剑出门去”，与敦煌本同，是旧本尚存线索可循。按，唐代赴安西有从军与游边的分别，据诗意应是从军，但宋本改字过嫌直露，缺乏浑融的意境。敦煌本“尔挥白刃出门去”与宋本一作“尔挥长剑出门去”，虽有二字之差，但意义相同，而“尔随汉将出门去”则悬隔较远，因此从宋本“一作”和敦煌本的对比中，可以看出敦煌本更接近李白诗的原始创作状态。

《鲁中都有小吏降七朗以斗酒双鱼赠余于逆旅因鲙鱼饮酒留诗而去》。宋本题作《酬中都小吏携斗酒双鱼于逆旅见赠》，敦煌本诗题似小序，于时、地、人记载均详。按作“酬东都”非是，鲁中都唐时属河南道郓州东平郡之中都县，天宝元年（742）更名，今为山东省汶上县。诗有“鲁酒若琥珀，汶鱼紫锦鳞。山东豪吏有俊气”语，足证写本是而宋本非。此诗又见《河岳英灵集》卷上，题作《酬东都小吏以斗酒双鳞见赠》，作“酬东都”均误。

《阴盘驿送贺监归越》。宋本题作《送贺宾客归越》，黄永武云：“敦煌本较宋本多‘阴盘驿’三字，《旧唐书》天宝三年‘祖别贺知章于长乐坡’，长乐坡在长安十里，是京师东出第一驿，一般公私送迎多在此，但阴盘驿则较远。……天宝三年春天李白在京师，为翰林供奉，贺与李同作酒中八仙之游，此番李白送贺知章归越，不止参加了公家送别的场面还多送了六十里，……正显示二人间交谊的深厚”。张锡厚云：“唯敦煌本还增出‘阴盘驿’之地名，该地距京师有六七十里之遥，诗题标明送别地点，说明两人情笃谊深，才远送至此。”按，贺知章归越，长乐驿祖饯的场面，宋孔延之《会稽摄英总集》有1卷记载，收录了35首应制诗，其中有贺知章《送贺监归四明应制》诗：“久辞荣禄遂初衣，曾向长生说息机。真诀自从茅氏得，恩波宁阻洞庭归。瑶台含雾星辰满，仙峤浮空岛屿微。借问欲栖珠树鹤，何年却向帝城飞。”知章归越在天宝三载（744）春，见玄宗《送贺知章归四明序》。由《会稽掇英总集》参证，李白诗题应作“阴盘驿送贺监归越”。

《黄鹤楼送孟浩然下惟扬》。宋本题作《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广陵郡唐时属扬州，扬州古时称惟扬。按，郁贤皓《李白丛考》云：“孟浩然在开元十六年暮春从江夏下扬州，同年岁暮由扬州溯江回家乡，接着便冒雪入京。因此，李白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当作于开元十六年暮春。”考唐代州郡建置，武德初年，改郡为州，天宝元年（758），又改州为郡，乾元元年，又改郡为州。加以诗句有“下扬州”，则最初诗题应为“黄鹤楼送孟浩然下惟扬”。

《初下荆门》。黄永武云：“宋本题作《秋下荆门》，诗中字句与宋本全同，‘秋’字诗中自有，作‘初’字亦可。”郁贤皓云：“此计在敦煌唐人写本《唐诗选》残卷中题作《初下荆门》，当是开元十二年秋天初次离开荆门东下时所作。”按，“初”“秋”二者皆可通，作“初”重主体，作“秋”重客体。

《独不见》。本诗题为《独不见》，宋本改为《塞下曲》，为《塞下曲六首》之四。按，另一首李白的《独不见》诗也以“白马”开头，“无时独不见，流泪空自知”结束，所以本诗题目也应是《独不见》。与敦煌写本参证，可以推知《独不见》为独立的乐府诗题，李白诗共二首。而《塞下曲》则为另一题目的乐府组诗。按，南朝梁柳恽《独不见》诗，末二句“奉帚长信宫，谁知独不见”，至唐代拟作用于近体诗，则将“独不见”三字置于倒数第二句的末三字，如沈佺期《独不见》末二句即为“谁为含愁独不见，更教秋月照流黄”。

《惜樽空》。宋本题作《将进酒》。敦煌写本根据诗的内容立题，宋本沿用乐府古辞之名为题。而这一写本又见于敦煌残卷斯2049号，但诗题已残，而字句则稍有不同。考唐人殷璠《河岳英灵集》卷上收李白诗此诗，题目即作“将进酒”，是知唐时李白此诗题目就有两种形式流传。宋代李昉所编《文苑英华》卷195引录此诗，题作《将进酒》，题注云：“一作‘惜空酒’”。亦知传至宋时，诗题也有两种形式。这样的情况较为特殊，到底是由“惜樽空”改为“将进酒”，还是由“将进酒”改为“惜樽空”，并不容易确定。

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胡秋妍，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陶然，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文//来自于《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