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建刚|“五四运动”命名者如何看五四

罗家伦

如果说广义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领袖以蔡元培、陈独秀、胡适为代表，那么狭义的五四学生运动的核心领袖则以傅斯年、罗家伦为代表。傅斯年在五四运动之后不久，因为思想分歧与言语冲突，慢慢退出了五四学生运动，此后很快出国留学。与傅斯年比起来，罗家伦可谓全程参与了五四运动，不仅如此，这一时期，他还撰写了一系列的文章，成为五四学生运动中实至名归的学生领袖。考察罗家伦在五四运动前后的表现，既可以审视五四时代学生的思想风貌，又可以看到五四的思想价值如何逐渐影响后来的中国历史进程。

罗家伦对五四学生活动的策划

作为北大学生，罗家伦对五四运动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具体而言，他是五四学生游行示威活动的策划者，是《北京学界全体宣言》的起草者，是五四运动的命名者，也是五四运动的反思者与阐释者。

五四运动，本质上是以学生游行示威的方式来达成“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目标诉求。1919年5月4日，北京的学生们之所以能够选择游行示威之举，与罗家伦一年前的提议息息相关。1918年，为了反对媚日外交，北大学生在西斋饭堂集会，最后一个演讲的罗家伦在群情激奋之下，提议北大全体学生奔赴新华门请愿并抗议。罗家伦的这一举动，正是五四运动之前奏。也就是说，1919年五四运动采取游行示威之方式，无非是对罗家伦一年前策略的沿用罢了。

五四学生运动的诉求，具体表现在罗家伦写成的《北京学界全体宣言》。这份宣言，是五四运动中唯一的印刷品，值得仔细分析。宣言中，罗家伦写道：

“日本在万园和会上要求并吞青岛，管理山东一切权利，就要成功了！他们的外交大胜利了！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亡了！所以我们的学界今天排队游行，到各公使馆去，要求各国出来维持公理。务望全国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举了！今与全国同胞立两条信条道：

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不可以断送

中国的人们可以杀戮不可以低头

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这份宣言，有三点需要特别注意。

第一，这份宣言是罗家伦用白话文写的。1919年年初，傅斯年、罗家伦等北大学生，创办了支持文学革命的《新潮》杂志。此时的罗家伦，正是白话文运动真实的拥护者与践行者。罗家伦在五四运动的这一策略，大大推动了白话文运动的进展。1919年的初春，以胡适、陈独秀为首的新派领袖与以林纾、张厚载为代表的旧派文人因为白话文问题正展开激烈的争斗。恰在此时，五四运动迎面而来，罗家伦的白话文写作，一方面响应了胡适的主张，另一方面也给参加五四运动的学生做出了示范。此后，经过五四运动一役，白话文运动最终取得关键性的胜利。在这方面，罗家伦功不可没。

第二，这份宣言的核心诉求，是民族主义的。文中最后一句“国亡了，同胞起来呀”，在当时击中了每个中国人的心。这就涉及五四的核心议题之一：爱国主义。这一由五四运动所召唤出的民族主义情绪，对凝聚国家意识，形成国家认同，无疑是至关重要的。可以说，20世纪中国人对中国的家国认同感，最关键的一役，也正是五四运动。因此，宣言中这份救亡意识与家国情怀，正是五四运动题中应有之义。

第三，这一宣言，不仅说出了五四学生运动“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主观诉求，而且还预先设计了五四游行示威的路线图。学生游行示威，一开始的目的地，是到各国大使馆尤其是美国大使馆驻美大使芮恩施那里递交说帖，这是“外争主权”的一面，当这一诉求没能如愿达成后，游行示威的学生中，有人提议去赵家楼找曹汝霖算账，这是“内除国贼”的一面。可以说，当时的学生之所以有此提议，或许就是受罗家伦“内除国贼”这一口号的影响，毕竟火烧赵家楼的行为，正是“内除国贼”这一主张的具体实践。

罗家伦是五四运动的命名者

就五四运动而言，罗家伦另一个引人注目的贡献是：他还是五四运动的命名者。1919年5月4日发生在北京的这场学生运动，第一个将其命名为五四运动的，就是罗家伦。在五四运动发生三周之后，罗家伦以“毅”的笔名，在1919年5月26日的《每周评论》发表《五四运动的精神》一文，提出五四运动中的三种精神：“学生牺牲的精神、社会制裁的精神、民族自决的精神。”百年之后再回首，罗家伦这篇文章最重要的意义，恐怕还在于第一个将这场运动命名为五四运动。广义的五四运动，历史上一般称作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这一名词，最早出现在1919年10月前后的《晨报》上，可惜未署名，不知作者是谁。也就是说，我们不知道最早提出新文化运动这一名词的人是谁。但是，我们知道最早提出五四运动的人是罗家伦。

罗家伦对五四运动的反思

五四运动的复杂之处，还在于五四的人物在五四运动刚发生后不久就开始系统反思五四的弊端。也就是说，五四内部蕴含着对五四本身的反思。在这一点上，罗家伦可谓杰出的思想者。在五四运动刚结束一年时，他就在《新潮》杂志发表《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底成功失败和将来应取的方针》，此文可谓全面反思五四之作。在此文中，他指出，五四运动让学生沉醉于罢课，动辄罢课的结果就是学术的停顿。故而，对蔡元培提出的“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的主张，罗家伦最能心领神会。在他看来，如果说五四运动是北京学生们“读书不忘救国”的具体体现，那么，五四之后，学生们应该赶紧离开十字街头，回到象牙塔去埋头读书。在他看来，五四运动固然唤醒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但这种民族主义情绪的过分强烈，或许就会让人忘记每个人最重要的目的还是在于把你自己铸造成器。读书与救国之间，十字街头与象牙塔之间，蕴含着民族主义与个人主义的此消彼长，隐含着救亡与启蒙的永恒悖论。在他看来，学生沉醉于罢课，正是“救亡压倒启蒙”的具体体现。这种救亡与启蒙之间紧张的内在张力，具体到罗家伦本人身上，表现为他身上的“司马迁”与“张骞”之内在的紧张。离开北大前往美国留学后，罗家伦最大的学术兴趣乃在于中国近代史，尤其是中国近代外交史。在这方面，他是具有学术野心的，也就是说，从学术启蒙上来讲，罗家伦将来的人生目标应该是成为一个一流的史学家，成为像司马迁这样的史家。然而，罗家伦毕竟是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在国家面临生死存亡之际，他的责任感，他的家国情怀，又让人挺身而出，折冲樽俎，去救国救民，而在当时，在他看来，救国的捷径是外交救国，顾维钧正是其中典范。所以，罗家伦对外交官这一职业也有很浓厚的志趣。1928年五三惨案前后，蒋介石派遣去跟日本谈判的外交人员，核心人物也是罗家伦，这是他身上“张骞”的一面。可以说，五四运动中的“救亡”与“读书”，具体到罗家伦而言，就是选择做“张骞”还是选择做“司马迁”的问题。最终，家国存亡之秋，罗家伦放弃教育家之身份，出任驻印大使等职位。他留给后世人的形象，更多的可能还是外交官的形象。从这一点上来看，罗家伦的人生路径，跟蒋廷黻非常类似。不过，他比蒋廷黻的幸运之处在于，他刻意培养的得意弟子郭廷以，不仅成为近代史名家，还成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创始人，培养了众多的近代史学者。也就是说，罗家伦未竞之近代史的学术志向，至少由他的学生郭廷以完成了。

罗家伦对五四运动的阐释

说到罗家伦的近代史兴趣，也不能不提他对五四的阐释史。从亲身参与五四到暮年之际，阐释五四是罗家伦乐此不疲的话题。他对五四的阐释，有以下几个层面。首先，最浅层面，五四运动是民族主义情绪影响下的爱国运动。其次，深层次一点说，五四可谓中国的思想启蒙运动，与西方的启蒙运动有相似之处。谈到这一点时，罗家伦特别侧重胡适、傅斯年在博览全书方面的精彩表现，并由此将胡适傅斯年比拟为中国的伏尔泰与狄德罗。第三，他还认为五四类似于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故而又将五四称作是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之所以有这一论调，一方面，源于1919年他所主办的杂志《新潮》，其英文名《The Renaissance》，即文艺复兴。另一方面，可能跟他受到胡适影响有关。众所周知，在给五四定性时，胡适坚持认为这是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罗家伦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折衷调和，后来还将五四新文化运动称为是“启蒙运动”与“文艺复兴”的综合体。最后，也是最深的一个层次，罗家伦将五四运动与国家的现代化相提并论，他说：“五四运动是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而新文化运动也广泛澎湃地由五四运动而扩大。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一贯的精神，就是要使中国现代化。要使中国现代化，必须从思想现代化做起。五四运动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但就现代化的意义来讲，仍是有待我们继续努力的一个方向。”

如今，蓦然回首，五四已然过去百年。百年回望，在这场运动中，罗家伦是一位健将。他作为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全程参与了这场运动，写下了最有名的白话文宣言，第一个将这场运动命名为五四运动，在五四当年就对学生运动的一些弊端做了精彩的反思，并在后来的人生历程中，不断对五四进行新的阐释。

毫无疑问的，在罗家伦的一生中，教育家也好，外交家也罢，他最重要的一件事，还是他亲身领导并见证了五四运动的发生，从那一刻起，他就不仅仅是创造历史并影响历史进程的学生领袖了，他也终将成为后世人们不断提及的历史人物。他创造了历史，最终也进入了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