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建文：明末清初贵池的史学传统

一

吴应箕、刘城开创了贵池的史学传统

吴应箕（1594—1645），始字风之，后更字次尾，号楼山，南直隶贵池县兴孝乡人。复社五秀才之首。是明末著名社会活动家、文学家、复社领袖和抗清英雄，也是一位史学家。他的学生陈维崧（字其年）在《钱础日史论序》中指出了他的史学地位：“先是，贵池吴先生、太仓张先生俱有史论。吴先生意气雄伟，倜傥非常，所著楼山堂史论，高文老识，成一家言，有极笔之叹矣。”不仅如此，他对贵池史学还有奠基之功，具体来说，表现在治学方法、史学思想和史学实践三个方面。

在治学方法上，他倡导“史”为通经治文之门。他说：“廿一史者，六经之梯也，虽未能由源及流，而溯流以穷源，此或亦读书之法。”“弟近时读史甚深，每怪李卓吾以评《水浒传》手眼评史，钟伯敬以评诗手眼评史，俱可发一笑。吾兄读书当从此入，由史及经，是因流溯源。”又说：“能通经而后可以治史，能治迁、固之史而后可以治廿一史。嗟乎！世有治二十一史之人而不能治文乎？”他不仅对同辈如此说，而且在教学过程中也是如此强调，如在《陈其年诗序》中他就说：“即用修、元美号称博学多才矣，不能整齐一史，予尝少之。”陈维崧说：“盖先生平日于书无所不窥而尤精熟于史。其教维崧也，亦必令其精熟于史。”

在史学思想上，他强调“史不可无论”、史应“使居今者巡复其意而可以厝之为用”。他说：“史者，其人与事之得失为已然者也。夫第以为其人与事之得失已乎？前之不忘，后之师也。是故有国家者不可无史，乃论者又取其人与事之得失而是非系焉，此又何欤？盖是非不定，彼所为得失者乌在？其果得果失？而治乱倚伏之几，心迹晦明之数方，甲乙彼此之淆混，使后人但据其迹而师之，岂不贸其所趋而即？已然者为世患岂少哉？夫然史不可无论，尤甚于国不可无史也。然而古今之论史者，亦可概见矣……是故其人不好学深思与无天下大计而又好为畸识偏见者，皆不可与论史。”“予观其书，不名一体，裁缩已成之事以为文，缀附独见之义以立断，词不病于好微，而意不苦于难属，其言约，其义该，其包络辽邈，使居今者巡复其意而可以厝之为用，非具良史才，又积岁覃精者，乌有是哉？”在吴应箕看来，史家不仅要具有史识，还要挖掘“史”的现实意义，用“以史论事”的方式指导今人的实践。正是这样，在他的史学实践中，一是探求末世的治世之道，以挽大厦之将倾，复兴明王朝。如修《宋史》以及现存《楼山堂集》中的六篇“中兴论”，均有此意。一是著史言志，如《两朝剥复录》。一是认为气节与政治统治有直接关系，“留东汉之再世者，气节也，魏晋贱守节而汉亡。”“留东汉之天下者，气节也；留南宋之人心者，理学也。”所以他注重表彰节义，为贤者立传，如《熹朝忠节传》。

在史学实践上，他写下了较多的史学著作。据刘世珩刊印的《二妙集》记载，其主要史学著作有《国朝纪事本末》、《启祯两朝剥复录》10卷、《汉书书后》2卷、《宋史》50卷。此外，《楼山堂集》中还收录有史论59篇、史辩5篇。又据冒襄《楼山堂集序》，吴应箕还著有《廿一史史论》。又，彭而述《吴义士传》云：“公名应箕，著有《大楼山房史辩》数百卷行于世。”现已不见。但彭而述1645年春夏之际避乱于池州，居吴应箕家两个月，所述应不假。由此，笔者认为可能是吴应箕所有史学著作的合编稿，有一部分已刻印行世，还有一部分未刻印（可能就包括《宋史》50卷），又因吴氏于这一年闰六月起兵抗清并于当年十月就义，稿可能遗失。

刘城（1598—1650），字伯宗，晚字存宗，号峄桐，贵池人。复社五秀才之一。与吴应箕合称“贵池二妙”。光绪《贵池县志》卷29《人物志·隐逸》载：“刘城，字伯宗，改字存宗，善诗、古文辞，与吴应箕齐名，而折节温恭，人比之春风好玉。尝脱赀赠黄詹事道周、成御史勇、陈刺史弘绪于诏狱，欲出死力论救之。崇祯九年，安池道史可法、江西右布使张秉文应诏保举，先后以堪任民牧荐，城举应箕自代，不许。”同书卷41《艺文志》载，刘城著有《峄桐集》10卷、《峡川集》10卷、《九华山游记》1卷等。有廷銮、廷鏊、廷鋈、廷廞四子。

刘城虽也写了《春秋左传地名录序》《名贤年谱序》和《书十二诸侯年表后》《监本三国志后》等序跋，但刘氏不以理论见长，他的史学成就主要表现在其史实梳理、史实考证和史论创作上。据刘世珩刊印的《二妙集》及其编印的《贵池先哲遗书待访目》记载，刘城主要有以下作品：《春秋左传地名录》2卷、《春秋左传人名录》6卷、《春秋外传国语地名录》1卷、《春秋外传国语人名录》1卷、《古今名贤年谱》20卷、《池州杂记》8卷、《逊国贵池三忠录》3卷、《古今庙学记》40卷、《古事异同》。此外，《峄桐文集》中收录其所著史论20篇。

如果说吴应箕关注的是与国家大事相关的史实，注意对明朝史实的搜集整理，重在“论”，强调“识”，那么，刘城则开始了对贵池史料的搜集整理，重在“史”，强调“学”。如《池州杂记》《逊国贵池三忠录》等。吴应箕与刘城关系密切，相互影响，吴应箕的宏观史学视野和刘城对地域史料的整理，奠定了贵池史学的格调。

二

吴应筵、刘廷銮发展了贵池的史学传统

吴应筵（1606—1694），字山宾，一字去非，号涩斋，后改名非，贵池人。光绪《贵池县志》卷27《人物志·文苑》载：“吴非，原名应筵，字山宾，应箕从弟。尝一应童子试，不合有司绳尺，即弃去。专肆力于古，自经史外，山经地志，齐谐稗乘，无不综览。工铁笔，闻佳山水，裹粮往游，挟镌刻之具，从悬崖划石，留姓名镂诗而去。兼善画，家近黄山古牛冈，自号古牛耕者。诗文聱诘，读者或不能句，以为涩，故又号涩斋。应箕殉难，非抚其孤，善教之。喻成龙守池，绅士无人宅阈者，独悬一榻以礼非。总督于成龙聘修《江南通志》，李振裕视学江南按池事竣，遣官迎非至释莱书院，因列饷之，推为祭酒。非著述甚富，而《廿一史异同考》《三唐编年》自谓得史家之秘。从游者刘廷廞、刘廷鋈、郎遂、沈思沦皆有名于时。”应筵少即从应箕游，刘城云：“夫山宾之受教次尾也”，与吴应箕有即弟即师之关系。吴应筵与刘城关系也很密切，据刘世珩《刘城年谱》载：刘城于崇祯十二年（1639）“春，就吏部试，注官湖广郴州。夏初返南京，应乡试不第。秋回里。冬，复之南京，在吴次尾寓度岁，约同里吴非共著书。”明亡后，吴应筵与刘城过从更密，刘城《峄桐集》中存有较多他们相互唱和赠答的诗文。而从应筵游者有刘城之子刘廷廞、刘廷鋈、郎遂、沈思沦等；另从《楚汉帝月表》“跋”中得知，刘廷銮的儿子刘汉系、刘汉胄也受业于吴应筵。

据刘世珩《贵池先哲遗书待访目》，吴应筵史学著作还有《池事未尽录》4卷、《三梁系谱》4卷、《二十一史目例异同》1卷、《梦史》20卷、《历代纪年异同》、《耕史》。吴应筵现存史学著作有《三唐传国编年》《楚汉帝月表》《梁南太原郡城考》。他还参与了贵池知县李愈昌主持的《顺治贵池县志略》、朴怀玉主持的《康熙池州府志》的纂修。

以上所录书目中，《池事未尽录》显然是对刘城《池州杂记》的补漏，《二十一史异同考》则承吴应箕的《廿一史史论》，但却转向考证。更重要的是，他直接继承了吴应箕的“有为而发”的史学思想，通过著史来表达他的遗民心志。《三唐传国编年》表达了“明亡而复存”的遗民心志，与吴应箕的“中兴论”是一脉相承的。而《楚汉帝月表》则有为永历正名之意。刘汉胄《楚汉帝月表跋》云：“先君于家楼座右拈‘秦楚之际月表’，题而未言其旨，闲尝学《史记》法作《明建文逊国月表》，盖吾师共裁而笔之者也。建文虽革除而未尝不复纪年，朱白民谓：建文标之以逊国，不得列于帝纪，曾不如革除之，名晦而实存云云。吾师辨之曰：既复纪年矣，何晦焉不得列于帝纪乎？推斯义也，月表之所以大书怀王义帝之纪年于首也，而况其不容终晦者乎？汉自入关可称元年，羽弑义帝而汉继之统以称元，羽安得窃比也？惜先君不及见吾师此表耳。”

刘廷銮（1614—1665），字在公，一字得舆，号舆父，也称刘銮。刘城之子。吴应箕门人、女婿。光绪《贵池县志》卷27《人物志·文苑》载：“刘廷銮，字舆父，父城，子承家学，又师事吴应箕，尽得其传，一时坛坫推重之。应箕死，抚其孤，教之成立……康熙二年以恩贡考授州同知，未仕卒。著《梅根集》及他纂述凡数百卷”。刘廷銮参与了贵池知县李愈昌主持的《顺治贵池县志略》的纂修。

据刘世珩刊印的《二妙集》记载，刘廷銮的史学著作有《尚书年历》、《春秋月历》、《建文逊国之际月表》2卷、《贵池掌故》、《九华散录》30卷。又据刘世珩《贵池先哲遗书待访目》，刘廷銮史学著作还有《春秋义疏》40卷。

从所列书目可以看出，刘廷銮所论涉的不管是《春秋》、“建文逊国”等史事，还是池州地方史事，多与刘城后先相继，承其家学。

综上所述，吴应筵与刘廷銮继承了吴应箕与刘城的传统，除了著史言志外，特别关注地方史事的搜集与整理，也正是由于熟悉地方掌故，使他们有机会参与府、县官修志乘的纂修，对贵池文化遗产的整理、传承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

吴孟坚、郎遂继承了贵池的史学传统

吴孟坚（1637—1720），字子班，号哭哭子，吴应箕之子。光绪《贵池县志》卷30《人物志·孝友》载：“吴孟坚，字子班。父应箕，明亡殉节，孟坚甫十龄，育于外家，稍长，叔父非暨遇、刘廷銮授之学，于书无所不读……著有《读史漫笔》，始关龙逢，终文天祥，可以悲其志矣。他著述详《艺文》。年八十四卒。”据此，吴孟坚受教于从叔吴应筵、从兄吴遇和姐夫刘廷銮。

据刘世珩《贵池先哲遗书待访目》，吴孟坚的史学著作除《一草亭读史漫笔》外，还有《逸民心略》《南都纪略》《宋史编年断略》。

吴孟坚虽从学于吴应筵、吴遇和刘廷銮，得到他们的指点，“叔师尝以史学教，坚之《读史漫笔》则一一奉平昔之指示，触而为之者也。”但其史学路子是直承其父的。《一草亭读史漫笔》承其父《楼山堂集》中的史论和《廿一史史论》；《逸民心略》《南都纪略》承其父《熹朝忠节传》；《宋史编年断略》承其父《宋史》。所以，《一草亭读史漫笔》序作者多指出这一点。黄虞稷序云：“吴子尊人楼山先生昔有史论数卷，为世传颂，当世知者以为深得春秋之旨。子班继为是编，足以上嗣家学，即谓谈、迁世业今在齐山秋浦间，可也。”姜宸英序云：“先生（吴应箕）故精史学，所论著十余种，其言启祯之际详矣。兹读子班《读史漫笔》两卷，不独其文辞开阖跌宕，得班马遗法于数千年之上，其所是非予夺独出己见而卒不诡于正，抑何其神似楼山先生也。”

郎遂（1654—约1739），字赵客，号西樵子，一号杏村，贵池杏花村人。受业于吴应筵。著有《杏花村志》12卷。光绪《贵池县志》卷27《人物·文苑》载：“郎遂，字赵客，号杏村。由诸生入太学，以诗文名于时。手辑《池阳韵纪》一书，阐幽表微，搜括殆尽。所居杏花村，山川明秀，倘佯其间，吟咏自得，年愈八十弗衰，人称耄而好学。”

据刘世珩《贵池先哲遗书待访目》，郎遂史学著作除《杏花村志》外，还有《杉山志》《廿一史目例异同》《池州诗史》《中山掌记》。

从所列著作中可知，《廿一史目例异同》显然承吴应筵《二十一史目例异同》而来。重要的是，郎遂继承了刘城、吴应筵以来对地方史实的整理，与参订者吴应筵、吴孟坚、刘汉系等贵池名人一道纂修了《杏花村志》。

通过对贵池史学家师承关系的梳理，可以发现，贵池史学三个前后相承的发展阶段较为明显。但需要提出的是，吴应筵生活跨度较大，三个阶段都有其史学活动，但就其所起的作用来说，将之归于贵池史学发展阶段的代表比较恰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