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云舒|五四运动是怎样影响胡适的

编者按：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在五四运动发生之时和之后，都有对五四运动相当多的见解和评价。胡适对五四运动的看法，对于我们今天百年回首五四，无疑有着相当的参考意义。

胡适

胡适对五四运动的直接评价

1919年五四运动发生时，胡适正在上海迎接杜威来华讲学，他住在蒋梦麟家里，第二天，有《上海时事新报》记者来访，他才知道北京发生的事。5月7日，他参加了上海国民大会游行，8日回京。等他到北京时，北大校长蔡元培已辞职离京，校务暂由原工科学长温宗禹署理，胡适和王建祖、沈尹默被公推协助温宗禹代行校务。其时学生爱国情绪高涨，到处罢课集会，要求“外争主权，内除国贼”“还我青岛”，北洋政府军警则大肆拘捕学生；6月6日，北洋政府重新任命胡仁源为北大校长，但因师生抵制而未能上任；6月11日陈独秀被捕，胡适接办《每周评论》。这段时间，各种风潮不断，而胡适则主张维持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他从10月起代理北大教务长，12月北京各高校由于教育部欠薪不发而决定罢教，胡适坚决反对罢教，因而辞去教务长职务。

一年后，即五四运动一周年之际，胡适与蒋梦麟联合署名发表了《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文章说：“社会若能保持一种水平线以上的清明，一切政治上的鼓吹和设施，制度上的评判和革新，都应该有成年的人去料理；未成年的一班人（学生时代的男女），应该有安心求学的权利，社会也用不着他们来做学校生活之外的活动。”尽管学生运动也生发出了不少好的效果，如“引起学生的自动精神”、“引起学生对于社会国家的兴趣”、“引出学生的作文演说能力、组织的能力、办事的能力”、“使学生增加团体生活的经验”、“引起许多学生求知识的欲望”，但也会养成他们“倚赖群众的恶心理”、“逃学的恶习惯”及“无意识行为的恶习惯”。他希望学生回到课堂，过一种“学问的生活”、“团体的生活”、“社会服务的生活”。

此后的五四运动纪念日，胡适又多次发表文章和演讲，如《黄梨洲论学生运动》（1921年）、《五四运动纪念》（1928年）、《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再谈五四运动》（1935年）、《纪念“五四”》（1935年）、《“五四”的故事及其意义》（1938年）、《“五四”广播词》（1942年）、《胡适先生五四谈》（1947年）、《“五四”后新思潮运动的意义》（1947年）、《北大校友“五四”聚餐联欢会上的讲话》（1947年）、《“五四”的第二十八周年》（1947年）、《“五四”与北大》（1958年）、《中国文艺复兴运动》（1958年）、《“五四”运动是青年爱国的运动》（1960年）。在他晚年的《口述自传》中，也曾谈到五四运动的影响。这些文章里，胡适都充分肯定了五四运动是一场学生自发的爱国运动，但他始终认为学生干涉政治是一种不得已的救济办法，学生更应该在学校里学习知识、研究学问，政治的责任应该由成年人去担负。

胡适对引发五四运动的外交问题的研究

众所周知，五四运动的起因，是巴黎和会同意把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让给日本。胡适在美国留学时期，就密切关注着欧洲的大战对中国的影响。欧战爆发伊始，他就在1914年8月5日的日记里写了一篇长文《记欧洲大战祸》，此文后来刊登在《留美学生季报》上。8月17日，他的日记又记了一篇《还我青岛，日非无利》。10月，他在《中国留美学生月报》（The Chinese Students' Monthly）上发表了《日本与胶州》（Japan and Kiao-chau）；11月又发表了《德国租借胶州的历史》（History of the German Leased Territory of Kiao-chau）；11月28日他还在雪城（Syracuse）为美国后备军官演讲《一个东方人看这次世界大战》（What an Oriental Sees in the Great War）。在《德国租借胶州的历史》一文中，他记述了1898年德国强行租借胶州的过程；在《日本与胶州》中，他又谈到当时的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大隈信重几个月前刚刚发表的《三论东方之平和》，大隈在文章里说，日本与中国“辅车相依，唇亡齿寒，日本而灭中国，乃日本之大害，中国而仇视日本，亦中国之不利也”，胡适认为这些“善意”的话不过是纸上谈兵。1914年8月23日日本对德宣战，5天后，胡适在《一个东方人看这次世界大战》演讲中指出，日本在中国山东与德国开战，却要求中国遵循日俄战争的先例，保持“局外中立”，日本占领胶济铁路，却对中国的抗议置若罔闻，中国在战争中所受的待遇，跟德国对待比利时和卢森堡的方式如出一辙。他认为中国必须武装自己，捍卫自己的生存权利，同时，国际社会也不能把现代文明建立在丛林法则之上，在国际伦理上奉行双重标准。他后来还写了《强权即公理吗？——国际关系与国际伦理》（Does Might Make Righ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Ethics，1915年）、《武力在国际关系里有没有代替物？》（Is There a Substitute for Forc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1916年）等文章，探讨国际法和国际联盟的建立原则等问题。

在1928年的《五四运动纪念》演讲中，胡适又回顾了五四运动的发生、过程和影响。日德宣战后，日本从德国手中接收了青岛，续办胶济铁路，并强迫中国承认。1917年8月中国对德宣战，翌年11月11日德国战败，然而中国作为战胜国，却未能收回德国在山东的特权。日本不仅没有像1914年8月16日给德国的《哀的米敦书》（“最后通牒”）中所说，“令德政府以胶州租借地全境交与日政府，以为他日交还中国之计”，反而变本加厉地扩大了其在山东的特权。1918年初北洋政府又向日本借款，作为交换条件之一，通过政府换文的方式正式承认了日本在山东的权益，这一换文后来成了巴黎和会上日本强占山东的借口。这就是胡适在1921年文章中所说的“荒唐的中老年人闹下了乱子”。胡适总结五四运动的直接影响时指出，正是五四运动的发生，迫使中国代表没有在巴黎和会上签字，这才有了1921年“华盛顿会议”上，日本终于同意把山东的权益交还给中国的结果。

由上述可知，胡适在留学时期就密切关注欧战的发展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后来也一直关注着时局的发展，那么为何到了五四运动时期，他却一方面肯定五四运动是学生爱国运动，一方面又主张学生应该回到课堂，不要经常性地干涉政治呢？这还要从他留学时期的思想形成说起。

五四运动对胡适的影响

1915年三四月间，日本大隈内阁向北京袁世凯政府提出了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的消息传到美国，留美学界群情激愤，《中国留美学生月报》的主笔邝煦堃等人发表文章，称“中国人别无选择，只有决一死战”。胡适在4月1日的日记里记载了“二十一条”全文，并在同月出版的《中国留美学生月报》上发表了《致留学界公函》（An Open Letter to All Chinese Students）。他认为中国当时的兵力和军备无法与日本抗衡，“螳臂当车、以卵击石绝不是英雄主义”，他反复重申“让吾等各就本份，各尽责职，吾辈之责任乃是学习”。他的这个观点，起初受到了所有人的反对，但冷静下来之后，却又得到了大家的认同。胡适写这封公开信的时候，尚不知道远东问题的最终解决之道究竟在何处，但几个月后，1916年1月，他就在日记里两论“造新因”，他说，“今日造因之道，首在树人；树人之道，端赖教育”，决心“打定主意，从根本下手，为祖国造不能亡之因”。可以说，他后来所主张的学生本份在于读书学习，不宜过多干涉政治，以及他晚年总结实验主义的“循果以推因”的“历史的方法”和“制因以求果”的“实验的方法”，均滥觞于此。从后来的情况看，胡适所说的“造新因”，就是从文学革命和白话文运动开始的“新文化运动”，他后来称之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1917年1月他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就是文学革命的第一篇宣言书。他回国之初，就“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要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这不过是他“造新因”的另一种表述。

胡适认为，影响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根本原因，不是政治问题，也不是军事问题，而是文化问题。若无思想文化上的变革，就不可能有制度的变革。而要解决文化的问题，起手之处就是要为中国建立言文一致的国语。由汉代太学选士制度和隋代以来的科举制度延续下来的言文分离，使贵族士大夫阶层长期掌握着儒家经典的解释权和文学、文化的主导权，社会被分成两个地位悬殊的阶层，只要这种状况不打破，社会的变革就无从谈起。要打破这种状况，就必须废除文言，建立一种人人都能听、人人都能读、人人都能写的言文一致的国语，而能够胜任国语之基础的，只能是在全国使用范围最广的官话方言（即白话），要把过去被贵族士大夫阶层认为不登大雅之堂的白话文学确立为文学的正宗，通过白话文学的创作，使国语的文法走向规范化。一旦这种言文一致的国语得以确立，贵族士大夫阶层就会失去他们的话语权，社会上对程朱理学和礼教的信仰就会被打破，就能够使中国走向一个人文主义、理智主义和思想自由的时代，从而为将来的自由民主的社会政治制度奠定一个思想文化上的基础。因此胡适回国以后，就和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等《新青年》同人一起倡导文学革命和白话文运动，他希望通过二三十年的努力，最终能使这一愿望得以实现。而《新青年》同人的最大共识，也正是对白话文的倡导。起初，他们的主张并没有引起多少反响，用鲁迅的话说，“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以至于钱玄同和刘半农不得不演一场“双簧”来博取人们的眼球。

但事实比想象的要快。五四运动发生后，全国在短短几天内突然涌现出数百种白话报刊来报导这场运动，白话文由此得到迅速普及。仅仅过了半年，1920年1月，北洋政府教育部训令国民学校先将一二年级国文教科书改为语体文，4月又训令其他各科也改为语体文。1917年以来的“新文化运动”和1919年的五四运动本来是两场性质不同的运动，前者是文化运动，后者是政治运动，但五四运动有力地帮助了白话文的传播，因而使这两场运动发生了关联。胡适对五四运动的评价，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它促成了白话文运动的迅速成功。但白话文运动成功，也使《新青年》同人失去了共同奋斗的目标，五四运动之后，由于受到新的时代精神的激励，《新青年》队伍出现了分化，同人纷纷转向，陈独秀南下，并带走了《新青年》，而胡适等人也由此失去了《新青年》这个重要舞台。胡适在晚年的《口述自传》里说：“从我们所说的‘中国文艺复兴’这个文化运动的观点看，那项由北京学生所发动而为全国人民一致支持的、在1919年所发生的五四运动，实是这整个文化运动中的一项历史性的政治干扰。它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一个政治运动。”

概括起来讲，胡适对五四运动的评价，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第一，他充分肯定五四运动是一场学生爱国运动；第二，学生运动是非常态的社会政治环境下不得已的救济办法，而学生的本份是学习知识、研究学问；第三，五四运动期间突然涌现出来的数百种白话报刊，有力地帮助了白话文运动的成功；第四，五四运动把一场思想文化运动转变成了政治运动，打乱了他“要想从思想文艺的方面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非政治的基础”的初衷，使他“二十年不谈政治”的愿望变成了泡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