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文明的发展繁荣,在地域空间上可以分为汉唐西部时代与明清东部时代。而汉唐盛世立国的基础是秦蜀“天府之国”,其“秦蜀一体论”的总结奠定者正是司马迁。在当前国家实施“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战略的背景之下,本课题的探讨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一、天文星象:“昴、毕间为天街,主国界也”
中华大河农耕文明,从西周开始形成了“敬天保民”的天人合一思想,形成了久远而发达的天文学传统。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自许的司马迁,在正史中首列《天官书》认为:“星气之书,多杂禨祥,不经;推其文,考其应,不殊。比集论其行事,验于轨度以次,作天官书第五。”
司马迁认为中华天文星象的分界线就在秦陇、巴蜀之间,恰好与山川地脉的秦岭南北分界线重合。
司马迁认为黄帝、高阳、高辛、唐尧、虞舜五帝与夏商周三代,先后传承天文星象之学,“自初生民以来,世主曷尝不历日月星辰?及至五家、三代,绍而明之,内冠带,外夷狄,分中国为十有二州,仰则观象于天,俯则法类于地。天则有日月,地则有阴阳。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天则有列宿,地则有州域。三光者,阴阳之精,气本在地,而圣人统理之”。张守节《正义》引张衡云:“文曜丽乎天,其动者有七,日月五星是也。日者,阳精之宗;月者,阴精之宗;五星,五行之精。众星列布,体生于地,精成于天,列居错峙,各有所属,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事。其以神著有五列焉,是有三十五名:一居中央,谓之北斗;四布于方各七,为二十八舍;日月运行,历示吉凶也。”在以北斗、四象、二十八宿构成的天文星图上,西方白虎七星。古人认为苍龙、朱雀、灵龟﹙玄武﹚、白虎皆“王者嘉瑞,故列宿象焉”。
司马迁认为,西宫星宿中,“昴、毕间为天街”。《索隐》文耀钩云:“西宫白帝,其精白虎。”《宋中兴天文志》:“石氏云,西宫白帝,其精白虎为七宿。奎象白虎;娄、胃、昴,虎三子也;毕象虎。”在西宫众星中,“昴曰髦头,胡星也,为白衣会。毕曰罕车,为边兵,主弋猎。其大星旁小星为附耳。附耳摇动,有谗乱臣在侧。昴、毕间为天街。其阴,阴国;阳,阳国”。《索隐》孙炎云:“昴、毕之间,日、月、五星出入要道,若津梁也。”《正义》:“天街二星,在毕、昴间,主国界也。街南为华夏之国,街北为夷狄之国。土、金守,胡兵入也。”《集解》孟康曰:“阴,西南,象坤维,河山已北国;阳,河山已南国。”这里的“河”就是黄河,“山”即秦岭,也就是天象中的“昴、毕间为天街”,对应地上的秦岭、黄河。河、山的东南是农耕文明,河、山的西北是游牧文明。也就是以龙门—碣石一线为分界线,即“天街二星,在毕、昴间,主国界也”。司马迁认为:“及秦并吞三晋、燕、代,自河山以南者中国。中国于四海内则在东南,为阳;阳则日、岁星、荧惑、填星;占于街南,毕主之。其西北则胡、貉、月氏诸衣旃裘引弓之民,为阴;阴则月、太白、辰星;占于街北,昴主之。故中国山川东北流,其维,首在陇、蜀,尾没于勃、碣。”《正义》:“河,黄河也。山,华山也。从华山及黄河以南为中国也。”郑樵在《通志·天文略》中云:“昴、毕间二星曰天街,三光之道也。主伺候关梁。张衡云:‘主国界也。’街南为华夏,街北为夷狄。”西汉王朝,在汉武大帝时代的强盛,正是促进了“天街”南北的秦陇、巴蜀一体化,并以此为基地,在中华文明史上第一次成功地整合了农耕、游牧两大文明,自信豪迈地沿着丝绸之路,走向世界!
二、地脉山川:“东北流,其维,首在陇、蜀”
司马迁是中国地理和区域科学的鼻祖,是中国区域经济与区域文化学科的奠基者;《史记》是中国地理与区域文化的百科全书。司马迁《史记》在中国地理与区域文化方面的伟大成就之一,就是“秦蜀一体论”。
首先,秦蜀一体的“山西”经济区,山河壮美。《史记·货殖列传》说:“夫山西饶材、竹、谷、、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楠、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瑇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较也。”这里所说的“山西”“山东”“江南”“龙门、碣石北”,也就是秦汉时期农业和畜牧业的四个基本经济区。秦蜀一体的“山西”名列四大经济区之首,关键在于山川壮美、环境优美,经济文化发达。“山西”经济区内部,山水相连,分为关中盆地、陇右高地和秦巴山地、四川盆地四大板块。关中盆地最发达,“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而公刘适分邠,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丰,武王治镐,故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穑,殖五谷,地重,重为邪。及秦文、德、缪居雍,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献公徙栎邑,栎邑北却戎翟,东通三晋,亦多大贾。孝、昭治咸阳,因以汉都,长安诸陵,四方辐凑并至而会,地小人众,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四川盆地中的成都平原也极为富庶,“南则巴蜀。巴蜀亦沃野,地饶卮、姜、丹沙、石、铜、铁、竹、木之器。南御滇僰,僰僮。西近邛笮,笮马、旄牛”。长安与成都,是“山西”经济区的中心城市和经济发展引擎。横亘在关中与四川两大盆地之间的秦巴山地,有多条山间栈道沟通南北,最著名的是“褒斜道”。“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绾毂其口,以所多易所鲜。”关中与蜀中的西部屏障是陇右高地,“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然地亦穷险,唯京师要其道”。这四大地理单元共同构成了秦汉时期的“大关中”,是全国政治、经济与文化的中心。“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更为重要的是,“大关中”雄踞河、渭、江、汉四大河的上游,居高临下,虎视东方。《史记·范雎蔡泽列传》中范雎对秦昭王曰:“大王之国,四塞以为固,北有甘泉、谷口,南带泾、渭,右陇、蜀,左关、阪,奋击百万,战车千乘,利则出攻,不利则入守,此王者之地也。民怯于私斗而勇于公战,此王者之民也。王并此二者而有之。夫以秦卒之勇,车骑之众,以治诸侯,譬若施韩卢而搏蹇兔也,霸王之业可致也。”可见秦的强大统一,得山川地利之势,“故中国山川东北流,其维,首在陇、蜀,尾没于勃、碣”。
其次,秦蜀一体的“山西”文化区,山河神灵优美。三代之时,“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秦蜀居高临下,神明聚集之地,“天道多在西北”。故《史记·封禅书》云:“自古以雍州积高,神明之隩,故立畤郊上帝,诸神祠皆聚云。盖黄帝时尝用事,虽晚周亦郊焉。”在司马迁看来,秦汉能以“大关中”之地统一天下,其中的奥秘之一,就是得益于河山之助。《史记·六国年表》说:“太史公读《秦记》,至犬戎败幽王,周东徙洛邑,秦襄公始封为诸侯,作西畤用事上帝,僭端见矣。礼曰:‘天子祭天地,诸侯祭其域内名山大川。’今秦杂戎翟之俗,先暴戾,后仁义,位在藩臣而胪于郊祀。”秦国由弱变强,得山川神灵之助,有着压倒关东六国的文化自信。“秦始小国僻远,诸夏宾之,比于戎翟,至献公之后常雄诸侯。论秦之德义不如鲁卫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晋之强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险固便形执利也,盖若天所助焉。”因此,大秦帝国建立之后,改变了三代以来天子祭祀名山大川,重“山东”而轻“山西”的格局。《史记·封禅书》云:“昔三代之皆在河洛之间,故嵩高为中岳,而四岳各如其方,四渎咸在山东。至秦称帝,都咸阳,则五岳、四渎皆并在东方。自五帝以至秦,轶兴轶衰,名山大川或在诸侯,或在天子,其礼损益世殊,不可胜记。及秦并天下,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秦朝建立起了以“大关中”为核心的山川祭祀体系:“于是自殽以东,名山五,大川祠二。”“自华以西,名山七,名川四。曰华山,薄山。薄山者,衰山也。岳山,岐山,吴岳,鸿冢,渎山。渎山,蜀之汶山。水曰河,祠临晋;沔,祠汉中;湫渊,祠朝那;江水,祠蜀。亦春秋泮涸祷塞,如东方名山川;而牲牛犊牢具珪币各异。而四大冢鸿、岐、吴、岳,皆有尝禾。”在全国上榜的名山大川中,“大关中”的名山大川共计11个,超过“山东”的7个,更值得注意的是,黄河、长江与汉江三大河横贯东西,但祭祀地点均在大关中境内,河祠临晋(今陕西大荔县朝邑镇)、沔祠汉中(今陕西汉中市汉台区)、江水祠蜀(今四川成都市)。“霸、产、长水、沣、涝、泾、渭皆非大川,以近咸阳,尽得比山川祠,而无诸加。”渭河、泾河等咸阳周围的河流,虽非大山,但因地属关中而受到国家祠祀。西汉建立后,基本上继承了秦朝的山川祭祀体系。汉文帝十三年(前167),下诏曰:“其河、湫、汉水加玉各二;及诸祠,各增广坛场,珪币俎豆以差加之。”《正义》言:“二水祭时各加玉璧二枚。”证明汉代江河祭祀基本与秦朝相同。秦汉帝国皆以大关中为本位,奉行“山西”超越“山东”的名山大川祭祀策略,以树立、推广和认同王朝的文化自信,使秦蜀一体的“大关中”,真正成为“神明之隩”。
三、统一建国:“秦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
秦汉王朝皆以秦蜀一体的“大关中”为基地,自西向东完成了统一全国的宏大事业,所谓“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汉王建都邑,渭水对青门。”所不同的是,秦朝由北向南,打通秦蜀,统一天下;汉朝由南向北,消灭三秦,统一全国。“大关中”的百二河山,成为秦汉帝国虎视东方的战略基地。
司马迁将历史资料与实地考察相结合,得出了“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司马迁在《史记·六国年表》说:“或曰‘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司马迁在总结三代以来的中华文明成就时,得出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结论,即秦蜀一体的“大关中”,是秦汉王朝的发祥地。对这一结论,司马迁在《史记》的不同篇章中皆有论述。
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分析了秦由弱变强的客观因素,即秦岭南北,一山(秦岭)两盆(关中盆地、四川盆地),形势险要,易守难攻。“秦地被山带河以为固,四塞之国也。自缪公以来,至于秦王,二十余君,常为诸侯雄。岂世世贤哉?其势居然也。且天下尝同心并力而攻秦矣。当此之世,贤智并列,良将行其师,贤相通其谋,然困于阻险而不能进,秦乃延入战而为之开关,百万之徒逃北而遂坏。岂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势不便也。”但仅靠山川地利之险,也可能坐以待毙。秦能统一天下,关键在秦穆公之后,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加快了秦国崛起的步伐。“秦孝公据殽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而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当是时,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备,外连衡而斗诸侯,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商鞅变法之后,秦国走上了富强之路。“孝公既没,惠王、武蒙故业,因遗册,南兼汉中,西举巴、蜀,东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诸侯恐惧,会盟而谋弱秦,不爱珍器重宝肥美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从缔交,相与为一。”秦惠文王的最大贡献,就是吞并巴蜀,打通秦蜀,将秦岭南北的成都平原与关中平原做为击败六国的战略基地。这其中起关键作用的人,是司马迁的祖先司马错。当时,权臣张仪主张伐韩,大将司马错则力主伐蜀。《史记·张仪列传》记载司马错的主张说:“夫蜀,西僻之国也,而戎翟之长也,有桀纣之乱。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得其地足以广国,取其财足以富民。”秦惠文王采纳了司马错的意见,起兵伐蜀,于二十二年(前316)吞并巴蜀,完成了地域上的秦蜀一体,加速了秦国富强的步伐,“蜀既属秦,秦以益强,富厚,轻诸侯”。夺取巴蜀,实现了秦国控制黄河、长江上游的战略目标,向东南可以“浮江攻楚”,包抄楚国,向东北可以“远交近攻”,逐鹿中原。“南兼汉中,西举巴蜀”,这不仅是秦国崛起道路上划时代的历史事件,更是中华文明史上“西部时代”到来的重要标志。司马迁的祖先司马错为此做出了巨大贡献。如果说商鞅变法为秦统一中国奠定了政治经济基础,那么司马错伐蜀则为秦统一中国奠定了地理地利基础。从此之后,秦国背靠高原,中据盆地,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虎视东方。如果说司马迁的“秦蜀一体论”有家学渊源,其源自于司马错。因此,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罗列司马氏家族的文化谱系时,格外强调了司马错。“在秦者名错,与张仪争论,于是惠王使错将伐蜀,遂拔,因而守之。”其自豪之情,溢于言表。如果说“秦蜀一体”,是秦统一天下的历史地理因素和政治舞台,那么同样是拥有“秦蜀一体”的大秦帝国,为何二世而亡呢?
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着重分析了秦朝灭亡的原因。首先,秦始皇迷信“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及至秦王,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棰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然后斩华为城,因河为津,据亿丈之城,临不测之谿以为固。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天下以定。秦王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其次,秦始皇迷信“霸道”,未能施行仁义“王道”。“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迷信武力,废弃王道,外强中干,虽有百二山河,也难免灭亡的命运。“然秦以区区之地,千乘之权,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然后以六合为家,殽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堕,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西汉王朝的建立,在文脉“道统”和王朝“天统”上,直接继承了大关中地区的周文化。《史记·太史公自序》云:“子羽暴虐,汉行功德;愤发蜀汉,还定三秦;诛籍业帝,天下惟宁,改制易俗。作高祖本纪第八。”大汉雄风,愤发有为,《史记·秦楚之际月表》云:“故愤发其所为天下雄,安在无土不王。此乃传之所谓大圣乎?”“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史记·高祖本纪》太史公曰:“周秦之间,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缪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秦蜀一体的“大关中”,不仅为刘邦集团提供了丰厚的文化沃土,而且给汉初君臣奉献了奋发有为、开拓进取的精神,“汉中开汉业”,使这里成为真正的汉家发祥地。
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梁中效,陕西理工大学两汉三国文化研究所所长、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副会长,主要从事中国古典文献与文学研究、区域文学与文化研究。
文//来自于《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7年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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