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岁的“北漂青年”毛泽东：我的爱情我做主

原题：毛泽东，我的爱情我做主

1918年，25岁的毛泽东来到了北平，这是他是第一次到北京。

毛泽东也是这次在北京之际，结识了许多有革命思想的先驱者，是他成为职业革命家的起点与转折。他到北京不久，杨昌济便介绍他去北京大学由李大钊任馆长的图书馆当了助理员。对于李大钊，毛泽东怀有深深地感激与敬仰。

三十年后即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进京组建中央人民政府，当大队人马由涿县乘火车到北京清华园。当火车过了北京城墙时，他无限感慨地说：“整整三十年了!那时，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我到处奔波，来过北平。还不错，吃了点苦头，遇见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他是我真正的好老师呀。没有他的指点和帮助，我今天还不知在那里呢?”

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工作了半年时间，这期间，他一边穿梭于书架之间取书还书，一边用他那双“饥渴”的眼睛阅书与阅人，不放过任何好书和人物。毛泽东通过他的签名簿认识了一些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我曾经试图同他们谈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讲南方方言的图书管理员要说些什么。”

毛泽东说的这件事是指他在北大有一次听胡适的讲座。

北大有一个规矩，非学籍身份的听众只能缄口不言地听讲座，而不能提问题。可是毛泽东这次听胡适讲座，听到精彩之处忍不住“违规”了，站起身斗胆地向胡适提了一个问题。

胡适没有回答，而是问：提问题的是哪一个？当他得知毛泽东是没有注册的学生时，这位激进而洒脱的教授给了毛泽东一个难堪，他拒绝回答问题。这给毛泽东留下了一个不愉快的印象。

但这个被拒绝的事情并不影响毛泽东去结识其他激进人士。

也是在这个时期，毛泽东结识了张国焘。也结识了当时任北大文科学长的陈独秀。

陈独秀是首倡新文化运动的著名人物，是五四时期启蒙思想家，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宣传者，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毛泽东在当学生时就用“二十八画生”的笔名在《新青年》上发表《体育之研究》，和陈独秀开始发生联系。

毛泽东第一次到北京，陈独秀这时对社会问题的精辟见解和对苏联十月革命的歌颂，深刻地影响了毛泽东。他在1919年7月《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中，赞扬陈大力倡导“科学”与“民主”的“至坚至高精神”，认他为“思想界的明星”。

毛泽东在北京停留的半年，除了结识了陈独秀和李大钊张国焘外，还接触了许多他钦佩的思想激进人物，还同一些左翼青年成为朋友，吸收了许多新的思想，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粗浅知识，参加了哲学研究会、新闻研究会、平民教育讲师团和少年中国学会等许多有意义的活动，脑中装满了许多社会实际问题，他的思想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他自己回忆这半年生活：“政治的兴趣继续增加，思想越来越激进。”

毛泽东这次到京，还有一个重要收获，那就是爱情女神向他走来了，他与杨开慧的“好感”发展为爱情。

毛泽东在杨开慧16岁时就相互认识。那时候，毛泽东、蔡和森等学生不仅课堂上听杨老师讲课，节假日也常到杨先生居住的长沙板仓住地去求学、求教，讨论之学做人之道。每逢这个时候，只有十六岁的杨开慧也会随着他们一起听父亲讲课，虽说两人年少，心里并没有男女之事，但彼此都有好感。

好感便是爱情的种子，感情的苗子快速地生长。

杨开慧与家人6月刚刚离开长沙，8月毛泽东便来到了北京，这让杨开慧十分开心。这位有着敢爱敢恨湘妹子特点的姑娘，向毛泽东敞开了她的情怀。而毛泽东在异乡见到自己熟悉且心爱的姑娘，可想他的激动与兴奋，每天在办完公事后，毛泽东和杨开慧都要一起漫步北海，游览故宫，几乎和现代的少男少女没有什么区别。

北京香山的红叶，北海的白塔，城区的大街小巷留下了他们的足迹，记录下了他们爱情的甜蜜与火热。

17岁的杨开慧把毛泽东当作兄长和知己，两人经常交谈，彼此心灵越来越近。

杨开慧与毛泽东恋爱期间，除了炙热的爱意之外还有发自心底的敬仰与倾慕，她在日记里这样记录了她初恋感受：

“不料我有这样的幸运！得到了一个爱人。我是十分爱他。自从听到他的许多事，看见了他的许多文章日记，我就爱上了他，不过我还没有希望过会同他结婚，一直到他有许多信给我，表示他的爱意，我还不敢相信我有这样幸运。......自从我完全了解了他对我的真意，从此我有了一个新意识，我觉得我为母亲而生之外，就是为他而生的。我想像着，假如一天他死去了，我的母亲也不在了，我一定要跟着他去死！假如他被人捉去杀了，我一定要同他去共这个命运！”

此情此意，可见杨开慧对毛泽东生死相依的感情。

半年后，毛泽东回到湖南，两人开始互通信息，书写两地情书。相互之间称呼也只用最亲密的字眼“润”和“霞”。

其实，杨开慧并不是毛泽东的初恋。

毛泽东在与杨开慧恋爱之前有过一段初恋。而这段初恋更像是飘在天上的难以把握的美丽云朵，双方除了热度与真诚外，距离现实生活还是有很大距离。

初恋对象叫陶毅，比毛泽东小三岁。她出身湘潭的名门望族，是个大家闺秀，也是一个有革命追求的女子。她与向警予、蔡畅被称为周南女校的“周南三杰”。，也是最早加入新民学会的一批女会员。

在新民学会共同活动中，毛泽东与她日久生情，加之又是同乡，毛泽东欣赏陶毅的才华横溢与天生丽质，而陶毅痴迷毛泽东英姿焕发的风采与办事果断的气质，为此，二人曾陷入疯狂的爱情之中，但因为有一件事情让热恋中的陶毅受到伤害。

毛泽东的《体育之研究》在《新青年》上发表了。能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这在当时是颇了不起的事情，毛泽东和他的朋友都非常兴奋，包括陶毅也是十分高兴。大家议论着，召集读书会的同学搞一场讨论会。研讨会上，蔡和森建议把读书会改组成有一定规章的青年组织。毛泽东提出新组织的“三不”原则，其中一条就是“不谈男女之情”。这使在场的陶毅情绪骤然低落，她不知道毛泽东的真实用意，以为是针对她陶毅说的。

陶毅的自尊心很强，不等研讨会结束就悄然退场。她觉得，毛泽东操心的事情太多，根本没有把她放在心上。散会后，毛泽东到处找她找不着，有些莫名其妙，也感觉到有些恼火，觉得爱情真累人。

可陶毅表面上躲着毛泽东，内心里毛泽东的影子总之挥之不去，放不下他们那一段热恋。有一天，陶毅听同学说，毛泽东母亲病重，他已经请假回家将母亲接来长沙看病，陶毅急忙赶到医院看望毛母。她目睹了毛家经济的窘迫，也目睹毛泽东对母亲的孝顺，陶毅发现，这个男子汉心中原来也有如此的温柔与深情。她决定帮助在经济上毛泽东。也是有了陶毅的帮助，毛母被转到长沙最有名的湘雅医院就诊。

陶毅这番关心再次感动了毛泽东，他与陶毅的恋情，又一次如烈火般燃烧起来。但没有多久，就因各自生活方式的巨大差距而冷却，这使陶毅非常痛苦。这时，家里要她回去，践行娃娃亲，与那个她不喜欢也不熟悉的男人成亲。

怎么办，陶毅想到了一条路，那就是和她爱的人“私奔”。

陶毅提着行李突然挡住了毛泽东的去路。她是为逃婚来找毛泽东，希望能劝说他与她一道离开长沙，逃向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自由天地。

然而，毛泽东正沉浸在苏联十月革命巨大冲击的激动中，为社会的改造与中国之未来而兴奋莫名，毛泽东怎可能与她“私奔”呢？陶毅此时彻底明白了。毛泽东绝不会像她一样，把个人的爱情放在人生最重要的位置上。

毛泽东虽说没有与陶毅一起走，但他劝陶毅，不要和自己不喜欢的人结婚，哪会一辈子不幸福的。他还列举了自己的婚姻例子劝说陶毅不要走这条“死亡”之路，男女双方都会受到很大伤害。这一点，毛泽东说的是对的，的确因为一场封建婚姻，他对婚姻产生了恐惧与失望。很长时间对婚姻都很厌倦。他宁愿与自己喜爱的女子“同居”而不去结婚 。毛泽东认为男女应该是自由的，如果一双不愿意了，随时可以离开。

陶毅打消了与毛泽东“私奔”的念头，但也下决心不回去嫁不爱的人。唯一能和毛泽东在一起的方法，那就是遵循毛泽东的意愿，既保持个人自由又不妨碍两人相爱。

陶毅为和毛泽东在一起。她在长沙秘密租了一座房子，毛泽东一有空就来与陶毅约会。不久两人生计就出现了危机。毛泽东想了一个自救的办法——两人合伙开办一个书店，既能销售宣传进步书籍又能补贴生活费用。这个主意两人一拍即合，很快一家“文化书店”出现在长沙城里。陶毅还雇了1个老者，帮助她照看门面，她只管每天出入的现金。毛泽东读书会的成员，成了书店的主要顾客。长沙的学生也常来光顾。随着书店销量的增长，毛泽东与陶毅的恋情又延续了一阵子。

自由有时也是双刃剑，特别是对女人，而且是在封建制度下的女人。时间一长，陶毅觉得这种方式生活在一起，没有归宿感。而且两人的政治观念也不一致，就像两人面向的不是一个目的地，是很难在一条船上风雨同舟。最后双方因为家境、门第乃至价值观的不同，裂痕很快显现。热恋之后的冷静，令双方都觉得心灵的寒冷，看来，再坚固的爱情，也是经不起信念与时间的考验。

一对曾经相爱的恋人，终因政见不同与对婚姻认识不一致而分手。

或许将少女所有的热情耗尽在她的初恋中，陶毅与毛泽东分手后，她看破了红尘，再没有恋爱也没有嫁人，而是专心致力于女性教育，在上海、南京、长沙等地办女学，培养了丁玲等一批女弟子出来。

分手后，毛泽东很快与杨开慧进入了恋爱。但是他的内心深处始终存放着与陶毅相处的那段岁月，以至于他在结婚后还去看望过生命中曾经的“最爱”。那是1921年的夏季，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一大”，后又移至嘉兴开完了会议全程。毛泽东作为列席代表参会。会议结束后，代表们每人领到五十银元作为回乡的费用。毛泽东于是去游览了杭州、南京，并看望了迁居南京的陶毅。为此有人曾经传闻说，毛泽东那首写于1922年的《贺新郎•别友》就是写给陶毅的。

堆来枕上愁何状？ 江海翻波浪。 夜来天色总难明，无奈披衣起坐薄寒中。  晚来百念皆灰烬，倦极身无凭。 一钩残月向西流， 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

不过经过很多当事人证实，因传闻而得出的推断是不准确的。当时毛泽东与杨开慧结婚一年多，即使毛泽东有重温旧梦的想法，陶毅却是不可能，因为她自尊心很强，当初就是因为与毛泽东没有归宿感才导致分手，那现在更不可能再陷入这场绝对没有归宿感的感情纠纷中。后来杨开慧为毛泽东看望陶毅之事，曾与毛泽东发生激烈争执。但是杨开慧很快意识到，毛泽东昔日那一段恋情已经远逝，已不可能再回到现实中影响他们现有的生活。一场感情危机因此而化解。

所以，《贺新郎•别友》应该是毛泽东写给杨开慧的。

陶毅在孤独中只活了37岁，1932年她病逝于长沙。而此时的毛泽东无论是心理上还是地理上，已走得很远很远……他正率领红军与国民党反动派鏖战与闽赣一带，为突破敌人第五次围剿而苦苦作战。杨开慧因为是毛泽东的妻子，也被国民党残忍地杀害在长沙。

毛泽东做主的爱情几乎都是无言的结局。

原配病逝，爱妻牺牲，恋人早逝，与毛泽东有关系的三位女性就这样韶华早逝。后来的两位夫人，一位红军女战士，却远走他乡；一位上海滩演员，遗孀入了监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