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毓黻|李大钊与五四运动

原题：李大钊与五四运，作者：金毓黻，来源：《观察》1950年第6卷第13期

李大钊像

李大钊别号守常，他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后，又赴日本留学早稻田大学，前后都是学习政治经济。他在日本因为常常向《甲寅杂志》投稿，就结识了章士钊，后来就由章士钊的介绍而到了北京大学。

我根据北京大学档案不完全的记录，知道章士钊是在一九一七年任北大教授，又从是年九月起兼北大图书馆主任，到一九一八年二月，章先生向北大校长蔡元培推荐李大钊继续他作图书馆主任，蔡先生就答应了，自是时起，大钊先生就作了北大图书馆主任，但是不兼教授。这是我从一九一八年上季班印的北京大学二十周年纪念册考察出来的。

我又从北大不完全的档案查出，自一九二○年九月起，北大教授中就有李大钊姓名在内，一直到一九二五年八月，才注明停支薪水。这时北大延聘教授，例以一年为期（每年从九月起至下年八月止），究竟大钊先生系从那一年作了北大教授？要费一点考证工夫。我考察一九一九年二月所印行的北大教职员录，知道大钊先生在一九一九年九月以前，只担任图书馆主任。如果作了教授，应该从一九一九年九月开始，但以未找到这时候的档案，所以也无从断定。

据王森然所作的《李大钊评传》和郭湛波的《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都说大钊先生是于民国九年（一九二○）任北大教授，证以我查出的北大档案，这话似乎可靠。但胡适在一九二三年所作的《近五十年之中国文学》上说：“民七（一九一八年）一月以后，《新青年》重新出版，归北大教授陈独秀、钱玄同、沈尹默、李大钊、刘复、胡适六人轮流编辑”。照这些话来推测，可能大钊先生从一九一八年八月就作了教授。这一小问题，留待将来得到正确文献，再来决定。

大钊先生把北大图书馆主任辞去，是在一九二一年九月蔡校长自法国回校以后，继续他作主任的是皮宗石。大钊先生辞去主任以后，就以教授而兼任校长室秘书。

根据北大档案记载，大钊先生所开的课程，在史学系开过《唯物史观》、《史学思想史》。在政治经济两系开过《现代政治》和《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又有人说，他在法律系开过《社会立法》。他又兼任过国立女子师范大学私立朝阳大学教授，在女师大开过《女权运动史》等课程。

大钊先生是在一九二五年八月，才正式脱离开了北大，离开北大的第三年即一九二七年四月，被张作霖的政府逮捕，在那月的二十八日他就光荣地为主义而牺牲了！

根据许多的史料，可以知道，大钊先生对于共产主义思想的研究及领导，五四运动的推动，以及组织共产党的工作，都是非常努力，而做了先知先觉。这一段李大钊的历史，是值得称述的一段历史。

二

李大钊先生对于五四运动，是否作了领导？是否在这一运动中发生了主导作用？领导这一运动的是否尚有他人在内？这是值得讨论的一个问题。……

一九三三年鲁迅给《守常文集》作序。他说：“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段棋瑞枪击徒手请愿的学生的那一次，他（大钊先生）也在群众中，给一个兵抓住了，问他是何等样人？答说是做买卖的。兵说，那末，到这里来干什么，滚你的罢！一推，他总算逃得了性命。”照这一次的事实，证明大钊是亲身参加群众中而作了指挥者，这才算真正地来领导这一次的学生运动。拿后来的实际行动，来说明前一期的领导群众运动的问题，也可以想象到大钊先生来实际参加这次的五四运动。

据我多方调查的结果，那时候李大钊先生，的确有参加领导这一运动的可能性，要说明这一问题，应该从北大图书馆本身说起。

北大图书馆原设在北大第三院（现在的理学院）后楼。一九一八年秋天汉花园北大第一院的红楼落成，便把图书馆移入红楼的下层，分为二十一个书库，六个阅览室，这都是经过大钊先生亲手计划的。

图书馆的主任室，是在红楼下层东南角，靠南头的一连两间，外间作会议室，内间作主任室。耍进入主任室，必须先进外间的门，通过会议室，才能进入，因为内间的门，是在内外两间的隔壁上的原故。

在五四运动以前，就有许多同学读过大钊先生在《新青年》杂志和其他报纸所发表的文章，非常钦佩他的见解，常常来向他请教，因此他的主任室的外间，便常常有同学们的足迹。并且常在外间开讨论会，当时参加讨论会的，当然不能限定于北大同学，但是以北大同学居其多数。

美国记者斯诺所作的《西行漫记》其中如访问题为“毛泽东自传”的一篇，是根据毛主席的口述写出来的，当然可靠。毛主席说：“当我在北大任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在李大钊领导之下，我就很快地发展，走上马克思主义之路”。毛主席是一九一八年（想系秋天）来到北大图书馆，第二年的年初，就离开了北大而转到上海，（据斯诺所记）。五四运动发生的时候，毛主席不在北京，而且在五四运动以前，大钊先生就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而启发了毛主席，当然同时受他启发的尚有不少的北大同学，这就是大钊先生能来领导五四运动的一个有力旁证。

大钊先生对于推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是这样的积极，也就是对于反帝反封建的中国革命起了积极的作用。我想他一听到巴黎和会的山东问题，受了帝国主义的过分压迫，马上就要承认签字，而我们的政府那样软弱的无能，而且在政府中曹章陆一般人，都是和帝国主义互相勾结，他一定非常气愤，常和他接近的北大同学，当然要受了他的感动，无形之中也就受了他的指导。这样的情形，应该是大钊先生来领导这一运动的主导作用。

据当时接近大钊先生的几位北京老同学，谈起这回事情，在五四运动前后，图书馆主任室的外间，是不断地开会，是不断地有同学们来参加。虽然不能说是计划和指导五四运动，但是这样不先不后地开会，定然是和五四运动有点关系。

根据上文的叙述，大钊先生虽然受了客观条件的限制，无法象后来的“三一八”运动，亲身参加在请愿队伍里，但是他能用侧面间接的方法来鼓吹这一运动，就等于实际来领导这一运动。

五四运动的领导者，除了大钊先生之外，是否尚有其他的人在内？也需要讨论一下。

有人说过，最初提醒北大同学，知道巴黎和会上的山东问题，已临到严重关头的，是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五四运动发生以后，一部分同学被捉将官里去，尽力援救学生而不肯向政府低头的，也是蔡先生。这是不是有了领导这一运动的意义？我们只可说，蔡先生对于五四运动有了启发，有了帮助，而不是领导。

有人说，五四运动的意义，不能专就五四那一天的行动来说明，应该把前一段的新文化运动，后一段的（如“六一二”）各地方继续不断地罢课罢工，合并起来计算，才能够具体说明这一运动。因此，如陈独秀，如胡适之，如鲁迅，都对这一运动发生了作用，是否五四运动也有他们参加领导在内？

反帝反封建是执行中国革命的主流，谁能掌握这一主流，谁就是领导者。这时候的陈独秀是《新青年》杂志的主持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也很积极，对于五四运动的影响当然很大，我们不能因为他后来走上机会主义的道路，就把他前一阶段的成绩一笔抹杀。胡适和鲁迅都是新文化运动的健将。但这时候的鲁迅，更不象李大钊能有参加领导五四运动的机会，只是说他的文学创造，对于五四运动也起了很大的作用而已。至于胡适对于政治的主张，根本就和李大钊不同，关于此节，业已有人说过了。归根结底来说，当时掌握中国革命的主流，最正确而又最积极的应该是李大钊先生，因此他就成为五四运动的领导者。

三

李大钊先生不单是一位名教授，也是一位有名的新闻记者，他编辑过的日报和杂志，一时也数不清。经我查明他在五四运动前后参加编辑的杂志，只有《新青年》、《每周评论》和《少年中国》三种，是与北京大学有关系，此外的日报和杂志姑且略而不谈。

《新青年》杂志是一九一五年九月在上海出版的，由陈独秀主编。等到一九一八年一月重新出版，便由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轮流编辑。大钊在《新青年》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是“青春”，时间是在一九一六年（二卷一号）。等到大钊先生入北大以后，五四运动以前，他在《新青年》发表的作品，一共有六篇：一、“青年与老人”。二、“今”。三、“新的旧的”。四、“庶民的胜利”。五、“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六、“战后之妇人”。在五四运动的当时，又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篇。

在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大钊先生又和陈独秀创办一种小型报，因为每一星期出版一次，所以叫做《每周评论》。最初是以北大国文系进步教授如胡适、钱玄同、刘复、马裕藻、沈尹默等做底子，每一人出现洋五元。当时名义上的编辑部是在北京宣武门外米市胡同七十九号，其实都是大钊先生和他几个朋友担任编辑及校对，他因为白天事忙，常常夜间回到宣武门内回回营的寓所，来完成他编辑及校对的任务，因为这样的情形，北大一部分的同学，如办《新潮》杂志的一般人，就常常和他接近，因此就发生研究新思想的问题，而领导了五四运动。

《每周评论》从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开始出版，至一九一九年八月二十四日停刊，共出了三十六期。我以为这个周刊比《新青年》尤为重要，因为《新青年》是由陈独秀主编，在上海出版，一月一期，而且常常脱期，对于当时的新文化运动，固然有了主导作用，但是大钊先生等积极分子，以为领导思想和运动，都感觉到不甚敏活，所以就在北京创办了每星期出版一次的小型报--《每周评论》。

《每周评论》是在五四运动前五个月出版的，又是大创先生与陈独秀合编的刊物。我们要考察五四运动是否李大钊来领导的这一问题，似乎应该在这小报上来摸索，比较向《新青年》摸索，更能正确地得到结论，这就是我们要注意的一个重点。

在靠近五四运动的几期《每周评论》，特别提出山东问题的危机，以唤起社会的注意。又例如对曹章陆三人的行为，有下列极深刻的批评。

（一）章宗祥、曹汝霖、陆宗舆社会上说他们是亲日派，这次章公使由日本回国，许多中国留学生都手拿上面写着卖国贼三个字的旗子，送到车站。（一九一九年四月二十日）

（二）驻日章公使回国的时候，三百多留学生赶到车站，大叫卖国贼，把上面写了“卖国贼”、“矿山铁道尽断送外人”、“祸国”的白旗，雪片似的向车中掷去，把一位夫人吓得哭了。其实章宗祥很有笑骂由他笑骂的度量，只苦了他的夫人。

（三）段内阁和（日本）寺内内阁时代的二万万元借款，不用说都是曹陆章三人的大功。这回设法妨害巴黎专使提案的亲日派卖国贼，还没有查实是谁，上海商业公团又居然归功于曹汝霖。我想曹汝霖必然暗中笑道，就是你们中华民国的全国国民都站起来骂我，我不但不怕，而且正于我有大大的利益。

（四）有人说陆宗舆中华汇业银行是中日合办的，有人说完全是日本的银行，我们实在弄不清楚。为了吉黑两省金矿森林借款，那中华汇业银行总理陆宗舆给中华民国农商总长财政总长的信，满纸的贵国、贵政府。这汇业银行到底是哪国的银行？陆宗舆到底是哪国的人？我们实在弄不清楚。（以上三条见一九一九年四月二十七日）

这些批评都载在《每周评论》的“随感录”，除第二条外，都署名“（隹又）眼”，应该是出于陈独秀的手笔。

大钊先生在《每周评论》中发表的议论和笔记也不算少，都署一个“常”字或“守常”二字，也有时候写做“明明”。在靠近五四运动的时候，对于山东问题，不见有署“常”字的议论，这是什么原故？我以为这时陈独秀的议论，就是大钊先生要说的话。况且在这时候的大钊先生，如果另有实际工作，当然非常忙碌，无暇及此。

《每周评论》中特别指出曹章陆三人的卖国罪行，就是指示在社会间的群众，应该给这三人以重大打击。以这样的态度来说，就是对于五四运动起了领导作用的证明。至于直接领导这一运动的人，大钊先生之外，也不能不算陈独秀在内。

在五四运动以后，《每周评论》的态度，更分外地积极起来，当然也有大钊先生鼓动的作用。

大钊先生在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巴黎和约签字的那一天，写出几条笔记，发表在《每周评论》的“随感录”上。最痛切的是“新华门前的血泪”和“哭的笑的”两条。他说：“这样的炎天酷日，大家又跑到新华门前，一滴血一滴泪的哭，唉！可怜，这斑斑的血泪，只是空湿了新华门的一片壁上”。又说：“今天是和约签字的日子，巴黎的欢声必能送入全世界人的耳鼓，可是我们应该常纪念着今年今日新华门的哭声。”这说的是如何惨痛而动人，这不是文字，而是血泪。

大钊先生和理论配合的实际行动，在前面已说过了，单就他在《每周评论》一个小报上的表现，也就非常可观了。

由此可见，大钊先生在《新青年》发表的“青春”和“今”两篇名作，对于中国思想界的革新，已起了划时代的作用。又如“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两篇名作，对于五四运动发生了主导作用，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但是我们必须知道，《新青年》的言论，所给予那一时期的影响，是和《每周评论》两相配合起来，所给予一个新社会的影响。我们不应该单单强调《新青年》，而忘记了《每周评论》。

大钊先生在一九一八年六月和王光祈等发起少年中国学会，一九一九年七月学会正式成立，就于是年七月十五日创刊了《少年中国》杂志。这个杂志的编辑主任就是大钊先生，其中登载几篇他所作的论文、笔记和新体诗。这时候的少年中国学会常常在北大图书馆开会，在杂志里记载很详细。这一杂志对于当日的新思想新文化的运动，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也是大钊先生在北大工作期间所推动的一件大事。

四

李大钊担任北京图书馆主任以后，就和在北京的苏俄人士有了往来。

在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以后，苏俄就常常派工作人员驻在北京，和中国进步人士作了联系。最初和大钊先生常常往来的却有两个俄国人。

一位是苏俄派在北京工作的魏金斯基，一位是白俄而很进步的柏列卫。柏列卫系北京俄文专修馆俄文教员，也在北大做过兼任俄文教员，因此他和北大许多先生有了因缘，因此促成大钊先生喜欢和苏联人接近。但是传播共产主义思想于大钊先生的，是魏金斯基，而不是柏列卫。至于大钊先生能和魏金斯基接近，也和柏列卫有点关系。

后来苏俄政府先后正式派遣马林、加拉罕、越飞到北京的时候，也和大钊先生作了联系。当那时候大钊先生的北洋法政同学在直系军阀吴佩孚幕府中有点力量，于是大钊先生和直系军阀有点联系。马林等为了完成他们的使命，必须要和直系军阀拉拢，他们请大钊先生来作媒介，也是可能的事。

马林等来到中国，声明把从前帝俄政府在中国所得一切权益概行放弃，关于庚子赔款的一部分，当然也要仿照英法美日各国办法交还中国政府，专办文化事业。象大钊先生在北京教育界已经有了学术地位，而且思想前进，自然，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物。因此马林等愿意先从教育界入手，向中国进步人士取得联系，大钊先生就是一位最适宜的人物。

当大钊先生担任北大图书馆主任时期，常常有苏俄人士来到图书馆访问，大约就是魏金斯基和柏列卫一流人物。

大钊先生和魏金斯基等有了往来以后，就加紧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五四运动的后一年（一九二○）北京就有了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在这时候陈独秀已离开了北大，到了上海，因此在北方领导研究的是大钊先生，在南方的主持人就是陈独秀。这样的研究小组，就是下一年--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在上海成立中国共产党的基本队伍。

当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开成立会的时候，出席代表只有十三人，代表北京党员的是张国焘刘仁静两个人。据周佛海（日本留学生代表）《往矣集》上记载，马林也在上海参加这个成立会。当时大钊先生何以不能前来参加，大约是在北京所负任务太重，不易于离开的缘故。

苏俄首先派到北京的代表和大钊先生接近的应该是马林（他前后来到中国三次），马林在北京不得要领，乃转变方向到南方（桂林），要和孙中山先生会面。

马林和中山先生会面，是谁介绍的呢？有人说是大钊先生介绍的。这时候是一九二一年的冬天，大钊先生以北大教授兼任校长室的秘书，和蔡校长的关系相当密切，便把这件事告诉了蔡校长，蔡校长非常同意此事，便立刻写信把马林介绍给中山先生。这时候的大钊先生，是否和中山有了往来？是否他又写信介绍马林？是无法考察了。然而孙中山先生从此就逐渐地接受了苏俄的影响，而要改组国民党。后来苏俄再派越飞来到中国，就在一九二三年一月和中山先生在上海共同发表了《孙文越飞宣言》。等到是年年底，中国共产党员加入了国民党，共产国际也派鲍罗廷来做孙中山先生的顾问，这时候大钊先生是在广州对于国共合作一事非常出力。这样一连串的事实，使得在中国的共产主义思想特别发展起来。

一九二四年一月国民党在广州改组的时候，大钊先生便以共产党员而加入了国民党，又做了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但是他在此后仍然常驻北京，指导北方的党务工作，他仍然是北京大学教授的一员。

我对于大钊先生组织共产党的活动，及他和苏俄使节的联系，都是向各方面采访所得的资料，并没有丰富的文献根据，所以我不敢再多说。

在大钊先生未脱离北大工作岗位的时候，已经有过一段几乎被捉将官里去的故事，我把这件事叙述一下，即作本文的结束。

现在北京大学博物馆内陈列有关于李大钊的一件文献，系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日《教育部训令》，内称：“北京大学首唱共产党李大钊字秀昌（守常之讹）现住该校第三院教员休息室（又说是寄宿舍），招集党员，密开会议，其宗旨系令各党员分派成组，密往京师中学以上，运动学生加入该党，通饬各校严行防范”，下署“教育总长王九龄”字样。马叙伦先生最近在他所作的《我在六十岁以前》一本书里，也记载过这件事。他说：“我在教育部时（代理部务）有一件事情，幸而是我在教育部，原来内务部得到情报，说共产党首领李大钊在各校活动，咨请教育部查办，我把他压下了，否则李先生不必等到张作霖做到大元帅就会被捕”。我查这年的北京段执政的政府公报，内载：教育次长马叙伦于三月十七日免职。他免职的原因，系教育总长王九龄赴部就职的那一天，遭到了国立八校教职员的阻拒，因此迁怒到代理部务的马次长，疑心他有了作用。由此可以证明，这件事是先被马叙伦先生压下了，王九龄就职后羞恼成怒，又把这件训令搬出来，而颁发到了各校。

这件训令里只说到“通饬各校严行防范”，也不过是照例文章，并未说将李大钊逮捕，这就表明了国立八校教职员团结的有力，再过了半个多月，王九龄（他是云南督军唐继尧的代表）也做不下去而滚蛋了。

附记：

一、参考资料最重要者，如《新青年》、《每周评论》、《少年中国》三种。

二、与北京图书馆有关系的章行严、张申府、朱尚瑞、王锡英诸先生，皆以难得资料供给我作参考，特此致谢。1950年4月14日于北大文科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