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五四运动的历史地位是北大师生做和说出来的

陈平原

十五年前，我在《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的“导言”中称：“‘五四’之于我辈，既是历史，也是现实；既是学术，更是精神。”这个立场，至今没有改变。这就很能理解，面对“五四”百年这么一个重要节点，我不能不有所表示。可问题在于，该说的以及能说的，我已多有著述，如谈论兴学堂与五四运动之关系（《老北大的故事》，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2015年），考究代际交替与学术创新（《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2005年，2010年），辨析政治运动与述学文体的张力（《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2010年，2018年，【英译本】，2011年），研究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之勾连（《“新文化”的崛起与流播》，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不敢说有多大创获，但起码认真思考过。因此，轮到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在我已经是老狗变不出什么新花样，更多扮演参与者与观察者的角色。

二十年前，我和夏晓虹合编《触摸历史——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广州出版社，1999年），十年前，此书由北京大学出版社重刊，只是改正了几个小错误。这回香港中和出版社出增订本，我决定小修大补——原书虽选择了傅斯年等作为代表，但学生部分还是显得单薄。新增十六篇谈五四时期的北大学生，与原先“横空出世”辑的十三文合观，还有思想、文艺、学术、出版等不同领域，这场“青年运动”的面目方才显得丰满。

应台湾大块文化的邀请，我与早年学生季剑青合作，编一册《五四读本》。为什么采取这么一种纪念形式？我在序言中称：“一次次带有仪式感的五四纪念，自有其社会动员与文化建设的意义。但我以为更重要的，还是阅读当年那些核心文本，经由自己的独立判断，与历史展开深入对话；而不是人云亦云，记得某些标准答案。”十多万字的“读本”，主要面向公众，学术上不可能有什么创见，但一编在手，能大致呈现那个风云激荡的时代，也自有别样的意义。

去年五月，我提前在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作为一种思想操练的五四》，算是给“五四”百周年过虚岁的生日。该书并非材料丰富、立论谨严的史著，而是单刀直入、带论战性质的评论，目的是勾起读者对“五四”的兴致，进而阅读、思考与论辩。书出版后，北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组织了专题讨论会（参见李浴洋《对话“五四”：理解历史与关怀时代——陈平原新书研讨：思想操练的迫切压在纸背的心情》，2018年6月30日《北京青年报》），同人意犹未尽，各自将发言稿整理成文，刊《文艺争鸣》2018年第9期。此专辑共十文，包括我的《为何必须不断与五四对话》，各有长短，但都感慨遥深。

比起以上编著来，我更想谈的，是今年参加的三个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的学术会议。五四百年纪念，中外学界有很多活动及著述，限于个人的行程及学力，我只能蜻蜓点水。

某种意义上，五四的历史地位是北大师生做出来的，也是他们说出来的——1920年起，连续六年，每到5月4日，北京的《晨报》必出纪念专刊，作者绝大部分是北大师生。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制止举办五四纪念活动；唯独北大师生不理睬这一禁令，依旧我行我素。正因这种长期坚持，谈论五四运动，似乎成了北大师生的“徽记”。1979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刊行《五四运动回忆录》上下两册，11月刊行《五四运动回忆录》续编，谈论五四运动在北京的，三分之二是北大师生所写。如今，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不管外界态度如何，北大责无旁贷。考虑到春光明媚的4、5月重要活动很多，同人商议，选择3月底这个乍暖还寒的时节，以我们自认为恰当的形式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

3月30日在北大举办的“五四与现代中国”学术论坛，分上下两场，下午是分论坛，有十七篇论文发表；上午的“主题论坛”包括六位演讲人——北京大学陈平原、日本京都大学狭间直树、四川大学罗志田、美国哈佛大学王德威、英国剑桥大学方德万（Hans van de Ven）以及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王汎森。作为主人，我演讲兼司仪，其他五位按年龄排列。以我多年参加学术会议的经验，若珠玉在前，主持人还在后面絮絮叨叨，不管复述还是评论，都是对听众智商的侮辱。我不做这种讨人嫌的事，所谓“引言人”，就是报幕，引出精彩的发言人。好在听众与讲者都很配合，我等也都不辱使命，总算圆满完成任务。因调子未定，媒体不宜过分渲染；可学者的声音也自有其价值，于是请各位主讲人删繁就简，做成一专辑，交《探索与争鸣》5月号刊出。至于我自己的文章《危机时刻的阅读、思考与表述》，此前交给了香港的《二十一世纪》双月刊，将刊4月号。

比起北大会议的过分沉重，半个月后（4月12/13日）在美国哈佛大学举办的“五四@100：中国与世界”学术研讨会，可就轻松多了。会议由哈佛大学王德威教授和卫斯理大学宋明炜教授合办，设置了两个主题演讲，12日上午是海德堡大学瓦格纳教授的《重建五四场域：交流、宣传与国际参与人员的作用》，13日上午是我的《从“触摸历史”到“思想操练”——我看五四及五四研究》。众多论文分六组发表，此外还有两个圆桌会议，一是年长一辈谈“五四不是昨天”，一是“新青年”说“五四如何超越”。印象深刻的，还有组织者精心策划，命题作文，邀请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台湾、香港等地学者，谈论五四运动在东亚各地的影响、对话与传播。

相对于大名鼎鼎的哈佛大学，号称“南方哈佛”的莱斯大学（RiceUniversity），位于美国第四大城市休斯敦，并不是东亚研究的重镇，这回出人意料，在该校赵氏亚洲研究中心的支持下，召开了“五四运动新视野”研讨会。会议规模不及北大及哈佛，总共发表司马富（Richard J. Smith）、钱南秀、夏晓虹、陈平原、赵沈允、杨联芬等六篇论文，有四十多位师生“共襄盛举”，这对于莱斯大学来说，已经很了不起了。考虑到讲者及听众的语言能力，钱南秀教授事先将各自的PPT做成中英双语，这样节省时间，且效果很好。准备会议发言，我颇有心得，干脆写成《新文化运动中“偏师”的作用及价值》，交给《北京大学学报》发表。

大概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为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过去一年半载，国内外大学不知有多少以五四为主题的选修课。我是上学期在北大讲授，王德威则是这学期在哈佛开课。在王教授4月29日的最后一讲上，我应邀谈《五四的正面、背面与侧面》，把那些意犹未尽的思考以及压在纸背的情绪，与年轻一辈学者分享。

还是此前讲过的，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五四更像是用来砥砺思想与学问的“磨刀石”。每代人都有自己的问题意识，也都有独特的发现与遮蔽，一百年的“五四纪念”，其得失成败本身便值得关注。基于个人经验及考察，我对今年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百年纪念，有如下四个担忧——一怕成长在太平盛世的年轻一辈，无法接受五四新文化人那些“危机时刻的阅读、思考与表达”；二怕年复一年大张旗鼓的纪念活动徒具形式，变得日益口号化与空洞化；三怕学界就事论事，没能拓展视野，在理论上有所提升；四怕成为纯粹的书斋学问，没能因应时代话题，也无法介入现实生活。毕竟，五四研究与当代中国政治以及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密切相关。

落日余晖中，漫步在查尔斯河畔，遥想百年前北京街头新文化人的英姿，只有心向往之而已。比起诸多才华横溢或居高望远者，这点工作实在不算什么；可在我，已算尽力而为了。

至此，我的“五四”百年纪念，总算告一段落。

2019年4月21日于休斯顿旅次